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宏年、胡其俊“业余”为天安门升降旗28年
天安门经历了十年特殊岁月，终于回归正轨。那些光怪陆离的社会万象并未玷污它的金身，它像普通市民一样，更喜欢北京的市井味道。有关它的故事从此也就少了许多虚幻和飘渺，多了百姓的气息，甚至胡同里的幽情和叫卖。
下面所讲的，是两个普通人的故事，他们与“伟大”根本不沾边，只想不惹祸、不招灾地度过平凡一生。挣钱吃饭，孝敬老人，养活老婆孩子，是他们人生的全部。
但是一不留神，他们还是走进了天安门的史册，留下“不朽”的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头28年，天安门的升旗不像今天那么庄严，没有任何仪式，只要让国旗飘在旗杆上就成了。那时天安门也没有专门管理机构，升旗的事就只好交给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单位——北京供电局。它位于广场西南角，离旗杆不过二三百米。
供电局领导也很实际，找一个踏实、负责任、不用操心的人干这件事。于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程宏年便成了共和国第一任升旗手。
1949年10月2日清晨，程宏年第一次把国旗升上了旗杆。此时，广场上万籁俱寂，也就是几个小时前，还是人头攒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
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程宏年还不能理解一个崭新国家诞生的全部意义，更不会想到，他脚下的这片广场日后会演绎出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他默默地升上了国旗，也默默地走进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直到两年后的1951年9月30日。对于那些穷尽毕生，最终也没能名留青史的人来讲，程宏年是个幸运儿。
同是供电局工人的胡其俊成了程宏年的继任者。
1951年9月30日下午，股长来了说：“老胡，明天是国庆节，你去天安门广场升旗，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程师傅。”领导说完，一扭身走了。这句有点不经意的话，却让胡其俊驮着国旗走了26年。
当天晚上胡其俊来到程宏年的家，打听清楚升降旗的时间和方法，也就算“培训”完毕。之后他又重新回到单位上了个夜班，凌晨3点才下班。就这样胡其俊迎来了第一次升国旗的时刻，他平凡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起点。
胡其俊与程宏年一样，都是在农村土坷垃里长大的，即使到了大都市，也像农民忠于土地一样忠于领导和工作。
“那时升国旗，没有准确的时间。晴天，看着太阳出就升旗，太阳落就降旗；阴雨天，天亮了就升旗，天黑了降旗。”1993年胡其俊在接受一家刊物采访时说，“那时也不是每天升旗，只有在重大节日或有重大活动时才升旗。重大节日就那么几个，重大活动靠上级通知。”胡其俊告诉记者，他的家住在右安门，国旗就放在他家的衣柜里。升旗时把国旗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升完旗再去上班。下了班降旗，然后驮着国旗回家。这件事都是业余时间干的，并不属于本职工作。那时干分外事司空见惯，不需要表扬也没有补贴。
胡其俊的人生像时钟一样每天沿着固定的轨迹旋转，没有一刻出轨，26年升旗也没有一次出现闪失。那年春节大雪封路，没法骑车，胡其俊半夜三点钟就起床，硬是抱着国旗来到广场，完成了升旗任务。
26年，胡其俊创造了在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最长的纪录，恐怕后无来者；
26年，胡其俊没有因为升旗而升迁、受奖，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而他的锦绣年华却在国旗升降的瞬间一点点消失；
26年，胡其俊把无数个晨昏串联成一种精神，一种这个民族早在愚公时期就有的精神。
当胡其俊离开升旗岗位时，新中国一个人的升旗仪式也宣告结束。
1977年到1982年的5年间，由卫戍部队担任的升旗任务，变成了两个人的仪式：一人引路，一人扛旗。
1982年12月28日，原武警北京总队第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的战士们正式进驻天安门，同时担负起了天安门广场升降和守卫国旗的任务。至此，原来的两人升旗改为了3人升旗：一人擎旗，两人护旗，正步前进。升旗的战士们也统一着装，编制了升降旗时间表。从此，在民间，这个每天早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担负升降旗任务的团队，就被人们叫作“天安门国旗班”。
现在，程宏年和胡其俊都已先后离世，他们留下的一个人升旗仪式的故事却永远新鲜。
二、“小平您好”：瞬间诞生的经典
1984年10月1日，中断多年的国庆大典再度盛装上演：绚丽的彩车，整齐的方队，威武的坦克，还有首次亮相的洲际导弹和卫星，依次从天安门前通过。
下午4点多，游行队伍中突然一阵喧闹——“小平您好”，一群北京大学学生面朝天安门，意外地打出这条朴素而特别的横幅。然而只有几十秒，横幅就消失了。电视记者无意中捕捉到这个镜头，画面瞬间传遍世界。
