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国大典地址二选一，天安门幸运入选
天安门的荒凉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1949年这个历史节点上，一个新中国喷薄欲出，而且定都北京。
天安门上空的紫气再次东来。
然而，一切都不是顺理成章，信手拈来。
在定都问题上，就曾有过多种方案——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当一个个都有着无法绕开的软肋，而不得不放弃后，北京便脱颖而出。如果不是这种选择，天安门的历史恐怕就会驶入截然不同的轨道。
令天安门意想不到的是，开国大典最终也敲定在这里。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并拟定开国大典的三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1949年8月，离开国大典举办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人们还在为选址争论不休。
与天安门同时被提议的是西苑机场，在今西北四环与西五环之间，离颐和园不足千米，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早在1940年就已建成。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到北京，就在那里下飞机，成功地举行了盛大阅兵式，有一万多人现场观看。西苑机场最大的优势是有宽阔的机场跑道，举行阅兵十分理想，没有疏散人群之忧，不会阻碍城市交通，更何况已有成功阅兵的经验。西苑机场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它远离市区，要组织十万群众的大游行谈何容易，而人数少了开国的气势不够；另外，机场没有检阅台，要想搭建一个有足够规模的检阅台，不仅花费巨大，时间也不允许。
天安门城楼本身就是超大的检阅台，它的巍峨足以与四亿人口大国相匹配；位居市中心的独特地理优势，四通八达的胡同围绕，又极易于人群的集中与疏散。让人挠头的是：开国大典将使整个市区中心交通中断4个小时以上；而天安门广场宽度也不够，受阅部队不能大排面进行分列式，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使阅兵式逊色不少。
两难抉择一直僵持到9月2日，是周恩来果断拍板，最终经中央同意——历史的天平再次倾向了天安门！
为此，天安门获得了创造共和国无数个第一的机会，在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也将无数次书写着三个字：天安门。
让人感慨的是，就在几个月前，中共北平军管会从国民党北平政府接管天安门时，交接的手续竟是一把已经生锈而无法使用的铁锁头。天安门的命运仿佛转瞬间经历了一次难以自持的过山车。
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筹备一个震撼世界的群众大游行和阅兵式，是难以想象的，不过，那是个创造奇迹的时代。
此时的天安门已是蓬头垢面，昔日的皇家气派荡然无存。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在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收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与城墙齐肩。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沈勃组织人马花了3个月时间才把垃圾清理完毕。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京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京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给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然后就是讨论北京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
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
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包括五个部分：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平整5.4万平方米的土地，清除渣土和障碍物；修缮天安门城楼，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的红墙；修建一座电力控制的旗杆；修补中华门、左安门、右安门之间的沥青石渣路面，供受阅部队和群众通过；开展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美化环境。
可以想见，当开国大典一分一秒逼近的时候，人们是怀着怎样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面对着从未经历、千头万绪的难题——一切都只能成功而不能有丝毫疏漏。
在沈勃的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的干部、各学校的学生。
北京清洁了，天安门清洁了，一个崭新的北京正期待着神圣时刻的到来。
二、国旗设计大比拼，胜出者竟是上海普通市民
曾联松，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市民，就像人体中看不见的一粒细胞，茫茫树林中难以寻觅的一棵小草。
他的名字与国家大事很难有必然联系。但是，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让“曾联松”三个字镌刻进了共和国的史册。
1949年7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组公开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在曾联松的眼中好像是一道闪电掠过，他怦然心动，一股激情顿时点燃。
他自幼热爱书画，为了救国毅然选择了大学经济专业。新中国成立在即，他周身的热血在涌动。
正值酷暑，曾联松爬上蒸笼一样的小阁楼，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他有时自嘲，有时像在做梦：一个泱泱大国人才济济，怎么轮得上日杂公司的小职员来设计？一个国家的国旗怎么会诞生在吱呀作响的小蒸笼里？但迸发的创作激情，让他失去了“理智”。
他仰望着天窗上的满天星斗，灵感骤然冲撞而出，一张张草图不分昼夜地画出来了：一颗大五角星，与镰刀斧头叠加，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又画出四颗小五角星，象征广大的人民群众，围绕在大五角星周围；他用红色铺底，意寓着革命、旺盛的生命力，而五颗星是黄色，鲜艳、华美、温情……
开始，他把这组五角星放在红旗的中央，感到画面太满，给人以局促之感；接着又放到左上角，顿感豁然开朗，高悬的位置凸显出尊贵的气韵。曾联松兴奋不已，他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因为那里释放了自己全部的才华和激情，那里有积蓄了30年的报国之愿。
曾联松生于1917年，在战乱中长大，和祖国一起饱经贫弱之辱。
渴望民族强大，为祖国抛洒热血在所不辞——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祈愿。他们不懂得世故，心灵纯净如水，当一个崭新国度喷薄而出时，便立即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曾联松把画稿寄出后，就再也不想它了。因为他得知筹备小组已收到3000多幅设计稿，其中不乏大师、名家之作，选中的可能几乎没有。作为一个公民，他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欣慰。
