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三八作风’？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以谭政为首的“反党集团”？
逆境不改“夫子”气。
邓小平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晚年，为了笔墨官司“较真儿”。
也许是中国文化中有儒家的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不乏“儒将”。就是在共和国1955年授衔的十员大将中，也有几个是颇具儒将风度的而谭政大将则更是有名的“夫子”。
称他为夫子，倒不是因为他说话总是之乎者也，也不是因为他身上有老知识分子的酸气，更不是因为他很注重仪表，讲究整洁……而是说他为人做事很有学者风度，很有知识分子的刚直和谦逊。
然而，政治家对儒将身上的书生气是很警惕的，不是有那么一句名言吗：
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还有人告诫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当然也有人歌颂书生气，赞美这种书生气，多年来，不是有人以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吗？
谭政大将虽然身经百战，但他身上的“书生气”总也改不掉。直到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没有改掉这一点。
“什么‘三八作风’？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内很有个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不仅反映在他对重大事情的决断上，也反映在他平时的讲话上。他有过不少的创造——诸如“一点两面”、“三三制”等等。公道地讲，他这种编串子的办法，有时候还是很起作用的，起码能把很多很复杂的内容变得好记了。
但是这种归纳有时候很有片面性，甚至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当然这都是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当时我们恐怕是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的。
谭政大将就提了出来。
那还是在他就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广州参加的军委会议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三八作风”这个说法。这是林彪的一个讲话的征求意见稿，林彪把毛泽东当年给“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来了个大概括。
谭政看了，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恐怕不是很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容易说混了。需要再斟酌斟酌……”
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总本人的意思，不是秀才们概括的。谭政说：林总说的也不是不能改嘛！
不是他不了解林彪，他们在一起共事有几十年了，对方是怎么一个人都很清楚。在东北打仗的时候，林彪对政治工作的事很少过问，也还听得进他谭政的意见。
可谭政怎么也没想到，林彪会把他的这个提法拿到了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没有想到这个提法在会议的文件中出现。
谭政拿着中央的红头文件，看着看着就坐不住了。白纸黑字，“三八作风”直刺他的眼睛。
多年来谭政心目中“全党服从中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则。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的。对于中央的文件是不会有二话的，他赶快布置总政宣传部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准备工作。
宣传部起草了宣传提纲，送到了谭政的案头。恰在这个时候，另一封信也送到了他的案头。
这是一位当年在“抗大”学习过的干部写来的。他认为，如果提“三八作风”的话，那么，“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否应该改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怎么办？
谭政认为，不是写信的同志咬文嚼字，这是有道理的。于是，他又亲自出面，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请示是用“艰苦奋斗”还是用“艰苦朴素”。
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还没有批回来，又出了岔子——有个军区的宣传部写来一个请示，问是不是可以把“三八作风”写成大标语，刷在军区的大院子里？
宣传部又把这份报告，送到了谭政大将的案头。
在谭政看来这件事情很简单，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还没有回音，这要等毛主席批下来以后再作答复。
下面军区又来电话催问，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只好去问谭主任。他对宣传部的同志说：“不急，等毛主席批示了再答复，也不迟。”
偏偏有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把总政这里没有立即表态的情况告诉了林彪。
这时的林彪正在考虑“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上升，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他不能容忍全军的最高政治机关，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声音。
他对一个常去他那里的人说：总政这是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诋毁“三八作风”。
他还对有的人说：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
这无疑是个信号。如果是政治斗争中的老手的话，那么是不会忽视这种传言的。在这种时候，谭政身上的书生气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他对把这消息告诉他的同志说：“以后不要去听那些小道消息。我不相信那些话会是林总说的。”
也有好心者劝他说：“你和林彪是多年的老上下级关系，你的一些话林总有意见，你去认个错不就得了？”
他还是说，没有那个必要。他觉得林彪是了解他的，不会因为这些工作上的事对他怎么样的。同时，他也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说的那些话有什么错？
你们说嘛！
他依旧上他的班，开他的会。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他却不知道有人正在暗算他。在他的头脑里，是不会有那么坏的人专门整人的，特别是在我们党内。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谭政主持召开了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紧接着他又到政治学院去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而这个报告又登在了解放军报的显着位置上。
这时，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已经嗅出了些味道——这和林彪的一些说法是并不一致的。
而谭政认为他的说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和他说起这段往事时，他自己也说，我当时是书生气十足。
林彪是个很喜欢搞突然袭击的人。对战场上的敌人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对他的许多同事也是如此。
他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并要谭政准备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谭政带了几个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报告稿，送给军委常委征求意见。别人的意见回来了，唯独不见林彪的意见批回来。
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了，林彪突然提出先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一个叫谭政听来很吃惊的讲话。
林彪拖着他的湖北腔说：“现在政治工作的方向有些偏。今年总政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虽然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开得不好，许多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联想到去年的政工会议，情况也是如此。”
就在不久前，林彪见到谭政时还说：“军队的政治工作还好，我很放心。”
他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林彪在他的这次讲话中，还发表了那个当时很新奇的说法：四个第一！
他讲起这些来可谓摇头摆尾，他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
这就是“四个第一”第一次在部队出现。
对这些说法，谭政怎么能够接受呢？但不接受也得接受，林彪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话自然是军委首长的指示，是为下一步军委扩大会议定下的调子。
到了开晚饭的时间，谭政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他把起草报告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在原来的报告稿上加进林彪的意思。然后马上报给林彪。
恐怕到这时，谭政大将是预感到了一点什么。但他还没料到下一步的斗争矛头就是他本人。
说来后人很难相信，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报告以后，总政的另一个负责同志却作了一个和他的调子完全不同的长篇发言。
谭政的报告，是林彪交代要做的。后来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过的。而另一位负责同志的发言，也是林彪要他作的，基本意见是林彪的。
谭政听着这位同志的发言，越听越不是滋味。按一般的常理，这位同志发言前应该和自己打个招呼呀，这样总是不大对头吧。他哪里知道正是林彪让这位同志这么干的。
他已经隐约感到，这次会很可能是朝着自己来的。
而这两个内容不同的报告，在与会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一些看风向的人便开始在会上会下活动，散布对谭政很不利的话。也有人在会上发难，把谭政的讲话当成靶子批判。
林彪也明确指示：“谭政要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
谭政是很仓促“迎战”的。实际上他只能是被动挨打。
最后，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并且要求总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继续解决他的问题。
以谭政为首的“反党集团”？
总政治部的党委扩大会议接着开了起来。这种名为党委扩大会议的斗争会，完全是不许讲道理的。只准谭政承认他是“反对党，反对军委，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不许他解释，更不许他说理。
偏偏谭政又是个爱讲点“理”的人。他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主席，也不可能反对毛主席。要他承认这一条，他坚决不干。
他在斗争会上据理力争：“你们这么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以及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和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这也不是事实。”
他的这些说明和争辩，得到的只是一句话：谭政的态度很不老实。
那时候有个很是时髦的说法，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有人出来算谭政的老账了：“1944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着作，可用你的名义发表以后，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
听到这里，谭政忍无可忍了，他站起来说：“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后来在大会上宣读，和在报上发表用我的名义，都是中央开会定下来的，我就是想用我的名义发表也发表不了哇！”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是想借此捞政治资本！你还不承认！”
“你和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必须交代你们的反党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