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作家叶紫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经饿了”，“借我十元或十五元钱，以便救急”。7月30日，鲁迅给叶紫写了一封回信，给了他一些钱，信尾问候语是“即颂饿安！”如此之出人意料之问候，实在是俏皮得很，凸显出了一个很可爱的鲁迅形象来。
冯玉祥关于反拆迁的妙论
“拆”，是指将土地上原有的建筑物或其他必须拆除物拆除；“迁”，是指对原土地使用者的暂时或永久迁移，将该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重新安置。如今，由于一些地方在拆迁时行为粗暴，且安置不给力，致使拆迁已经成为了一个声名狼藉的词。李承鹏以“暴力拆迁”和“抗拆迁”为主题的小说《李可乐抗拆记》出版后，更使拆迁这个热词火上浇油。笔者刘继兴不禁想起了民国年间冯玉祥将军关于拆迁的一番宏论，写来与各位看官分享之。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6月6日，南京被定为特别市，刘纪文成为国民政府南京建市后的第一任市长。刘纪文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1914年，刘纪文曾从日本去美国看望在哈佛大学念书的好友宋子文，结识时在美国念书的宋美龄。1916年，由于宋子文的撮合，宋美龄与刘纪文在美国纽约订婚。后来，众所周知的是，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
1929年5月，刘纪文也找到了自己迟来的爱，与“金陵佳丽”许淑珍举行了盛大婚礼。宋美龄没有亲临现场，只派人送了一个硕大的花篮，上面题款是四句诗：“往昔进履殿恩晖，事倍争效鸟双飞。如今寥廓横空喜，烟花浪漫至如归。”将诗的每句首字连接起来，便是后来宋美龄撰写的爱情小说题名——《往事如烟》。
宋美龄的爱情小说《往事如烟》，全文长达3万多字，写于1945年夏秋之际的中国陪都重庆。在这部爱情小说中，宋美龄以细腻的笔法，浪漫的情愫，纪实的风格，客观生动地描述了她早年与“情人”热恋恩爱的动人爱情故事，这个“情人”就是刘纪文。《往事如烟》面世后风靡美国，当时的纽约《女性世界》杂志专门出版了一期“时尚”增刊，全文发表了宋美龄的这部炙手之作，随后华盛顿《和平》杂志予以全文转载，一时间在美国文坛上炒得沸沸扬扬，十分火爆，仅半个月时间内就再版了3次，印数多达30余万册。
在刘纪文担任南京市长的两年任期内，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奠定了南京市中心区的道路格局。南京设市之初，财政拮据，刘纪文抓住国民政府筹备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机会，提出修筑迎榇大道的建议，得到采纳，于1928年8月至1929年5月建成一条长12公里、宽40米、铺有沥青路面的中山大道，并从上海法租界购得第一批悬铃木数千株，种植在大道两旁，成为南京第一批行道树。中山大道至今仍是南京的主干道。
建设中山路时，遭遇了拆迁的难题。由于拆迁补偿款不足以购买新房或建造新房，400多拆迁户不接受补偿方案，于是群起而抗议，不“配合”政府的拆迁。
当时的南京特别市政府发动宣传攻势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要建设就要先破坏，为了长远利益，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也是迫不得已，望拆迁户们予以谅解。
但老百姓很现实，乱世中的老百姓更是如此。官方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老百姓根本不买账。房子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房子拆了，他们就没有了栖身之所。他们想不通，对拆迁有抵触，无不愤愤然。而不“配合”拆迁，官方便要派人强拆，于是矛盾升级，无法调和。
忍无可忍的拆迁户们，以及同情他们的人，呼朋引伴聚集一起，走上街头，并蜂拥而至国民政府（在今长江路292号），要求当局解决问题。蒋介石等要人在大楼里面，对情绪激愤的请愿者避而不见。也许他们害怕控制不了局面，不但平息不了风潮，反而会火上浇油；也许他们害怕请愿者不给他们下台的台阶，让他们难堪，总之他们害怕见民众，不敢跟民众直接对话。
他们想到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合适去做民众工作的人，这个人便是冯玉祥。他们推冯玉祥出来跟民众对话。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逐步升至一级上将。建设中山路的两年期间，冯玉祥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10月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他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在国民政府的高官中，他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有人说他“事事与人不同”。他穿粗布衣，打扮与普通百姓差不多，人称“布衣将军”；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请客（包括请蒋介石吃饭）总是两菜一汤，从不奢侈浪费；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独到领悟，嘴边常挂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句子，心中常有“民生”二字，做事常能想到普通的老百姓。因此，他有“亲民”形象，在老百姓中很有威望。蒋介石等人也许是要利用他的“亲民”形象，所以把他推出去和闹事的群众对话，希望他能以口舌平息事端。
对于这件事，冯玉祥有详细记载。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划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请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
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还记载了他参与此事后对民众讲话的全文，言辞平实，旁征博引，妙不可言：“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一世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你依法治国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
冯玉祥说完后，本来怨气冲天的黑压压的民众居然热烈地鼓起掌来，他的话讲到了拆迁户们的心里。
蒋介石本来是要冯玉祥为当局讲话的，谁知他却为拆迁户讲了话。“救火”的，变成了“火上浇油”者，蒋介石自然很不高兴，但也不好发作。冯玉祥在《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
民国时期，大小官员都喜欢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常常挂在嘴上，但真正能像冯玉祥这样践行民生主义者，实在是寥寥无几。
拒绝蒋介石听课的学界“牛人”
1938年，抗日名将冯玉祥随民国政府西迁到陪都重庆。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十分尊重学者，在文化界拥有很多朋友。1940年，为了学习中国历史，冯玉祥请了着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为其讲历史课。
