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哥们光是外观帅还不成，关键还要护卫国旗的技术“帅”。那些技术“帅”不起来的帅哥，只能提前离队，遭到淘汰。
吴猛，一位来自甘肃的小伙子。他刚入伍的时候，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去新兵连挑人，一个大队只选了四个人。当吴猛还沉浸在入选的喜悦中时，艰苦的专项训练就迎面压来。站军姿是基本功的第一课，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脚底神经长时间受压迫，站得他经常头晕眼花。
必须一气呵成的收旗动作被戏称为“砍旗杆”，因为这个动作要求右手连续迅速用力“砍”向旗杆，以保证在大风天气里旗面也不会被刮跑，并且在13至15下“砍”的动作中被完全收起。“总不能让大家看着我们的动作都是无声无息地吧，”吴猛憨厚地笑着说，“所以我们‘砍’的时候还必须要‘砍’出声音，由慢至快，很有节奏，这样才能给老百姓鼓劲。”
初练时，吴猛和国旗1991年5月1日，新的升旗仪式亮相天安门广场。
班的战友们的手都在旗杆上“砍”出了瘀血，手指头也在旗面上被磨破，伤口往往是一层没好又伤一层。“我们当时训练用的旗，那可真都是用鲜血染成的。”吴猛笑嘻嘻地说。
升旗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升旗手把国旗向斜上方撒出的一刹那。这一下动作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舒展有力、将旗撒展，也是一项“功夫活儿”。要把握好音乐节奏，使准用力方向，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健的臂力。为了练撒旗，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经常用一二十斤的哑铃片连续挥舞训练，一挥就是整整半天。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到吃饭时间，他们的手都因为训练而抖得拿不住筷子。
吴猛是独生子，从小在爸妈的“暖房”中长大。娇柔和脆弱是他生命的短板，他知道护卫队对自己以后几十年人生是多么重要。他勇敢地张开双臂，去迎接这残酷的锻打。
战士们一个个复员了，他们变成了雄鹰，飞向四面八方。
升国旗新仪式实施20年，一代又一代升旗手用自己的青春，铸造出天安门广场一个魅力独具的品牌。据统计，20年中总共有3亿人次来这里观看，节日一天能达到20万人。
3．升旗仪式的多米诺效应
2011年6月29日，国旗护卫队收到一封署名侯露的长信，信中言辞恳切，对升旗有另外的解读：“……没有女军人参加的国旗护卫队对于女性是不公平的，缺少女军人的护卫队不能完全展现中华儿女的风采，我们的国旗需要男女军人共同来护卫。”
侯露建议，国旗护卫队组成及升国旗仪式是：其一，国旗护卫队的人数以建国的周年数而定，由男、女官兵共同组成，各占一半，例如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男、女军人各30人。其二，男、女军人的身高均为1.81米（81取八一建军节），身着军礼服，持枪佩刀。男、女各2名军人庄严地手托国旗行进，两边由8名男、女军人持枪佩刀护旗。后边是国旗护卫队成四列纵队行进，男、女军人左右两列。其三，国旗护卫队步出天安门时，天安门广场响起《义勇军进行曲》……侯露信中还说，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认为宇宙间万物以阴、阳相分，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白天为阳，黑夜为阴；男人为阳，女人为阴。阴阳和谐，相辅相成，宇宙万物才秩序井然，富有生机。男军人威武刚健，女军人英姿飒爽，国旗护卫队更加完美，升国旗仪式更加壮观，更能体现出“中华儿女多奇志”，一起保卫祖国的壮志豪情。
看来侯露对天安门升国旗的关注和思考已非一日，那字字句句都体现出一个公民对祖国的挚爱。想必有这种关切之心的，不止一个两个。千千万万的人用不同的智慧，希望升旗仪式变得更美好，这本身就是很美好的事情。
升旗仪式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在1991年新的升降旗仪式实施时，赵新风正好是当时的国旗班长，是班里很多纪录的保持者。他是服役时间最长、收旗速度最快、力量最大的人。他的收旗动作总是力道十足，以至于手掌与国旗之间会产生强烈摩擦，如果手套上不贴胶布和手粘在一起，手套就会飞走。
1993年赵新风转业了，虽然有很多机会在等待着这位老班长，但他总认为自己与国旗的缘分还远远没有完结。赵新风创办了“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和中国国旗网，专门从事国旗文化传播。
他在全国各地开展升旗手培训和规范化升旗仪式的推广活动，培养了近千名注册升旗手，还联合清华大学策划和承办了“首都高校规范化升旗仪式”等活动。
