谢春池
我与你们彼此记住了对方的名字。
不管我与你们认识或不认识，熟悉或不熟悉，深交或仅仅有些往来，都一样有着美好的情谊。
这一切，皆因了诗歌，也因了采贝，更因了爱！
——题记
知道朱碧森去了美国，然而，这么多年了，并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碧森兄，前几年，我主政《厦门文学》，推出了一个颇有分量也颇有影响的栏目，“百年福建文学”，其中的一个选题即中国第一个翻译家福州人林琴南。忽地想起他出国之前给我寄来的那本人物传记《林琴南》，找出那书，大喜，交给本市两位作家陈金山苏效明，让他俩从他的书里撷取几个片断，重写一过，遂成一文，登在《厦门文学》，当然，文后注明取材于他的那本传记文学。此事至今未告诉，请见谅，让我在这里对他表示遥远的谢意。
知道碧森兄的名字，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福建文艺》（即今《福建文学》）、《福建日报》副刊《武夷山下》读过他写的诗歌，留下印象，知道他在闽北，也是知青，即有认识他的愿望。后来，知道他1979年入读厦门大学中文系，也从《采贝》读到他的诗作，尽管他生活学习在我的故乡，我都一直未与他相识，有点遗憾。1980年10月，我在福州汤井巷宾馆参加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会（即舒婷诗歌讨论会），认识了与朱碧森在一起编《采贝》诗刊的78级学生周峻翔。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最为勃兴的岁月，现代诗的狂飙突起，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大奇观与壮观。70年代，福建诗坛已经集结了一群颇具才华的中青年诗人，他们中有刘登翰、孙绍振、俞兆平、黄文忠、邱滨玲、朱谷忠等，还有厦门的蒋夷牧、陈志铭、刘瑞光、朱家麟、陈仲义、谢春池、林培堂、林部、卢建瑞等，碧森、峻翔、卓洋等。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朦胧诗被历史推上舞台，影响了中国文坛，开创了一个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都卷入其中，即使不写诗，只要有思想，都得面对这一场文学革命。碧森们进入了大学再造，更得风气之先，堪称幸事，我虽1977年高考落榜，因从插队之地调至华侨大学工作，也自然置于风气之中，也算有幸。
我非常感谢这一场诗歌革命，它使我从极左的假大空的文学羁绊中，完全解放出来，经过十年痛苦的蜕变，我回归真正的文学的同时，回归了人性，这是我一生足堪慰藉的！我还得说，我诗歌艺术的提高，得感谢《采贝》诗刊以及那一代十分年轻的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他们皆称我“谢老师”，而实际上他们是我写现代诗的老师。
1980年的舒婷诗歌讨论会，我是朦胧诗的反对者，然而，同时我又无法抗拒地为朦胧诗所吸引。几年之后，我彻底背叛了原来的审美原则，投降了朦胧诗，成为了现代诗阵营的一员，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与兆平兄彼此知道多年也未曾谋面。70年代中后期，他还在闽东的霞浦县当中学教师。大约是1979年，我返厦时，市文联听讲座，是省剧协一位要员介绍东欧国家的戏剧，会场人数不多，二三十人。我发现比我迟到的一位年纪略比我大几岁的青年，坐在我后面，此君穿一件蓝灰色中山装，留一刀鲁迅式胡须，一脸严肃，我断定此君非浅薄之人，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则似怀才不遇。这引起我注意，我主动回头问其尊姓大名，问其在哪里工作。
“我是俞兆平。”答，脸无表情，普通话带着明显的福州腔，后来才知道，他是福清人。