当时，翦伯赞刚辞去了已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来到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同时担任冯玉祥的《中国通史》教师，并经常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授课。他还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上层政治领域和文化教育界，做了大量统战工作。抗战八年，是翦伯赞一生史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两册《中国史论集》和《中国史纲》的“先秦卷”和“秦汉卷”等名着。
翦伯赞给冯玉祥讲课时，总是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且能以古喻今，深入浅出，很受冯玉祥的欢迎。冯玉祥听得入了迷，让他的随从人员也都来听。有一天，蒋介石到了冯玉祥的住处，看见客厅内聚集了不少人，一直提防冯玉祥的蒋介石很敏感，以为冯玉祥在开什么“黑会”，顿露不悦之色。
看到蒋介石不期而至，冯玉祥连忙站起来对蒋介石说：“今天是我请翦伯赞教授给我们讲历史课。”说着便拉着翦伯赞的手，将之介绍给蒋介石。蒋见此情，连声说：“好，好，好，你继续讲，今天我也是来听你讲课的。”
谁知翦伯赞却慢吞吞地说：“对不起，现在已经到了下课时间。”在座的人听了这话，纷纷夹着笔记本走出了客厅。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十分尴尬。
翦伯赞的学者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40年代，面对国民党的刀丛箭镞，翦伯赞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又说：
“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翦伯赞治学严谨，造诣很深，至今仍为史学界所推崇。他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一道，被尊为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
同为史学名家的侯外庐对翦伯赞的辞章赞不绝口，在回忆录中说道：伯赞的口才和文才都很不凡。伯赞的文章以优美潇洒见称于世，那文采，最反映他的风格。他献给读者的历史着作，篇篇读来都能朗朗上口，连以自负着称的大诗人柳亚子也感慨地称赞翦伯赞：“翦生才调太遮奢？问是文家是质家？”
翦伯赞的学者风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再次显露，这一次是针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马寅初。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青年要做到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多次向学生介绍自己锻炼身体的经验：爬山和淋浴。马老每天下午驱车到颐和园万寿山脚下，然后攀至佛香阁；每天淋浴时变换水温，由热至凉，再转热。
马寅初后来还将这健身的经验写成文字，送到北大学报编辑部。当时学报主编翦伯赞却婉拒了这篇稿子，说北大学报是要同外国着名大学交换的，这稿学术性不太够，发表后影响不大好。马寅初听后只得作罢，只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两句：毛主席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这些都是自己实践得来的，怎么不是学术？
一个学报主编敢拒绝校长的稿子，而校长竟然也不以为忤，一时传为学界美谈。
民国政坛的四大书法家
学界公认的民国四大书法家，分别为谭延闿（楷书）、胡汉民（隶书）、吴稚晖（篆书）、于右任（行书）。此四人，都是民国时期的超级“牛人”，在民国政坛都是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事业与学问上均有非同寻常的建树。
先说谭延闿。
谭延闿，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为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和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家学渊源的谭延闿聪颖好学，年少时即被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
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4月参加殿试，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从此具备迈入政坛的资本。同时，这也填补了湖南在清代200余年无会元的空白，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
谭延闿是近代君主立宪派领导人，清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立宪。1909年举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脑人物。辛亥革命时附和革命，长沙光复后，被举为湖南军政长和参议院议长，后三任湖南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后历任湖南省长兼督军、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
谭延闿通权达变，善测政治风向，从三次任湖南总督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到最后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长，构成了他整个民国时期名位隆的煊赫篇章，从而成为群雄纷起的动荡时局中为数稀少的“政坛不倒翁”。他平生对美色了无兴趣，却对美食情有独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为文人，却精通骑射，马上功夫很是不错，兼有武人本色。
谭延闿更受人推崇的是，他的书法名满天下，是继清代钱沣之后的又一个颜体大家，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他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为世人所叹为观止。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能出谭延闿其右者。
谭延闿诗书俱绝，善诗联，擘窠榜书、蝇头小楷均极精妙。书法作品兼有艺术和文物双重价值，现在南京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延闿手书。
谭延闿生于1880年，卒于1930年。谭延闿的女儿谭祥，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后来嫁给了蒋介石的铁杆亲信、后来成为“副总统”的陈诚。
再说胡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