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县委书记徐振康的倡议下，县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丽江县文化馆开始进行东巴文化的抢救工作。为此，聘请在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周汝诚先生回丽江任县文化馆馆长，主持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早在三四十年代，周汝诚先生即跟随着名学者傅懋、李霖灿诸先生搜集、翻译东巴经书，新中国成立后又一直在北京从事纳西族东巴经书的编目工作。县文化馆分工周汝诚、周耀华、赵净修、李即善、桑文浩等人翻译东巴经书；当时还健在的着名大东巴丽江五台的和芳、新主的和正才、中甸北地的牛恒，以及大东的久日等，都被请到文化馆来。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文化馆几代工作人员的努力，县文化馆收藏有四五千册东巴经书。这次抢救的任务是：一是将馆里收藏的每本经书编目，书写内容提要；二是重点翻译一批比较重要的东巴经书；三是将1000多种不同的东巴经书分门别类整理编目。副县长周霖十分关心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这位“诗、书、画三绝”的大画家，也是位东巴文化的专家。早在50年代中期，就曾主持过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还亲自翻译了《东埃术埃》等重要典籍。因此，这次的许多具体工作方案都是他参与制订的。如，翻译经书的要求：一、象形文字或哥巴文字经书原文；二、国际音标记音；三、直译；四、意译。并分出专人将不同经书分门别类整理编目。虽然县里的领导和馆里都十分重视东巴文化的抢救工作，但每一个参加翻译经书的人，都必须服从服务于文化馆的中心工作，只要馆里需要，就要搞展览，搞宣传，上山下乡，辅导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因此，文化馆除翻译东巴经书外，阵地宣传、图书流通、文物保护、培养书画人才、开展城乡群众文化活动等，各项工作都搞得十分出色。
不久，由于政治运动，东巴经书的翻译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但是在这两三年中，翻译组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一是将馆里收藏的四五千册经书编目登记造册；二是翻译了100多种各类重要经书，石印《崇搬图》、《懂述战争》（上、下）、《什罗祖师传略》、《鹏龙斗争》、《碧庖卦松》、《挽歌》、《高勒趣招魂》、《崇仁潘迪找药》、《庚空都知绍》、《迎净水》、《安铺余资命》等22种；三是进行东巴经书的分目编类，将1000多种不同的经书分为30大类，每类下边列出各种经书的书名。还编辑石印《纳西族历史参考资料》一书，收入陶云逵《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徙》、方国瑜《麽些民族考》等文章，为研究纳西族历史渊源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与此同时，多方查找，抄录资料，石印了《光绪丽江府志稿》8卷共9册。
1981年4月，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大会期间，县庆组委会在玉泉公园五凤楼举办“纳西族古籍展”，引起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纳西族古籍展”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展出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收藏的部分东巴经书、东巴画卷和自治县成立以来翻译石印的数十种东巴经书译着等。这次东巴古籍展，既是对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以来东巴文化抢救工作的回顾，也为1982年东巴文化研究室的成立和大规模进行东巴经书翻译、东巴文化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展览的第二部分，展出了明、清以来，历代纳西族文人的着作的手稿、抄本、残卷等。其中有明朝丽江第八代土知府木公的诗集《雪山始音》、《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隐园春兴》、《仙楼琼华》，第十三代土知府木增的诗文集《云薖集》、《山中逸趣》、《云薖淡墨》，清代纳西族诗人杨竹庐的《黄山老人稿》，丽江回族诗人马子云的《雪楼诗抄》，纳西族诗人桑映斗的《铁砚堂诗稿》，桑炳斗的《味秋轩诗稿》，牛焘的《寄秋轩吟草》，纳西族诗僧妙明的《黄山吟草》，李玉湛的《一笑先生诗草》，杨泗藻的《慎余子诗抄》，周兰坪的《江渔诗钞》，和庚吉的《退园韵语》、《听琴轩墨渖》，王树和的《雪湖诗草》，杨超群的《亦锦囊诗钞》，和柏香的《柏香诗钞》，以及木泰、木高、木青、木靖、李洋、杨昌、木正源、杨昞、王竹淇、杨菊生、唐尚贤等先贤的诗文，展示了明、清以来纳西族诗人、作家的创作成就。
纳西族文人文化，是纳西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丽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明以来，随着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深入传播，特别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热心学习汉文化，为使他们的子弟读儒书、习汉字，接受中原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不惜重金从内地聘请汉族文人做家庭教师，还将其子弟送往鹤庆、大理入学、应试。《明史·土司传》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守礼义，以丽江木氏为首。”由此说明，学习和接受汉文化已成为木氏土司家族的盛事。明朝丽江第六代土知府木泰写的七律《两关使节》，是现存最早的一首纳西族人写的汉文诗，表达了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明王朝的忠心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丽江纳西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中原王朝的亲密关系和纳西族与中原内地的交往和联系。木泰之后，相继出现了用汉文字写诗作文的木氏作家群，他们文学造诣较高，作品数量也相当多，仅木公、木青、木增三人，就创作有14部诗文集，并全部付梓刊行。清代丽江改土归流以后，入学读书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受门第的限制，纳西族和各民族的子弟有了较多入学读书、接受汉文化的机会。《光绪丽江府志稿·选举志》载：“自雍正初改流，而后士之争，自濯磨，出类拔萃者胪有其人。未百年间，掇捷南宫者相继接踵，而后相辉映焉。”从雍正初到清末百余年间，丽江计有进士7人，举人60余人，副榜10余人，优贡3人，拔贡20余人。与此同时，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来自新兴各阶层的诗人、作家，他们大多是汉文化素养很高的纳西族文人。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运用传统的表现形式，抒写情怀，描绘家乡的山水景物，反映社会生活，风土民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明朝丽江第十三代土知府木增有诗曰：“巨灵欲为开文献，着作重光亘代标。”
