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一处烧麦馆”创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当时是山西人王瑞福在前门大街开的酒铺，主营“佛手露”（西洋酒）和自制的糟肉、凉肉、马莲肉等中国菜。生意很好，第二年就盖起两层小楼，成为主营炒菜和烧卖的饭馆。据传，乾隆十七年（1752），皇帝由通州私访回京，正值除夕，前门一带只有王记酒铺还在营业。一主二仆进来吃饭，主人对酒、菜满意，听到酒店没有名字后说：大年三十晚上还营业，京都只有这一处了，就叫“都一处”吧！王瑞福当时没在意。过了些天，太监们送来书写“都一处”的蝠头匾，说明是乾隆皇上御笔赏赐。王瑞福赶忙叩拜，将匾挂起，将乾隆坐过的“宝座”用黄绸围供起来（民国中期因破旧被扔掉）。
听了这段传说，红卫兵怒不可遏，把“都一处”蝠头匾摘下来就用菜刀砍，砍了两下没能砍动，就让锅炉工杨海泉拿去烧锅炉。杨海泉觉得可惜，将匾藏在木柴垛下。过了几天造反派来问，杨说：“匾烧完了，只剩下两个托”，并当面把托扔进锅炉，将造反派诓走。
1981年，杨海泉把私藏匾的事情披露，但匾已破旧，又请专为故宫修复牌匾的老师傅修好后才挂出。
在“文革”能躲过一劫的牌匾，尤其是皇帝的御题，实为罕见。
现在，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11月16日，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第八代传人竟是25岁的河南农村女孩吴华侠，她还被授予“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
老字号的遭遇，同仁堂该是另一种版本。
1966年，北京同仁堂的厂、店全部转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而就在此时，“文革”开始，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在历经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战火后，却未能躲过造反派的火眼金睛，毁于1966年8月20日。从此，同仁堂药店改名为北京中药店，同仁堂制药厂和提炼厂分别改名为北京中药一厂和北京中药六厂。
“同仁堂药店”老字号就这样在大栅栏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消失的不仅是店名，还有那些深入人心的几十种传统名药，被纷纷改成莫名其妙的名字，例如：安宫牛黄丸改名为抗热牛黄丸，再造丸改为半身不遂丸。他们企图把同仁堂在地球上铲除得一干二净，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药品滞销，不管出口还是内销，统统少人问津。人们不知道北京中药店这个门号，更不知道这些新药到底都是什么、疗效如何，谁敢买呀？
1966年“文革”刚开始，乐松生就被红卫兵（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盯上了。当时北京市委被冠以“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都是泥菩萨过河，更何况民主人士乐松生了，虽然身为北京市副市长，此时也只有坐以待毙。红卫兵冲进了他家位于崇文门旁的院子，先是给他挂牌子“彭真的红人、反动资本家乐松生”，接着是批斗殴打，而且把他的母亲、夫人梁君谟叫出来一起打。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夫人竟然先后被活活打死，他也遍体鳞伤。后来虽然乐松生经过医治活了下来，但在极度的恐惧下，他在一年多后的1968年4月的一天，选择了自杀，终年60岁，只留下一份遗书。这位“红色资本家”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谢幕。
尽管同仁堂已经改名换姓，当家人也凄然离去，但是同仁堂的传统仍在。“文革”的十年当中，为了保护、继承和发掘祖国中医药的宝贵遗产，满足人民医疗保健的需要，同仁堂的职工顶住各种干扰，作出了艰苦努力。
在干部参加“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许多人都在临行前买一些中成药，以备急需。同仁堂的职工们克服了原材料短缺、交通不畅的种种困难，冒着被扣上“只专不红”“资产阶级卫生路线”帽子的风险，积极组织货源，加班加点，千方百计满足下乡干部和知识青年的需要。有的知识青年家长在同仁堂下班后，还赶来买药，说是“孩子明天一早就走……”职工们二话不说，把药送上。
这些家长非常感激，可是卖药的职工说：“我的孩子也要上山下乡了，将心比心吧……”
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新生事物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出现了。同仁堂的职工们积极参加了为农村培养赤脚医生的工作，教他们识别中草药，用中草药和针灸等祖国传统医学为农民解除病痛。
一个故事在军队广泛传播：1973年，海南岛某地发生森林大火，一位救火的解放军战士被严重烧伤，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神昏谵语，病情十分危险。当在场的医生们不知所措时，一位参加会诊的老中医提出：“试试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吧！”令人惊喜的是，服药后不久，战士的体温开始下降，渐渐脱离险境，很快病体痊愈。“同仁堂”三个字再次深深烙进人们脑海中。
