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阶段后，一方面台湾“国家认同”如何，是事关完成国家和平统一的时机、方法、进程选择的大是大非问题；一方面台湾“国家认同”在变化，“一个中国认同”在下降。面对如此局面，如何影响和引导台湾“国家认同”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和平统一方向转变的迫切性、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影响和引导台湾“国家认同”转变的关键，是要确定和评估影响台湾“国家认同”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而探讨影响和引导台湾“国家认同”的途径和方法。
第一节台湾“国家认同”的原生基础
考察影响台湾“国家认同”变化的因素，历史、民族、文化和实力要素构成台湾“国家认同”的核心和主体。在历史的进程中，在中华民族前进的过程中，一部台湾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中华民族战天斗地的拼搏史，就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家乡的斗争史，就是两岸同胞建设宝岛、两岸共同繁荣的发展史，这就是台湾“国家认同”的源泉和根基。
一、民族因素
从“国家认同”的内涵出发，一个地区“国家认同”的形成，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拥有民族、历史和文化认同。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台湾人是中国人，这是任何政治力量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台湾“国家认同”的内核。
最早定居台湾的是中华民族成员。台湾在海峡还未形成之时，就是大陆人生活、劳动的地方；台湾海峡形成后，在岛上定居的依然是来自大陆的早期居民；4500年至2000多年前，台湾海峡因为海退，水面变狭和变浅，又为大陆人进入台湾定居提供了可能。无论是台湾的史前文化定居者，还是早期居民，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组成台湾早期居民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高山族，主要是在文明社会形成之前来自大陆在高山地区定居者。一部分是平浦族，在闽粤移民到达台湾时就相互进行交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已经汉化。平埔族和高山族一样，与闽粤移民一起，在台湾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开发、建设和保卫台湾的主力是大陆移民。大陆移民主要来自闽粤地区，厦门附近成为闽粤移民前往台湾的主要集散地，再经澎湖马公岛和东吉洋等海域前往台湾，海上风浪无常，移民渡海历尽艰辛，多少人被海浪吞没。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关于闽粤移民的记载，直到宋代，关于大陆汉人在台澎地区的活动情况，才正式出现在一些特定的史料上。到明代后期移民开始大量增加。台湾光复时，中国政府派出大批接收官员和专业人士赴台，两岸中国人重新在一起享受接受日本投降的欢乐，加入建设台湾的行列。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时，超过200万的外省人到达台湾，两岸中国人一起开始了“台湾再发展的进程”。
台湾的族群关系产生于移民之初。无论是较早到达台湾的闽南人，还是紧随其后的客家人，到台湾时，大都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组织亲属、族人赴台进行垦荒，以便于生存、垦荒和打开局面。随着移民活动的增加，血缘、宗族关系已经不能适应，他们通过同乡的关系结伴来台，然后又通过同乡的介绍和指引，来台后在同一地区共同开垦。定居后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保卫生产成果，他们又需要组织和联合起来，祖籍地缘关系替代血缘关系。这种移民社会所特有的祖籍地缘关系，成为台湾族群矛盾的由来，一直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发生作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社会的演变。
台湾同胞无论是那一族群，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台湾的建设成就，同样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台湾发展史对台湾“中国认同”的形成、内涵和演变，发挥了根基性、长期性的作用。无论是外国侵占，还是两岸分离，或是错误引导，都不能改变台湾同胞内在的中国属性，当然也不能彻底颠覆台湾的“国家认同”；台湾“国家认同”只能构建在台湾人是中华民族成员、台湾发展是由两岸中国人共同努力结果的基础上。
二、历史因素
“国家认同”作为“集体记忆”之一，包括民族、族群的自然属性，更有中央王朝和台湾的联系。虽然历史没有完整记下台湾历史演变前期的详细情况，但是没有停止记载台湾的人、台湾的事，没有停止记载两岸人民的来往，没有停止记载中原对台湾的关爱。在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尚书·禹贡篇》中，把中国分为九州，其中扬州管辖范围包括被称为“岛夷”的台湾，“岛夷”是台湾的第一个名称。以后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临海水土志》等史书都提及台湾，随着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东移，台湾在史书中的记载逐渐正常化。
中原封建社会兴盛起来后，中央王朝与台湾之间有着许多来往。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吴国君主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水军一万到达被他们称为“夷洲”的台湾，这是历史上有书为证的中国王朝第一次与台湾的联系。公元607年，隋炀帝先后派出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武贲郎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等人三次前往当时被称为“流求”的台湾。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彰化市，有一条街名叫“陈棱街”，它就是为了纪念这位隋朝将领的。到宋代，开始在台澎地区设立管理机构，澎湖列入福建晋江县版图，这在台湾开发史上是第一次。公元1291年，元朝派出海船副万户杨祥为宣抚使，与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鉴率兵6000余人进军台湾。公元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捕捉罪犯，兼办盐课，这是中央政府派驻台澎地区的第一个行政执法机构。中国政府开始正式管理台湾。为保卫台湾，在以后的岁月中，先后进行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等重大军事活动。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在台湾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统治机构、制度，进行有效管理。到1885年10月12日，慈禧在下旨创建海军的同时，同意左宗棠的奏请，福建政务由闽浙总督兼管，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正式下诏在台湾建省。到1888年正式实现“闽台分治”，台湾单独设省，从此台湾社会进入了近代大规模开发时期。
正是历史上两岸的来往，联结起两岸人民的心灵，台湾与大陆不可分离。台湾的开发，包含了多少先行者的勇气、开拓者的艰辛和奋斗者的牺牲；包含着多少台湾对祖国腹地的向往、多少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在延绵数千年的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中，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建设台湾的过程、牺牲和成就，成为组成台湾“国家认同”的重要元素。因此，即使台湾“国家认同”出现阶段性的变化，或者说是某些人故意篡改，但是这种历史元素是无法改变的。