纳西族历代诗人、作家、文化名人，为丽江历史文化名城谱写辉煌，为丽江纳西族多元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历代的原因，纳西文人文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被视为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文化而横加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正本清源，对纳西族历代诗人、作家及其作品，重新给予认真的评价。
这次展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纳西族文化的灿烂辉煌，为从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纳西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纳西族着名女作家赵银棠在《纳西族诗选》前言中写道：“1981年4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大会期间，整个地方，万众欢腾，盛况空前。被邀回乡参加欢庆的部分在外纳西儿女，也从祖国各地相继赶来。会上所展出的解放后各项成绩中，也有本民族的历史文物、书画作品等等。儿女们看到一些先辈人物的诗文手稿本后，内心颇有触动，认为年代久了，难免渐渐破损，很有分别整理的必要，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五六月间，刚从家乡返回昆明的郭大烈同志来访，备谈此次回乡的种种情况和感受，也涉及如何整理保存先辈遗作问题。他并问我：是否愿意回家乡去，搞搞选编先辈遗产的工作？我心里踌躇：对于本民族各代文人和他们的作品，我很愿意逐步获得深入了解……他的一再动员和说服使我感动。互相酝酿一段时间以后，丽江县文教局的聘函来了；又在地区文化界领导的欢迎催促下，我就回到了相别数十年的故乡——丽江。”是年，赵银棠老师受聘回乡，任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顾问。她被安置在山环水绕、古木浓荫、位于玉泉公园山半的县图书馆内。这期间，她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同时，不顾年事已高，四处走访，从先辈诗人的后代家中借到珍藏多年的桑映斗、杨品硕等着名诗人的手稿、抄件，为编选《纳西族诗选》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4年8月，《纳西族诗选》最后定稿，赵银棠老师如释重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她并没有因此停下笔来，又开始了新的写作。是年，《〈玉龙旧话〉新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着名作家彭荆风在序中写道：“……无论从研究纳西族的古文化，或者对近代丽江地区文学艺术的了解来看，这都是值得细读的好书。而且，这又是纳西族的第一位女作家为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而艰苦奋斗的一块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初，《纳西族文学史》被列入全国“七五”社科重点科研项目，由云南省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丽江纳西族文学史研究委员会共主持这项工作。我有幸参与这项工作，并与李世宗老师、张信先生一起承担纳西族作家文学部分的编写工作。纳西族作家文学是纳西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编写中，对纳西族作家文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对明、清以来各代纳西族先辈诗人、作家及其作品作了翔实的介绍和客观的评价。这是新编《纳西族文学史》和1960年出版的《纳西族文学史》（初稿）最大不同之处。《纳西族文学史》于1992年8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犹闻当铎铃声——白马完小寄怀
杨原霁
壬辰初夏，白华张永康、和庆祥两君专程来访，并奉征稿函，为下一年春天白马完小百年校庆，请我撰写一篇论文，编入纪念册。张永康曾是我早年任教于白华中学时的学生，时任玉龙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和庆祥老师是我在白华时的同事。虽同在玉龙山下，却都久未相见了，一时便有“月明千里故人来”之感，并觉难以辞却他们以至白华父老乡亲这番盛情、这篇约稿。
多年来我在业余专注于丽江文史、古今楹联的搜集整理，先后撰写的篇目竟也有了数十万字，其中不乏清代丽江科举教育内容，却几未涉猎当今教育。这便因自己离开教育界已久，而一篇有着真知灼见的论文，必须基于实践，并援充分的统计数据、鲜活的实例为支撑。故而，论文不勉强为之，就写成这篇散记罢。
情怀所系，历历往事，其实都围绕着初拟的题目：“彰扬传统，继往开来”——此语归结了我对百年白马完小真诚的祝福！
两度代课于极乐宫——白马完小
1978年4月，县文教局分派我到白华中学任教。因已值下学期半途，校区安排我暂到白马完小代课。至学期结束暑假前的三个月，我就在白马完小，重温知青时代的教学生涯。我本下乡后期聘任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参加工作的。
当地村民习以“极乐宫”代称白马完小，我觉得颇具特色，这所完小本就设在先前的极乐宫。这名称表明，它起初是一所随佛教兴盛而建的村庙。清末停科举、兴学校以来，不少地方在财力物力、建材尚匮乏之时，往往利用庙宇来办学，丽江清末就曾在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开办“文普玉初小”，民国初于白华极乐宫设初等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丽江县二中设于文峰寺，拉市农中设于指云寺，均如是。既然利用庙宇办学，虽然有改建，这场所怎么都会带点庄严肃穆的佛教气息，而这并不影响当今我们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反而有着一种历史感。这是白华的一个文化历史。每当我进入极乐宫——白马完小那尖顶方柱的旧有券门，会生出教育神圣的心境。到后来，白马完小兴建了明亮宽敞的现代教学楼、新的大门，旧有建筑完结了使命。时过境迁，这种历史感淡去了，昔年极乐宫中的琅琅书声化入记忆。
我代课所任是语文和算术，还有音、体、美。这些小学课程于我，该是轻车熟路。1970-1971年我在鲁甸完小，每周29节课，一至六年级的所有课程都上过，还任附设初中班地理课。因此我只通阅教材作备课，觉得没必要在形式上写出教案。以至后已调离又按规定回来参加那次40％调工资，竟拿不出一纸教案来展示工作业绩。固然，从上课、批阅作业到组织复习、考试讲评，自己未曾马虎应付，我历来的信念是：不论在哪个行业，工作都是立身之本！实际上来到白华任教时，我的学历具体讲仍只是老三届中的初二，但我自信自己的学力，以及良好的表达能力。这两个方面，于教师尤其同等重要，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