2008年，赵新风为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设计了“中国式升旗”仪式，并培训奥运会升旗手192人。
升旗仪式在社会，也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延展着多米诺效应。可以这样说，只要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冉冉升起或徐徐降落的国旗，你的心就绝对不会冷漠，就绝对无法屏蔽多米诺效应的冲击。
五、“天安门经济”
1981年7月，一位被称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泰斗的经济学家提出一项建议：“可以考虑把庙会搬到故宫端门和午门之间的广场来办，一年搞它三次，春节、‘五一’、国庆节。广场两旁的大约一百间厢房，空了几十年，也应当租出去，办小商店。”
这位同时有着“中国市场经济拓荒者”美誉的经济学家，转而又谈到天安门广场，他说，有人说摆小摊外国人看了不好，其实论小摊外国人比我们多，天安门观礼台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利用起来了。
他还说，天安门前沿红墙两侧空地很多，灰观礼台也可以利用，还可以搞些塑料建筑，装饰得美观些。这里是寸金之地，不利用很可惜。入夏以来，偌大一个广场，连一个卖冷饮茶点的也没有，人们想喝口水，吃根冰棍，都要跑远路。我看至少夏天要开办冷食夜市。
专家的话并非政令，但是就在这一年广场上的小摊小贩逐渐多了起来，仅照相摊位在国旗杆两侧，一字排开就有十几家。那时一般家庭还没有照相机，要想在天安门前留个影还真犯难。此外，卖饮料、小吃、风筝、空竹的也不少，特别是小孩玩具更是五花八门，很受游客欢迎。一些人力三轮车在金水桥前排成了长队，拉着那些腿脚不利索或是走累了的人在广场转一圈，也挺对游客的胃口。
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两侧，则建起了一溜儿整齐划一的铝合金商亭，专卖旅游纪念品，生意红火，不是庙会胜似庙会。
据统计，从天安门广场到午门的摊位，一天的流水能达到百万元以上。80年代的百万流水可不是小数，这真印证了“寸金之地”一说。
和广场相比，人民大会堂的市场步伐迈得更快。
1979年1月27日，中断15年的首都群众欢庆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在会上讲话，让人们激动万分：“过去的人民大会堂，人民不能来，现在，人民大会堂的禁区已经被打破，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1979年7月15日是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从此人民大会堂每天都排起了长队。人们对这座圣殿充满期待，它在老百姓心目中像天安门一样，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一些部门或单位被允许在这里举办报告会、联欢会和颁奖会。
1984年，人民大会堂走向市场又迈出新的步伐。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在绝对保证党和国家政治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力争5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负担。
这的确是个鼓舞人心的计划，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时代过去了，人们开始求助于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给人民大会堂带来新1996年秋，三轮车夫的活力。
于是，进人民大会堂需要买票，在大宴会厅只要掏钱就可以享受国宴招待，会议厅可以租用，水酒饮料可以标注国宴专用……这一个个“可以”，丈量出了人民大会堂市场经济开放的尺度。
人民大会堂拥有几百名厨师，仅特级厨师就有30多人。尝尝国宴的滋味，成了几乎所有游客的期望，数千人同时用餐成了火爆一时的盛景。
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来自安徽巢湖的小吴有幸吃了一顿国宴，兴奋多日。他在单位很少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不过吃国宴却抢了个头份。他觉得很提气，写了篇短文，居然在《巢湖日报》发表了。