按照上级规定，游行人员只能高举花束，不能把其他东西擅自带入天安门广场。北大校方的两次预演都没有发现横幅，就是在入场前还进行了严格检查。横幅很不规整，而且对领袖直呼其名。电视镜头扫过横幅，马上意识到这是规定之外的“动作”，立即切换画面。现场很多记者一下子都愣住了。
原来，这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几个学生，昨晚在宿舍里的“预谋”。
9月30日是最后一次排练，北大游行指挥部要求同学们明天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都挥舞蓝色的花束。因此，晚上大家一起聚在宿舍里扎花。
“都是一样的颜色，多单调呀！”这时，一个叫常生的北京同学从家里回来。“太没创意了。应该写句标语，做条横幅，让全世界都看到我写的字。”大家都齐声叫好。
写点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教育要改革”，“改革要加速”，“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一个个口号提出，又迅速被否定。
这时，有人建议表达一下对邓小平的爱戴之情，因为大家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邓小平万岁！”“都什么年代了，还搞个人崇拜！”“要不就问声好吧。”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又觉得句子长了点。于是，简化成：“邓小平同志，您好！”同学们越发兴奋，干脆把姓氏也省略掉，直呼：“小平同志，您好！”常生拿来一张纸，找不到那么大的毛笔，他就把抹布卷在棍子上，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大字。
没有做横幅的布，他们瞄准了一个同学的新床单。把六个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发现床单不够长。“要不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
本来很热闹的宿舍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们平时说话都不会直接称呼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一般都会加上职务。直接称小平显得很冒昧。”不过，他们再一想，又觉得没什么，毕竟这是对领袖最真诚的问候。于是，他们就用订书机把“小平您好”四个大字订在了床单上。
第二天的国庆大典必然是人山人海，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小平您好”，他们又卸下蚊帐杆，将横幅绑在顶端。到时候，再由高个子同学高高举起。
为了将横幅带进场，他们先是在杆子顶端点缀了一些纸花，再在杆上缠满彩带。于是，横幅就被伪装成了一把巨大的花束。郭建崴和曾周两个个子较矮的同学负责携带，还特地穿上了实验室的白大褂，把横幅藏在里面。他们甚至想好了托词——如果有人问起，就说白大褂代表他们的专业。
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护卫着这把“花束”进入了游行行列。游行队伍到金水桥边时，郭庆滨、常生、于宏实等几个高个子同学突然打开横幅，一个经典场面就这样诞生了。
《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在金水桥南架好了器材。他将一个1000毫米的长镜头对准了城楼，以便及时捕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写；又在脖子上挂了一台装了标准头的莱卡M3，用来随时拍群众场面。
“有点意思！”看到横幅王东来不及细想，“咔嚓、咔嚓”摁了两下快门。历史就在这1/125秒中定格了。他也没想到，此刻自己拍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张照片。
回到宿舍后，同学们都很兴奋。李禹开心地说，打出标语后，他看到小平同志冲他们挥手微笑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没过多久，一个同学的弟弟打电话来，说他在西单路口看游行时，听两个警察说，北大这帮小子太胆大了。那个同学建议他们赶紧躲躲。于是，几个人有的回了家，有的去了亲戚家。他们知道，许多前辈因为思想活跃，逾越雷池而折戟沉沙。
《人民日报》编辑部里，王东拍的两张“小平您好”的照片被扔在桌上。几个版面的编辑都不敢用这张“出格”的照片。新华社和《解放军报》送来的照片里都没有这个画面，新华社和本报的文字稿里也没有这个细节。不知道是不是有精神，不让发。编辑们选了一些中规中矩的照片：欢乐的学生举着“祖国万岁！”“我有一颗中国心”等标语。
“小平您好”眼看就要被淘汰了。最后，二版还缺几张照片。“好，就是它了！”当时的二版主编保育钧一眼就看上了“小平您好”这张照片。
10月2日，“小平您好”见报。新华社紧接着也深入采访报道。
“小平您好”传遍大江南北。
新华社摄影部在1984年国庆报道的总结中说：“这次报道中的重要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游行的场面。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这条横幅比起那些巨大的模型和彩车，的确是过于朴素了，然而它在国内外人们心目中的反响，却异常强烈。电视台的摄影师和《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分别通过荧屏和照片突出地表现了这条横幅，新华社却发不出一张这样的画面。漏拍这个镜头，绝非一时疏忽，症结在于新闻敏感不强。”
