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章成为这个县城的热门话题。人人都在讨论他自杀的原因，人人都猜不出他自杀的原因，当人们实在找不出理由时，他们就说，哦，诗人自杀是很正常的，然后根据他们有限的文学常识，罗列出几个卧轨诗人的名字……这样，李启章的死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近乎常态的、符合逻辑的死亡。他们也终于安心他的死亡，不再为一个人莫名的死亡而焦虑不安。有人知道我们是朋友，常常旁敲侧击地问询他自缢的缘由。这时我通常感到一种巨大的愤怒，但是，这愤怒不是针对好事者，而是针对李启章。
我觉得，他太鸡巴懦弱了。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李启章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夜不能寐。我怀疑我的精神出了什么状况。那是怎样的一种恐惧？每当我闭上眼睛，就感觉他站在我的身旁。那是怎样的一种表情？渴望诉述却又如哑巴般沉默；当我睁开眼睛，他就消失了，只有黑夜笼罩着房间，身旁是妻子和儿子温柔甜美的鼾声……我起身开灯读书，读着读着睡着了，然而在恍惚闭眼的刹那，他又站在我身边……我猛然睁眼，灯管静静地亮着，由于电压不稳发出“滋滋”的微弱的声响。万籁俱寂如宇宙。
在他死后的一两年内，我一篇小说都没写。我也没写过任何一篇关于他的文字。
他伤害了自己，伤害了这个世界，以及那些和他类似的脆弱灵魂。他搅动了那些灵魂浑浊的谷底。
多年后，我在单位门口的地摊上吃豆腐脑时，遇到了他的老婆。她比以前瘦了。她买了两块钱的油条。我微笑着跟她打招呼，有一搭没一搭问询孩子的情况。李启章去世后，她跟孩子就搬走了，据说住在她妹妹家。房子也不好卖。谁会买一栋自杀者的旧居？她目光闪躲地回答我说，一切都好，孩子上高中，她在超市上班……她骑着自行车匆匆离开。几分钟后我收到她的短信。她说：“在我转身离开的瞬间，我哭了。我又想起你哥。他真是个狠心的人，扔下我跟孩子在这人世间受苦。”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流下来。
小圈子的聚会越发稀少。仿佛大家都在躲避什么，都在掩藏什么。他们谈起李启章时，通常叹息两声，然后将话题漫不经心地引开。只有一次老贾喝着酒，突然哽咽起来，然后是上气不接下气地抽噎。我们都捂着自己的脸庞，仿佛是我们，而不是李启章，彻彻底底伤害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次聚会喝酒，我都会偷偷朝地上洒一杯酒。我知道李启章贪杯。
那是岑寂的时光。左蓝调离了县文联，去了另外一个县城的博物馆。李启章的老婆跑到文联，找她打过几次架。在我看来，左蓝是这件事中最无辜的受害者。
程禾也很少找我。即便我们面对面地喝酒聊天，我们也不晓得聊什么。他的眼神越发忧郁，似乎总在为什么事发愁。由于金融危机，生意越发难做；女儿的学业让他担忧，而那个细高细高的儿子患有好动症，眼睛总是不停地眨，每个月都要带他去北京儿童医院就诊，回程时背着一麻袋草药……小说离我们似乎越发遥远。他曾经说：即使到头发斑白，我们也应该坐在一起，谈谈情，说说梦。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感觉他离我很远，我们再也回不到初次相逢时的默契欣喜。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且是朝着我们未曾预知的路。有时想起那个跟他喝酒的下雨天，想起他隐匿在黑暗光线中的脸庞，恍惚竟是上辈子的事。
那是2005年。2005年的县城跟1997年相比，仍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街上的豪车多了，关于二奶和小姐的消息再也引不起人们的好奇和谴责，相反，人们都开始羡慕有钱人，羡慕他们有更多的女人和儿子。多年后想起，那个年代正是所有美好、脆弱、柔弱的精神被摈弃的年代，赤裸裸的物质欲望、身体欲望和娱乐至死的精神正快速蛮横地侵占着每个肉体的神经末梢……我，我们，以及未来的我们，都不曾想到过，这个世界真正的质变开始了，如果说以前的美德、道德底线尚有拥趸和教徒，那么之后的年代，所有的廉耻和美德都将被打入冷宫，真正的资本主义时代君临了。我想起了李启章的离世，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他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曾经做过如下论断：