文章主要记述国宴的菜谱，看来那时国宴菜谱也算是新鲜事。小吴说，桌面上摆放的所有用品都标有“人民大会堂”的字样，让他很感神圣和体面。本来想吃完带走一两样，但走时匆忙也给忘了。第一道菜是鸡汤豆米花，味道非常鲜美，品相也很好；第二道是佛跳墙，以前对佛跳墙是久闻其名，未能谋其面。食材还不错，以海鲜为主；第三道，葱烧海参，感觉海参质量不高；第四道是红煨小牛肉；第五道，菜单上没有，莫名其妙地上了碗面条，汤的味道很好，一口气就都喝了；第六道是三丝鱼卷，哈，正对胃口；第七道，香菇鲜蔬，还比不上他烧的呢；第八道，石耳煨乳鸽，味道还可以；第九道是面包和叫不出来名字的点心，味道怪异；第十道：水果，不够新鲜，在冰箱里久矣；第十一道也就是最后一道，当然是冰激凌啦。小吴说，尽管感觉不如徽菜好吃，不管怎么说这回毕竟吃的是国宴啊，回去可以炫耀一番。
“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成立，市场开发更是势如破竹。
他们甚至走出大门，到社会上承包酒楼，开办联营公司。
果然，人民大会堂变成了巨大的财富之树，既开花又结了果：到1986年，仅仅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行政经费自给自足。1991年，经营总收入竟达到2亿！
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到古老的前门楼子上。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几位解放军将领曾在箭楼上检阅入城的部队，此后几十年一直闭门谢客。虽然这两座城楼名声显赫，妇孺皆知，且颇有人缘，但是几十年间它们总是板着面孔，冷漠地注视着前门大街熙熙攘攘的人流。老北京人觉得它们陌生了，不是街坊们心里想着、嘴里念叨着的城门楼子了；而新北京人就压根没把它们放在眼里，只是知道那是一个过了气的大古董，一点也不时尚。
正阳门在明清时是北京城的正门，也是京城九门中最大、最壮丽的城门。硕大的城门平常是关闭的，唯供皇帝出城所用。民国时期，前门一带交通拥堵不堪。1915年，民国内务部总长兼北平市政督办朱启钤奉袁世凯大总统之命，拆除了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半月形瓮城，城楼下便成了小摊小贩的“乐园”。
那时，北平市政府不愿意花钱白养着这两座城楼，一心想把它们卖掉，坊间曾几次传出箭楼被卖掉的消息。1928年，箭楼果真被某老板以3万块大洋率先买走。城楼被卖了，还真是爆炸性新闻。很快城楼上开设了电影院、国货陈列所和国货商场。开始生意还真红火了一阵，人们不仅可以购物，还能登高远眺。但是好景不长，因为箭楼上冬天太冷，夏天蝙蝠成灾，生意逐渐冷淡。前门楼子史上的第一次经商梦，就这样以破灭而告终。
不过箭楼上的“国货陈列所”值得一书，这是一批爱国实业家为了振兴祖国经济，抗衡洋货入侵，从全国组织调集的名、特产品，进行展示和销售。其中包括江浙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茅台、西凤等名酒，以及珠宝、玉翠、牙雕、刺绣、地毯等等，可谓集民族精华之大全。当时此举确实为振兴民族企业起了推动作用。“中国人就应爱国货，振兴中华提倡国货”成为流行一时的标语口号。国货陈列一直到1937年，北平沦陷才不得不停止。
日伪时期，前门箭楼作为电影院曾营业一段时日。
前有车后有辙，1987年北京市政府也开始动脑子，设法盘活前门楼子，别光坐守老祖宗留下的这点家业，那不是“啃老”吗？
有了梧桐树就不怕没有金凤凰，北京通县艺海实业公司和崇文区华盖商场慧眼独识，各出100万元维修资金，并分别获得一层楼的5年经营权，率先抢占了这块风水宝地。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个非常上算的买卖。
作为“天安门经济”的一部分，1990年、1991年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先后开门迎客，成为热闹一时的新闻。
箭楼主要是搞一些与民俗风情、文化艺术有关的展览，后来又搞了民俗文化夜市、音乐茶座、卡拉OK等等。在这里进行文化宵夜，风情独具，能够瞬间穿越古今，确实不一般啊！
张润丰是一位研究北京民俗的学者，也是前门楼子的铁杆粉丝。
他说，这楼子怎么看怎么美，怎么研究怎么科学，如今孤苦伶仃地立在这儿，还真有骨子倔强劲儿。整个北京城以至北京人不都是这个劲头吗？他的家当时住在虎坊桥附近的大杂院里，离前门几站路之遥。
自从箭楼有了茶座，他是每逢周末必到，还结交了不少茶友。他说，坐在茶座边，品着地道的张一元花茶，听着北京琴书、京东大鼓，享受啊；你看，南边是九曲十八回、熙攘喧杂的大栅栏，北边是正阳门楼子，穿越而过就是宽阔无垠的广场，东西有现代建筑遥遥对峙，再冥想着天安门连同故宫古建筑群，醉人呐，真像喝了几两“小二”！
事过境迁，如今已年过六旬的他，对当年的箭楼茶座怀念至深。
“什么时候再恢复就好了，不知道这辈子还赶得上不……”末了，他又找补一句，“如果还有100万包租5年的好事，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我也要拿下来。不为赚钱，就是为让全北京人，以至全世界的人都来这儿坐一坐，那比当部长的滋味还要美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