9月29日，当《解放日报》头版套红刊出国旗图案时，曾联松愣住了：除了大五角星叠加的镰刀斧头没有了，其他地方与他设计的一模一样！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了镰刀斧头的国旗更为简洁庄重，难道这是另外一个设计者的妙想？
原来在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国旗图案，只是将大五角星叠加的镰刀斧头去掉了，同时通过了国徽图案，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几天后的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是一个永远定格在亿万人心目中的画面。然而人们不知道，这面飘扬于五湖四海，以至60年后飞上月球的旗帜，竟然诞生于蒸笼般的小阁楼里。
就在当年的11月1日，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
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伍佰万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当时的500万元是旧币，相当于今天的500元。钱虽不多，但分量太重了，以至曾联松难以承受。
第二年国庆，这位国旗设计者应邀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此后，曾联松多次当选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常委。
1999年9月19日，老人走完了82年的人生旅程，但他设计的五星红旗依然鲜红，高高飘扬。
人们没有忘记他。在他的老家，浙江瑞安县建有曾联松广场和一尊他的铜像。
三、共和国第一根旗杆用自来水管焊成
天安门广场是诞生共和国“第一”的圣地，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冠以第一。那些为第一而忙碌的人们都是幸运儿，他们纷纷走进历史，留下自己的背影。但是他们也都为第一所“折磨”，因为第一并非唾手可得。
开国大典的重要程序是升国旗，在广场要竖立起一根旗杆。于是，林治远从茫茫人海中走出来。他是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这份幸运就落在他的肩上。如果是今天，竖一根旗杆太容易了，这绝对是一个普通人就能搞定的事，但在当时可把林工程师弄得焦头烂额。
按照整体设计要求，旗杆应该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与天安门同高，为35米，相当于10层楼。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木杆、竹竿或是钢管呢？显然都不可能。林治远算是聪明，他跑到自来水公司，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套起来焊接上，但最长也就22.5米。幸好，指挥部同意了这个高度。
开国大典中毛泽东主席要按下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而且要求升旗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样。李治远找来电气工程师梁昌寿，两个“小诸葛”果然碰出了火花：他们设计了一个机械升降装置控制速度，又在升降旗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只要升降装置碰到钢球就会立即断电。经过反复调试，升旗运行正常，所需要的时间也恰到好处。一切都出奇的顺利，两个“小诸葛”颇为得意。
天有不测风云，问题恰恰出现在了9月30日晚上。为了确保第二天升旗万无一失，哥俩决定再做最后一次试验。他们用一块大红布替代国旗，当红布徐徐上升达到顶部后，马达却没有按规定停止运行，红布竟被绞到旗杆顶上的滑轮里。这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经拆除，人上不去，也无法修理。这一刻让所有的人都窒息得喘不过气！
消防队赶来了，但云梯与旗杆顶也差了几米。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急中生智叫来搭彩棚的兄弟，他们二话不说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取下那块红布。
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目睹了这一切，也暗自出了身冷汗：这一幕如果发生在开国大典上，后果不堪设想！他为提前到来的不幸感到万幸。
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人们重新清理升旗的每一个环节，在双路供电的基础上，又设置了人工升旗的方案。
一个人工升旗预备队在子夜成立。为了确保国旗安全，华北军区二纵队干部学校战士李元普和他的战友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旗杆下站岗。于是，李元普就有了“新中国第一名国旗卫士”的殊荣。一切都来的这样偶然而突然，以至许多年之后，这位农村娃还感到是在做梦。
第二天的开国大典上，幸运之神又一次光顾了林治远。升国旗时他被安排站在毛泽东的身后，以防升旗时发生意外。那一刻，一个清瘦、戴着眼镜的年轻面孔，出现在毛泽东右侧。许多镜头抓住了这一瞬间，但人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陌生人究竟是谁。
林治远是为数不多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幸运者。
或许，林治远的一生都平淡无奇，甚至没有激起过一朵浪花。但是，就是那根旗杆，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瞬，足可以照亮他的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根旗杆居然在天安门广场挺立了42年，直到1991年才被更换。
四、清朝扎灯老艺人为开国大典救急
明清时期天安门城楼上是没有灯笼的。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设计的是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他们一开始就想到了在城楼上十根廊柱间，挂上八盏大红灯笼。那是中华民族节庆最热眼的吉祥物。
灯笼与中国人生活息息相连，庙宇中、屋檐下、客厅里，处处都有灯笼。翻阅史册，在中国，灯笼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纸灯笼又是在东汉纸发明之后。中国的灯笼，不仅用以照明，往往也是一种象征，代表着喜庆和人丁兴旺。唐开元年间，为了庆祝国泰民安，乃扎结花灯，借助闪烁不定的灯光，象征“彩龙兆祥，民阜国强”，花灯风气从此广为流行。
据传，早年私塾正月开学时，家长会为子女准备一盏灯笼，由老师点亮，象征学生的前途一片光明，称为“开灯”。后来就由此演变成元宵节提灯笼的习俗。
北京人同样与灯笼有不解之缘，东单与东四间的灯市口胡同，在明清时是盛极一时的灯市，每晚都是灯火辉煌，人头攒动，胡同因此得名。
在众多灯笼品种中，大红灯笼尤为受宠：那丰盈的球体造型，寓意着圆圆满满；那鲜艳的中国红庄重、深邃，给人以力量、蕴蓄着无限美好的期待。
舞美队的创意立即得到周恩来的批准。按照设计，每盏宫灯高达2.23米，直径2.25米，周长8.05米，重80公斤。如此巨大的宫灯谁能做，又到哪里买？刚刚进驻北京的舞美队设计师们两眼一抹黑，他们跑遍京城，一无所获。仅有的几个宫灯厂连见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别说扎灯了。是啊，连年的内乱，命都难保，谁还有心思挂红灯啊。然而这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