我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在富尔维埃看里昂的景色，在德·拉·加尔德圣母院看马赛的景色，在圣心广场上看巴黎的景色。在这些高处感受最深切的是一种恐惧。那蜂拥一团的人类太可怕了。人需要工作，这当然是对的，但他同样还有另外的需要，其中之一就是自杀，这既是他本人的内在需要，又是塑造他的社会的内在需要，这比他的自我保护的内在引导还要强大。
有一天我穷极无聊，跑到云南米线馆吃米线。当我打开一瓶劣质白酒后，才发觉不远处的桌子上，坐着我曾经的领导，那个会变魔术的副所长。他也发现了我，很开心地跟我坐到一起。他退休了，据说迷恋上了十字绣。人们都在传说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剩下的二十个小时就趴在桌子上，绣那幅长十米宽五米的《八骏图》。由于懒得去厕所（怕耽搁时间），他已经患了前列腺炎和尿路结石。
“喝酒吗？”我问他。我记得他酒量还不错。
“我很多年没喝了，”他的脸颊更瘦了，仿佛刚出土的木乃伊，“不过咱爷俩好久没喝两盅了，今天破破例吧。”
那晚他喝了三四两就不行了，身子歪歪斜斜倒在一旁。我本来还期待他能给我变魔术，看来也泡汤了。“你平时的衣兜里，是不是总揣着几个钢珠？”我用力摇摇他的身子，“是不是？”
他貌似打起了酒鼾，我更失望了。我还记得变魔术之前，他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劈腿、高抬腿、弯腰。这些热身动作甫一结束，魔术表演就开始了。我以为其他的专业魔术师也像他一样，在正规表演前都这样热身。这一度让我对这个行业心存敬畏。而现在，他趴在油腻的酒桌上，涎水顺着嘴角缓慢地流下来。
我走出屋子回家。路过一块荒地时，我不禁停了下来。以前那里是居民区，因为涉及拆迁，居民全部搬走，但是房子还没有拆干净。一栋栋的房子像被野蜂抛弃的蜂巢，在夜里散发着孤寡的气味。那是谁家的一块草坪，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上面盛开的野花，只恍惚瞥到高而伶仃的野草在风中摇曳。那是深秋了，我竖起耳朵，听着草丛里蟋蟀的鸣叫，以及一种“沙沙沙沙”的奇妙的摩擦声。那是什么声音？我半蹲下去，将耳郭紧紧贴到干燥冰凉的地面上。让我失望的是，除了野草喏喏歌唱的声音，什么都没听到。
给我一朵蜡梅香啊蜡梅香
又是母亲节了，想想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给母亲送过礼物。在印象里，这个贫农出身的女人就好像一尊青铜雕像，刚毅，果敢，是电影里那种女强人的样子。从我记事开始便是短头发，硬硬的，铁丝一样。印象里深刻的是1976年大地震，她怀着弟弟，住在地震棚里，黑夜里下暴雨，由于地震棚短小，她的小腿和脚踝被雨淋了一宿，第二天起来，腿都肿了，她背着我，去喂猪圈里的那头约客猪。我趴在她的脊背上。她的后背宽广而温暖，我仿佛能感觉到她的心脏跳动的声音。
印象里她总是打我。也许那时心情不好，父亲在北京当兵，一年探家一次，她和奶奶的关系也不好。而像我那么倔强、任性又蛮横的孩子，天底下大概也少见。记得那阵我刚学会骂人，她用细长的围巾把我吊在房梁上，手里拿着笤帚，抽我，我不停地骂她，她不停地打我，后来大抵手累了，她解下我，紧紧地搂着我。后来出了屋子，她背着我，顺着梯子爬上屋脊，拾掇屯子里的苞米。我这时才大声哭起来，她手里攥着苞米盯着我，她没有走过来亲我，或者帮我擦眼泪，她只是那么盯着我，像盯着一个陌生人。
小时候觉得像候鸟，我们一直不停地迁移。以北京为起点，我们一次次地搬家。经常是，新家的地理位置刚刚熟悉，我们又要出发了。总是有未知的地方在等待着我们，等着我们把房间温暖起来，然后冷漠地离开。可是每到一处新家，她总是发挥一个乡村女人的理家才能，将狭窄的空间布置的得当而干净。在大同时，父亲在山沟里当营长，山沟里没有小学三年级，于是把我托养在城里的老乡家。这个老乡家有三个儿子，算上我是四个。在我印象里，老大和老二都脾气火暴，经常吵架，有时候互相拿着菜刀和剪子对峙。他们对我很好，但我还是想家。每个礼拜六，父亲都派一个会武术的河南兵，骑着自行车，跑一百多里地，接我回家。穿过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山路，我总是盼望着营房尽快出现在我眼前。当部队整齐的平房闪现在我眼前时，她也总是出现了。她系着纱巾，靠着一棵树，等我。就那么着等我。看到我，她就转了身子，往前走几步，我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去拉她的手。她的手总是那么暖。手心里是粗糙的茧花。