当1978年同仁堂的老字号重新恢复后，人们似乎从未远离过它。
即使“文革”十年，它也仍然“活”着。
“文革”期间老字号几乎全军覆没，普通店铺更是奄奄一息。此时的前门基本上已全部转变成国有商店，大批同性质的店铺合并，分不出好坏，辨不清“男女”。
许多店铺年久失修，重修后的新店似乎用的都是一张图纸，像是一排排营房。
往昔那个生动、富有个性，逛上千遍也不觉得累、也不会产生审美疲劳的前门，在经过“文革”这场大病之后竟然脱了形。
大街上不再是熙熙攘攘，不再是说说笑笑。人们表情呆滞，眼神无光，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同样没有表情的前门。
2.八大胡同再生波澜
自从被冠上“八大胡同”之名那天起，八大胡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是非之地，“文革”也再一次陷入是非的怪圈。
造反的年轻人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对旧社会以及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只是停留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个偏激的层面上。尤其红卫兵们还处于情窦未开之时，对男女之事更是知之寥寥——妓女等于破鞋，嫖客等于流氓，这个公式在他们心目中就像1＋1＝2那么简单，那么千真万确。
其实，八大胡同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20年岁月的洗礼，已经物是人非。昔日的“大地方”“中地方”，也就是一二等妓院，大都是二层小楼，“文革”前陆续变成了旅馆，或是某单位的办事处、招待所，有个别的还改作小学校、街道的办事处。而“小地方”，则大多成了普通居民的住处。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名伶由于社会地位及经济条件大为改变，纷纷迁出八大胡同，他们的旧居也成了大杂院。
在红卫兵眼里，八大胡同是全北京最为龌龊的孽之源，对这里的“扫荡”也就最彻底，最频繁。他们希望捞到“大鱼”，以彰显革命的成就。
八大胡同自20世纪30年代就衰落了，已没有什么大鱼。清末民初的大鱼或是另寻高就，或是与八大胡同一起坐上过山车，跌落到人生的谷底，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
八大胡同四大名妓的头牌赛金花，1913年与清光绪举人、中华民国江西省民政厅厅长魏斯炅结婚，住在前门樱桃斜街。1921年魏斯炅过世，赛金花被逐出魏宅，搬到天桥位于红灯区的居仁里。赛金花晚年极为悲惨，靠别人救济度日。1936年12月4日在寒风中告别了人世，也为自己传奇人生画上了句号，终年67岁。如果赛金花活到了“文革”，想必是没什么好果子吃。
小凤仙在沈阳化名张洗非，改嫁后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过去，就连她的丈夫都不知道。如果她活到1976年，“文革”十年必定会受到冲击，其身世也会全部浮出水面。然而，大小报纸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看来是安然无恙。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留在八大胡同生活的妓女不多，那是她们的伤心地，不利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一个个远走高飞。也有少数留下的，“文革”中也就必然大祸临头。
住在朱家胡同的阿英就是其一，从良后嫁给一个茶庄老板小李。
小李钱不多，但长得帅气，而且小她三岁。阿英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脸蛋虽然没有当年那么丰润俊俏了，但仍然是个大美人，仍有勾引男人魂魄的魅力。尽管她已是两个女儿的妈妈，尽管她想彻底脱去往昔岁月的痕迹，但一笑一颦间依旧能看出当年青楼的影子。在朱家胡同，这个四口之家不算富裕，但却是最招眼的。
“文革”刚开始不久的一天，一群红卫兵呼喊着突然闯进大院，不由分说就把阿英和小李揪到院子里，给他们分别挂上“大破鞋”“大流氓”的牌子，阿英的脖子上还特地挂上一串高跟鞋。随后用皮带就是一顿暴打，要阿英交代到底睡过多少男人，要小李交代搞过多少个破鞋、逛过多少回窑子。红卫兵们打累了，就命令两个人互相抽打，让他们的两个女儿站在一旁看着……
随后的一切就不要叙述了，那确是极为残酷、极为摧残人性的一幕。阿英的心灵肯定是分裂的，她一直在努力重新做人，一直在默默地为往昔淌血的岁月疗伤，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她的伤口在“文革”被重新撕开，而且又撒上一把盐。
他们被勒令挂着牌子、剃着阴阳头，天天清扫胡同。不知道听过多少过路人的辱骂，也不知道有多少鄙夷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
几个月后，一家四口被遣返到小李的老家山西平陆。据说老乡们对他们不错，盖了房子。农耕生活尽管拮据，但很平静。乡里人对他们的过去很少打听，也不感兴趣，只是愿意尽心尽力帮助这个落难的四口之家。小小的屋舍渐渐听到了笑声。
经过“文革”涤荡的八大胡同，又多了几分岁月的风霜。尽管这场风暴过于迅猛，但仍然不能改变它的基本面貌。就像一个人老了，仍能从眉宇间辨认出儿时长相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