三、文化因素
在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中，文化显得分外重要，因为人的民族属性、历史记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只有具备相同的文化要素，即生活在相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才能形成相同的认同。作为中国人的台湾同胞，因为是中国人，在中央政府的安排下，与中原腹地有着密切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与大陆一样，台湾是中国人的地方，是中华文化的所在地，两岸文化、习俗相同，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因此，台湾“国家认同”具有深刻的中华文化基础和氛围。台湾一些人为了否定台湾文化的中华文化的属性、否定台湾“国家认同”的一个中国属性，编造出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结合的产物”的神话，就是为误导台湾“国家认同”编造文化依据。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汉文化进入台湾有两种途径：一是移民的到来，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文化知识、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民间技艺。来台的男性汉人因为移民女性奇缺，逐渐冲开官方禁婚的限制，与当地平埔族或高山族女性通婚。平埔族和高山族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与移民和睦相处。从友好相处到共同合作，加快了闽粤移民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丰富了中华文化。一是官方所为，以维护统治秩序、宣扬儒学等统治伦理、主办官学和科举考试为主。汉文化有组织、系统地进入台湾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政权建设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一些文化教育建设，建孔庙设学校等。完整的教育、科举体系在台湾第一次出现，很快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明末清初一批明朝遗臣也流亡到台湾，致力于“文化拓垦”，促使台湾文风渐开，提高了台湾社会崇尚文化的风气和台湾地区的文化水准，缩短了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的差距。清朝为巩固、完善统治基础，对台湾的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视，为宣传、传播汉文化作过很大努力，也取得相当成功，为增强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社会的主导地位，起过历史性的作用。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台湾成为全国经济发展先进省区之一，在大陆一些较难实行的洋务首先在台湾得以实现，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和文化较为发达，民众文化素质较高，思想、观念也较为开明，因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两岸文化上的一致表现得十分充分。台湾通行的无论是国语，还是闽南话、客家话都是中国话；两岸使用同种方块字，通行繁简两体汉字和汉语拼音；两岸食谱、茶道、节气、节日、红白喜事和生活习俗相同；相同的文化产生相同的艺术，最为典型的歌仔戏和布袋戏，源自闽粤，演的是中国人，唱的是中国曲，大陆的京剧、沪剧、越剧和黄梅戏等众多戏种在台湾都有流行；影视歌曲美术建筑等方面，两岸也有共通性；共同的文化基础，带来两岸宗教文化相同。两岸在文字语言、衣食住行、时令节气、婚丧嫁娶、科举考试、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理想人格、行为规范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一致，并非是简单的文明传播、文化流通所致，而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基础、共同的伦理道德、共同的生活方式孕育出来的成果，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当然也是形成“国家认同”的源泉。尤其是在“国家认同”出现偏差的时候，千万不要低估中华文化对于“国家认同”正面且持久的影响力。
四、实践因素
“国家认同”是要有实力基础的，历史上台湾的“国家认同”、对祖国的感情、对故乡的盼望，是在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增强的。
1624年9月，对中国台湾垂涎已久的荷兰武装船队，从两年前侵占的中国澎湖地区出发，侵占台湾。1662年2月1日，在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打击下，荷兰总督揆一宣布投降，38年的殖民统治结束，中国人第一次把占领自己领土的外国侵略者赶出去。控制台湾的郑氏集团在郑成功、郑经先后病故后，在幼主郑克塽等人带领下图谋割据，与中央政府对抗。1683年10月，康熙命令施琅将军收复台湾，完成两岸统一。日本对中国台湾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从16世纪末起多次发动侵略行动。1895年4月17日，侵占中国台湾。日寇在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的同时，开始在台湾实行残酷统治、疯狂掠夺，同时推行“皇民化”，图谋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分裂出去。两岸中国人与反***盟国一起，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台湾历史上反侵略和反分裂战争的胜利，一次又一次地增强了“国家认同”。首先，显示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实力。面对步入近代工业化的外国列强的侵略时，两岸人民英勇奋战，在中国人民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纪录，当然也成为“国家认同”的实力基础。其次，台湾同胞自己定位为中国人。荷兰、西班牙侵略台湾时，日本早期侵略时都是以台湾是“无主土地”为名出兵。日本威逼中国清朝政府割让台湾后，极力挑拨两岸人民的感情，宣扬台湾已被祖国抛弃，日本是其“新的祖国”。但是，台湾同胞都把台湾当成“天朝”中国的土地，自己是中国人，侵略者是异类旁族，决不与其为伍。特别是针对日寇的“皇民化运动”，台湾民众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在面临侵略和奴化压力时，台湾人民自我定位为“中国人”，这是“国家认同”的核心精神，早已在台湾民众心中扎根。第三，台湾民众踊跃投入反侵略斗争。早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民众一再举行反荷起义。在日本侵占时期，台湾民众高举抗日义旗，展开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抗战爆发后，两岸同胞共同进行反侵略斗争，既是具有共同“祖国认同”的结果，也推动了“祖国认同”的增强。
台湾，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开发和建设的，也是两岸中国人共同保卫的。当出现外国侵略势力、内部分裂势力图谋分裂中国时，赶走侵略者、维持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中华民族每一位成员的神圣职责。这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所在，这就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也成为台湾“国家认同”的基本元素，要说“台湾主体性”和“台湾意识”的真谛和核心应该是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