初中考高中时，我没考上重点高中。在我看来这是丢人的事情，那阵子我最想的便是自杀。我天生便是个喜欢自己感动自己的人，长大后我知道这是种卑贱的品质。那时我幻想着等她下班时，我从二楼顶上如鸟一样飞下来，匍匐到水泥地板上，从鼻子和耳朵里流出黑色的血，然后她趴在我身上，号啕大哭，我就歪头死了，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可她没给过我这样的机会。黄昏下班时，她看着楼顶上的我，总是严厉地说，你下来！摔下来怎么办！我就悻悻地顺着梯手下来，然后，帮她择菜做饭。那时候我悲伤地想，我怎么有这么个麻木不仁的母亲？我怀疑我是不是喝着她羊水长大的那个胚胎。
高中时，有女孩子找我玩，她总是高兴地为我们洗苹果。等人家走后，她就狐疑地审讯我，这孩子是哪里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学习好吗？是班里的干部吗？有一次她洗衣服，发现了一封所谓的情书。其实不是我的情书，是一个和我要好的女孩托我送给另一个男生的。然后，她拿着情书去找那个女孩，她和女孩恳谈了一个多小时，请求人家放过我。“他要考大学的，他和你不一样的。”后果可以想象，女孩再也没搭理过我。在维护所谓的儿子的利益时，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她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她也没意识到，我在整个青春期最憎恨的一个人便是她。有次我们吵了起来，“你就是个巫婆！你是天底下最恶毒的巫婆！”我粗着脖子大声咒骂她，“又丑又凶的巫婆！”她听后哇哇地哭起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夏日午后，她穿着件旗袍，踉踉跄跄下了楼，蹲在院子里继续大声号哭。这是长这么大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哭。我趴在二楼的阳台上，看着她的肩膀有频率地抖动着，心里是那样无比的畅快。
我还不喜欢我洗头发的时候，她不停地指手画脚。洗头这么简单的事情，她也围绕在我身边，一会儿说洗头膏放多了，一会儿说放少了，一会儿说耳朵后面没洗到，一会儿说再洗一水吧，脖子上好多泡沫呢。有那么一回我烦透了，对她说，我都二十岁了，这样的小事您就别操心了，干不干净是我自己的事，和您没关。半晌她缓缓地说：“是的，你大了，不需要我在小事上提醒……”她转了身去给我倒水，我听到她说，“等我哪天死了……你就再听不到我唠叨了。”我透过水淋淋的头发打量着她。在灯光下，她眼角的皱纹金丝菊一样伸展着，头发连根都白了。我，竟没发现，她已经真的衰老了。
我的第一个女儿夭折时，我们去埋葬。孩子早诞生了四个月，生下来只活了十分钟……她把孩子用青稞纸裹得严严实实。我拿着柄锹跟在她身后，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在郊区的一处麦田旁边，她让我挖坑。我的眼泪一直憋着，我不敢看那个孩子，可是又想看。这时她说，我去买点东西，你先挖。记得那时麦子都熟了，黄色的麦浪很香。我开始哭起来，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可是我不敢出声。麦田旁边是公路，不时有汽车和行人来来往往。后来她回来了，塞给我一盒香烟，她说：“你抽吧，不用忌烟了，抽吧。咱们家没福气留住孩子，是因为孩子去天那边享福了。孩子很快会忘了你的，你也忘了她吧。”
我看着她，她很严肃地盯着我，像盯着小时候的我那样盯着我。她越来越老了。她六十岁了。这时她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别给我哭，你要是个老爷们就别给我哭。你这么小，还有的是机会。”
有时候我经常在梦中梦到她死了。她躺在地上，小动物一样。我就那么着哭醒，深夜冷身而起，点上一根香烟，格外地想她。她和父亲住在另一处房子里，虽然不是很远，但我也不是常去看望他们。她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叮嘱我吃早餐，叮嘱我拖地板，叮嘱我晚上别熬夜，叮嘱我单位的考试一定要考好，叮嘱我冰箱里的饺子超了三个月别吃了，叮嘱我最近流感严重先吃点板蓝根，叮嘱我，要有点精神，别颓废。她说：“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作为一名曾经的乡村女民兵队长，毛主席是她年轻时的偶像，等她六十岁了，仍然是她的偶像，她把偶像的话传授给我，以一种平常的口吻和普通的方式。在她看来，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快，她希望我永远像虚拟的革命者一样，去和这个世界搏击，并且能狠狠地给这个世界几记勾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