“哎哟，你是俞兆平！”我惊叫，但小声，因在会场；我立即起身，移至后排和他坐在一起，我告诉他，我是谢春池。他这才露出笑意。兆平告诉我，现已不在霞浦教中学，前年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我真为他高兴……不等报告结束，两人悄悄起身，走出会场。我当即邀他去家中一叙，他爽快地答应。我俩从中山公园南门缓缓走至厦禾路老屋，厦禾路老屋后来成了我和采贝诗人小聚的乐园，此乃后话。
与兆平兄可谓一见如故。在厦禾路老屋前面我父亲那极为昏暗的小房间里，34岁的兆平兄和28岁的我仿佛是结交多年的朋友，促膝谈心，谈文学、谈家庭、谈婚姻、谈人生、谈社会……已近中午，兆平兄告辞，我不让他走，因为，此时，他一个人在厦大读书，单身汉。我让母亲为他单独做了一碗瘦肉汤面，那时，我们家人要吃一碗瘦肉汤面，都不容易。我看着他吃完，问：好吃吗？答：味道很好！我满意了。
送兆平兄走下高高的厦禾路老屋的宽大石阶，从此，我与他结下不浅的情谊，至今还是好朋友。
不久，兆平兄与他们系的几个学生结成一个采贝诗社，编辑出版在福建颇有影响的《采贝》诗刊，让我很倾慕。
在未去福州参加舒婷诗歌讨论会之前的九、十月间，我和泉州诗人陆樯正筹备成立交响诗社，编辑出版《交响》诗刊。在福州开会，兆平兄向我索稿，我则向峻翔索稿。第二期的《交响》发了他的新作《古莲子》，这应是我最早与采贝诗人的交流。
80年代前期，我开始大量写散文，且颇有收获。一批作品在省内外杂志刊登，其中《在外婆的家乡》发于《人民文学》、《晨之诙谐曲》发于《散文》月刊。我也继续写诗，投稿，1983年底至1984年初，我寄诗稿给《人民日报》副刊《大地》，没想收到该刊的复函，拆开信一看，竟是朱碧森的手迹：
春池同志：
无意间阅读到你的来稿。诗有一定质量，可惜平了些。有新作还望寄上。多写些有地方特色、有自己特点的东西，力求精炼。可直接寄我。
我们虽不相识，却相互知名。记得你曾托人向我问好，见面机会我想会有的。大学毕业后，没想到会分到报社，并到文艺部，现在主要看散文稿。我自己亦深感创作之艰难。因是老乡亦算文友，写此信，以求赐教。
朱碧森
1984年2月15日
“曾托人向我问好”一事，即1980年10月，在福州开会我托峻翔兄向碧森兄问好，让他记在心里。
碧森兄的信，让我高兴，于是，我与他有了联系，也是这一年，我的散文《彩色的雨夜》由碧森兄编发于《人民日报》，虽是一篇平淡之作，还是引起一些朋友的注目。
1989年，我从华侨大学调回厦门，在《厦门文学》谋生，碧森兄为我高兴，来信祝贺，此时，他正在撰写传记文学《林琴南》。大约是1990年与1991年之间，他出差来厦门，我为他及同行记者安排住宿，还陪同几次，他行色匆匆，却也与我有过深谈。不久，他就去“洋插队”了。两个月前，忽接厦大中文系79级、原采贝诗社成员、碧森兄同班同学林志民电话，告知决定出一本《采贝》诗刊的选集，约我写一写相关的文章，我因家父重病卧床不敢应承。十几天前，志民兄又来电问及，我应承了，两三天后，家父逝世，拖至今日，才动笔，实是感念碧森兄对当年采贝诗社对诗歌的一片痴情，否则，以我此刻心境，如何写得了这样的文章呢？
关于采贝的往事自然值得回忆，对福建诗坛、厦门诗坛，皆有好处。一切似乎刚刚在昨天才发生，可想起来，则有些渺茫了，毕竟过去了二十多年。什么时候与采贝诗社交往，记不得了；而是谁给我寄来《采贝》诗刊，也记不得了，谨抄录时为采贝诗社负责人、厦大中文系80级学生沈艺奇的来信，即可说明1984年，我和采贝诗社开始亲密接触：
谢春池同志：
我非常荣幸，代表《采贝》给你写这封回信。尽管我们并不认识，但是，从你的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知道……我们是同乡哩！因为我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厦门人。不过，我没有你那么丰富的生活经历（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羡慕你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所过的完全是一种十足的学生生活。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也许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