“小平您好”四个字虽然只在天安门前一闪即逝，却成为共和国永久的历史记忆。此后，也成为大型纪录片、话剧、图书、歌曲、绘画、浮雕、文艺晚会常用的名字，足见这幅照片影响之广。
十几年后，有记者追踪采访当年密谋此事的几位学生，他们大都获得了博士或博士后学位。尽管这段历史的创造，是莘莘学子一时灵光闪现。但凭此人们有理由断定，他们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未来。
三、天安门城楼成为旅游景点
1988年1月1日上午9点，75岁的北京市东四人民商场的会计高希武成了新闻人物。他手握历史上第一张天安门参观券，登上了天安门。早上7点多钟冒着严寒，高希武就来到售票处等候，成为新中国普通百姓登上天安门的第一人。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作为旅游景点向世界公众开放。只要花10元钱，你就可以享受过去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的“登临权”。
据说，第一天排队买票的人群，个个神情严肃而凝重。这个世世代代专属于皇权的禁地，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尽管这些人都想抢先品味一下“皇权”的滋味，但真到临头也不免有点紧张。
其实开放天安门的呼声早已有之，只是人们思想的“解冻”需要时间。就像北方的时令，不到“七九”冰封的河水是不能开化的。
契机来自1984年，一封署名“华兴”的来信，直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要求顺乎民意，开放天安门城楼，供人们参观。
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
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
显然，这个请求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很快就批转到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提出具体办法。
当时身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杨登彦，是天安门城楼开放的筹备人员之一。20年后杨登彦回忆说：“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可以向人民开放，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开放！对中国人来说，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它从神坛走向普通公众，是最大的变化。”
1979年人民大会堂首先解禁，一般单位经批准可以在这里举办活动，破除了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专属之地的惯例，被海外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果然次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试办经济特区。
杨登彦说，那时天安门城楼只在领导人接待外宾等重大事情时才启用，平时都是封闭管理。天安门管理处事情也很少，长期只配有8个人。
开放的大门渐渐敞开。1986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始有组织地接待参观者。当时容许登上城楼的，主要是中央或驻京部队一些会议的与会者、人大代表或劳动模范。参观必须提前登记，有严格的审批手续。“那时人们把上天安门城楼当成荣誉。这次能上、下次不能上，有人就会考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杨登彦说，各部委的领导想上天安门都很难，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登楼。所有为城楼做日常保洁整修的登楼人员都在中央警卫局备案，均需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每次登楼前都要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
除了“五一”、国庆或春节领导人登临外，平时天安门城楼上就像是一个大仓库。彩旗、灯笼、屏风……这些集会上要用的东西就堆放在城楼上。仅那四对直径2.5米的大红灯笼，就占了整整一间房。
1987年9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从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起接待外宾参观天安门城楼”获批。城楼迅速被整饬一新，桌椅、沙发、茶具、挂钟、屏风……每件都按开国大典时的样子摆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