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错误认识下，很多机关单位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放心，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也很不恰当，一些本该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被派去做了和本专业无关的事情，造成了国家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相信他们，信任他们，并且在工作上支持他们。他再三地提醒各级党政官员要正确对待人才，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信任他们”，只要他们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愿意自我改造，党就要信任他们。他特别指出，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认为建国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重要作用，应该积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在周恩来正确的人才观指导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办的各层次各类型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很快为祖国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在领导政府期间秉承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尊重信任的原则，大胆地使用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吸收了许多从海外回国的人才，充分尊重和信任他们。把他们安排到国家各项建设的重要岗位，给他们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关心信任人才，乐于和知识分子交朋友
对他人的理解和信任是实现人际交往的基础，也体现着领导干部的胸怀和能力。
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独立的劳动者群体，他们拥有知识技术和先进爱国的思想。旧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腐败的政府统治，在政治上受到排挤，经济上没有保证，思想上不得自由，是个难有作为的特殊阶层。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变化，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十分关心信任人才，在政治上信任知识分子，在工作中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照顾知识分子，努力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政府的温暖。
1962年周恩来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在会议上发表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特别强调：“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着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周恩来的讲话感动了在场的很多知识分子，让他们切身地感受到了来自国家、来自党的深切关怀。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对于知识分子在党的定义和地位做了具体分析，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他解释了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团结世界上90%以上的人来反对帝国主义。90%以上的人，具体地说，是指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人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
周恩来的这番讲话，充分地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
周恩来不但在政治上信任人才，还在思想上、生活上关心人才。他曾专门指出：
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工作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建设祖国中的作用，我们还应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首先，在工作中，为了节约高级知识分子的时间，让他们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多为国家做贡献，要尽量减少他们出席非专业业务性的会议；其次。要为知识分子提供尽可能多且必要的书籍，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们学习进步的最主要工具，对于知识分子在他们精力允许的范围内，要鼓励他们多读些有用的书，多掌握些各个不同方向的知识，这样在处理问题时，才会更加灵活；最后，要尽量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改善他们的待遇，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更该如此。对于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为了日常琐事浪费太多的时间，这是对于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知识分子应该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为国家获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不断进步。同时，还要适当地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有些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较差，几代人蜗居在一个小房间内，由于家庭居住空间狭小，他们的休息、娱乐和工作都不能够得到合理的展开，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因此，改善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条件对于他们更好地从事研究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周恩来还要求各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做到从思想上尊重知识分子，要打破只重视改善行政人员的生活而认为不应该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的错误观念。要按照按劳取酬原则，按照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规定他们的工资，消除平均主义的问题。
周恩来对于知识分子的关心、信任和尊重，使他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被他的魅力所吸引，都乐意将他视为知己。
周恩来也乐于和各界知识分子交朋友，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思想。周恩来与一批着名专家和学者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不仅仅尊重他们的意见、支持他们的工作，还对他们的生活无微不至地关心。1959年的一天周恩来到老舍的小院，当得知老舍前些日子得了一场严重的气管炎时，出于关爱批评了老舍夫人胡薭青没有及时向他汇报，并且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
1961年冬着名演员舒绣文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心脏病犯了。周恩来不顾一整天工作的辛苦，晚上亲自上门去慰问她，希望她注意休息，并且对她说：“你要明白，你的身体不单是你的，而且也是党和人民的，人民需要你，你一定要战胜病魔。”为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1956年4月16日，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此外周恩来还要求政府部门要切实了解知识分子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细致到包括住房问题、孩子入学问题，以及休息娱乐等生活问题，以此来确保广大知识分子能够安心工作，钻研业务。
四、在危难时刻帮助和保护人才周恩来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突出表现在危难关头能够挺身而出，尽力保护人才，为他们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知识分子心灵上和生活上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给予关心和保护，帮助他们度过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难关。如北京大学校长、着名爱国人士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主张应该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马寅初先生的这一有远见性的意见却遭到了错误的批判，有人甚至主张要将他定为“右派”。关键时刻周恩来明确表示：马寅初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他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他定为“右派”。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马寅初幸运地免于被打成“右派”的命运。“文革”初期周恩来得知已经90岁高龄的马寅初先生患了结肠癌，需要手术，亲自审阅批准了医疗方案，专门调来专家保证了手术的成功。
着名评剧演员新凤霞也一直感谢周恩来的保护。1959年9月当周恩来得知新凤霞的丈夫吴祖光已被下放到北大荒，新凤霞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时，明确表示：“新凤霞是贫苦出身的民间艺人，我们了解。”他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新凤霞摘掉了“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新凤霞遭到迫害，周恩来对中国评剧院的负责人说：“新凤霞贫苦出身，我们了解她，你们要注意她的安全……”，再次保护了这位来自民间的艺术大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大批杰出的人才遭到迫害，包括功勋卓着的老干部们、广大知识分子和着名民主人士。周恩来认为他们都是国家的宝贵人才，不能全被打倒，他想尽办法、利用一切机会对他们进行保护，解除他们的困境。如当他得知宋庆龄受到了冲击，红卫兵闯进了宋庆龄在北京的家，并错误地把上海的宋庆龄父母墓也砸烂了的这一情况后，立即致电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上海市委必须重新修缮墓地。他亲自对首都红卫兵做工作，强调：“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明确指出红卫兵到宋庆龄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为了更好地保护宋庆龄，周恩来还特意安排中央警卫局加强对她的住宅的安全保卫工作。
1966年8月，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转的章士钊的求助信后，立即拟就了一份关于需要保护的着名民主人士的名单，他明确地提出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若溪以及李宗仁这些着名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及两高、两副等高级领导干部应予保护。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科技界、文化界的朋友尽最大努力给予保护，他保护了郭沫若、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一大批着名专家和知识分子。当他得知大数学家华罗庚被错误地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后，明确指出：“像华罗庚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保护”。1970年３月4日周恩来接到华罗庚要求追查被盗数学手稿的信后，立即做出四点批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并要求有关负责人把事情办好后回告与他”。在“十年浩劫”中被周恩来保护下来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少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骨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