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建国方案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爆发，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启发了中国人民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深度思考。思考的结果，一是爱国主义觉悟显着提高，二是民主思想广泛传播。 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的奇耻，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大辱，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使国人认识到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势如累卵的危险地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更激起了国人的觉醒。国人越来越认识到：既然清政府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并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奴役中国，中国人民就理所当然地把反帝反封建斗争联结在一起，作为救亡图存的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图书，大力鼓动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发表了《革命军》，陈天华发表了《警世钟》《猛回头》等。这些作品均名噪一时，影响很大。
随着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潮的高涨，人们开始探索怎样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是改良，还是革命？孙中山抛弃改良、立志革命的言行，代表了进步中国人的心路历程。1894年6月，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希望“以和平的手段，渐进之方法”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对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李鸿章来说，即使如此也不能容忍。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拒绝了孙中山的倡议，使孙中山“所有希望完全成为泡影”，从而转向暴力革命的道路，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行动纲领。
历史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领导革命。一些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便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领导革命的任务承担起来。于是，在上海、日本东京等知识分子和留学生集中的地方，兴起了建立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宣传革命思想的热潮。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开会，倡议将兴中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11月26日，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将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孙中山解释说，民族主义并非排斥满族人，而是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为清王朝既是封建统治者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清王朝以加速其灭亡。
民权主义为“创立民国”，实行共和，即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同盟会在《军政府宣言》中具体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民生主义为“平均地权”。孙中山赞成约翰·穆勒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主张，即解决土地问题的最佳方案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他试图以此“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民生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这种主张意在防止社会贫富悬殊，可惜未能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难以成为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同盟会纲领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远远超过了此前中国近代各种革命力量提出的口号，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一方面同改良派进行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一方面组织反清武装起义。
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喉舌，鼓吹中国人不具有共和国民资格，实行共和非亡国不可。因此，中国只能行君主立宪。
革命派则以《民报》为阵地坚决予以回击，指出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所趋，不可阻挡，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革命的唯一出路。针对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革命派批驳说：清政府已是一个极端反动腐败又对洋人俯首贴耳的政府。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证明，不能再指望清政府进行任何改革。必须一举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实行民权立宪的新制度。这场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结束，改良派被批驳得理屈词穷。从此，革命观念深入人心，初步奠定了民主共和制度的思想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长期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准备，武装革命的条件逐渐成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付诸革命行动，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1907年5月的饶平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派共进会和文学社领导武昌起义，公开与清政府分庭抗礼。武昌起义掀起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不到两个月的时间，15个省市先后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控制，成立了军政府或都督府。尽管孙中山当时不在国内，没有直接领导这次起义，但他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始终是革命领袖，所以当他在12月25日回国后，便被各省代表推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1月28日，成立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三个月内，临时政府颁布了许多法令，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保障人权，废除刑讯；禁止人口买卖、蓄奴、蓄辫、缠足、赌博、吸毒；废除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奖励发展工商业；禁用清朝法律，废止尊孔读经，实行具有资本主义教育特点的新学制等。1912年3月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政治诉求，也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仆后继斗争的集中体现。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侵略势力，为中国社会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舆论宣传和革命实践，使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皇权思想遭到唾弃，民主共和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使以后任何复辟帝制的举动（如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只能以短命告终。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尽管这场革命没有摧毁封建经济基础，但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法令、措施，有利于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促使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段时期内有了较快的发展。
辛亥革命既是一场胜利的革命，又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从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层面看，胜利了；但是，从政权被帝国主义、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代理人袁世凯窃夺的层面看，又失败了。毛泽东指出：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