你对拙作《我为白色的建筑群歌唱》、《在冬天和采石场》的赞赏，坦率地说，我实在感到有些诚惶诚恐！
沈艺奇
1984年1月20日于厦门
艺奇兄，我习惯亲切地称呼其“小沈”，他那时期写的诗歌，我很喜欢，与他一起负责采贝诗社的同班同学丘熊熊的诗歌，也让我喜欢。他俩的作品，让我感到了才气的横溢，生命之喷薄。当然，更吸引我的是他们诗歌的现代元素。至今我依然执着地为他俩遗憾，假如此二君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坚持诗歌创作，肯定是福建诗坛的优秀歌者。
这年5月，厦门籍着名诗人鲁藜返回故乡，时任厦门市文学协会（即今市作协）秘书长林培堂策划组织鹭岛诗会，欢迎鲁藜，也邀返厦的我参加。那天晚上，市工人文化宫三楼大厅聚集了本地数十位作家诗人，还有不少文学青年赴会。迟到的我落座之后，才发现同桌的是几位年轻人，知道他们是厦大采贝诗社的，甚喜，一一问起沈艺奇等的近况，交谈甚欢。诗会结束，回到厦禾路老屋，我漏夜写下鹭岛诗会二题：《致鲁藜》和《致采贝诗社》，两天后，这两首诗由《厦门日报》编辑、诗人王者诚编发于《海燕》副刊，《致采贝》不久又收入《采贝》诗刊：
我说：我是来采撷五月的诗蕾。
你们说：你们是在初夏的海滩拾贝。
我说：鹭岛的风情让诗人们陶醉。
你们说：厦门港的风浪闯出弄潮新一辈！
我说：阔别诗坛的先人与青山同归。
你们说：灯塔永远在大海上闪射金辉！
我说：愿我们在诗苑里时常相会。
你们说：让我们都带上一枚闪光的采贝。
就是此次返厦的某个下午，我去了一趟厦门，寻寻觅觅，终于我到中文系男生宿舍楼沈艺奇的房间，由于事先未约，沈艺奇不在宿舍里，问其舍友：采贝诗社的沈艺奇同学去了哪里？舍友答我：到海边去拾采贝了。众笑。我留下一张字条。大约是第二天，也可能是第三天，傍晚，沈艺奇出现在厦禾路老屋台阶上，初次见面，彼此没有一点陌生感，他和我坐在矮凳上，喝着功夫茶，用厦门话交谈着，艺奇眼眸总闪烁着一种光，脸上始终有笑容。我发觉作为诗人，他并没有激情与冲动，似乎人与诗大异。
这一年，艺奇兄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委宣传部工作，与其同事的李洪祥正主编《厦门特色文学报》（即《鹭涛》），邀我出任副主编，我力荐该报推出艺奇兄组诗，未果，心有不甘。二十多年来，我和艺奇兄时有来往，至今我还认为，早已不写诗的他，内心深处仍有一颗诗心在跳动。
如今是所谓的信息时代，电脑横行天下，老朽我顽固不化，至今未与电脑结缘，依然用笔写作。绝大多数人早已用电脑写字，艺奇兄亦然，因而，我更珍惜他当年写给我的那几封信，窃以为是我收到的数万封信里最具个性的。艺奇兄每一封都用的蓝色方格稿纸，以钢笔书写，蓝墨水的笔迹，一笔一划，端端正正，最与众不同在于每个字都写得非常开，把每个小小的方格填得满满的。有一封信，艺奇兄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他用了好几个笔名，在《采贝》诗刊发作品，我数了一下，竟多达六七个，如：斯思、方行、执云等等。我叹道：此君或许是中国诗坛笔名最多的诗人吧！
沈艺奇诸君离校时，把采贝诗社交给81级的徐德金，此君诗歌写得不错，有能力，很温和，也想把诗社办好，他聘我及陈元麟等任顾问，还多次和我商谈诗社的事务。此时，在华侨大学随我写诗的哥们赵小波，至厦大哲学系专科进修，他年龄较徐德金们大几岁，热衷参与诗刊活动，如此，使我与采贝诗人们的关系密切起来。
2011年4月25日于见山居
写于父亲逝世之后十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