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中，卢卡奇（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理性的毁灭》（1954年）、《美学》（1963年）、《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0年）等。卢卡奇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思想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只是其影响之一。在卢卡奇的一生中，充满了变数，其知识立场亦多次转折。某些评论者曾经指出，他的独特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浓缩的20世纪欧洲知识史。实际上，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青年卢卡奇的理论支援背景是极其复杂的。在青年卢卡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里，除了深受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影响外，新康德主义、胡塞尔现象学、狄尔泰的生命哲学、韦伯和西美尔等都曾对青年卢卡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奇特的理论逻辑混合，也见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当代各种思潮的兼收并蓄。也许正因如此，有人主张对待卢卡奇的态度可以多种多样，但唯一不可采取的态度便是忽视他，因为这将是愚蠢的。这种事实给认识和评价卢卡奇带来了异常的困难。有必要强调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开创者的卢卡奇，只是其理论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即本章涉及的其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中心的这个时段。我们并不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概括他的全部理论贡献。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他的理论生涯出现多次反复，一生中反复检讨，既留下被理论界视为极左的著述（包括许多文艺批评论著以及《理性的毁灭》等），又留下与主流马克思主义不能沟通的另类作品（包括其晚年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在总体上，对卢卡奇理论的总体风格和立场也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在卢卡奇的理论生涯中，他策略性的自我检讨发生过多次。这给卢卡奇的理论性质的判定带来了一定的难题。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断定，我们所面对的绝非一个从青年到老年都保持一致的研究对象。关于这一点，参阅张一兵对卢卡奇“自述”真假题和卢卡奇研究的同一性等问题的分析（《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参阅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被公认是这一独特思想流派的开山鼻祖。他一生的著述十分庞杂，其思想也历经了一个独特的发展变化过程。这其中，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奠定了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肇始者的地位。马丁·杰指出，如果没有青年卢卡奇的这本“开山之作”，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文本就不可能被统合起来。（参见［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在这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中，青年卢卡奇从主客体同一的总体性辩证法出发，拒斥第二国际以来的“伪科学主义”的教条主义，重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些思想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也为我们审视后来各种纷繁复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标尺。正因如此，当梅洛庞蒂将20世纪以来的这种与教条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反的理论派别定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他指出，这股始终保持着革命活力的思想流派的源头正是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法］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在这个意义上，对青年卢卡奇思想的解读，是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入口。
第一节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
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重建是以他对马克思历史概念的重新解读为逻辑基础的。换言之，青年卢卡奇的哲学逻辑出发点是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基础范畴的历史概念。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当中遭到了曲解。事实上，对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概念的解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涉及能否正确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本质，能否在变迁着的时代条件中重现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精髓。也就是说，青年卢卡奇立足于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对历史概念的重释，实际上是他打响的一场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质阐释权的争夺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目的，就是“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1页。）。
1.青年卢卡奇的言说语境
正如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变迁深深植根于他所处的时代一样，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也深深植根于他所处的时代。从理论的宏观表象来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青年卢卡奇的思考重心。他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新特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所遭遇的困境，以其独特的思考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地位。较之于第二国际以及苏俄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卢卡奇的言说自然呈现为一种明显的“异端”特质。从青年卢卡奇思考和活动的轨迹来看，青年卢卡奇言说的现实与思想语境是极其复杂的。这其中，第二国际以来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困境，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在现实实践与理论上的深远影响及其对卢卡奇思想的巨大冲击，构成了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导性现实语境。
第二国际的内部分裂与理论斗争。不可否认，第二国际的诞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但这个新阶段的开始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阵营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完全统一，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一个充满内部争论与逐渐分裂的过程。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分歧源自他们所共同遭遇的两大难题。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使社会主义运动迫切要求提出应对新实践环境的革命策略，例如，如何认识和组织合法斗争；另一方面，在理论上，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认知仍然相当缺乏和肤浅。第二国际很快就因为改良主义思潮泛滥和主要理论家的失误而处于理论分歧状态，并最终在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斗争中渐趋分裂。
在第二国际领导人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一种纯粹的经验科学（实证的“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而唯物辩证法则与一般进化理论（自然主义、经济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发生学”）无异。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社会主义运动新的理论前提，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思想歧途。他们试图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公开标榜“最终目的算不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意义实际上也遭到了严重的扭曲，无产阶级革命则被漫画化为工人阶级争取眼前利益的运动。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一经出现便遭到批判，这其中不乏可取之处。例如，卢森堡、拉布里奥拉、列宁等人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理论入口。其中，列宁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批判是最为彻底的。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他指出，当时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进行的。列宁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并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还凸显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重要性。他特别重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的继承与发展，提出不理解黑格尔就不理解马克思的命题。列宁高度重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他看来，革命的发生必须在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才能对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及俄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通过革命实践解决了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斗争。
“十月革命”的逻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以实践的形式解决了第二国际内部关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语）的争论。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此即，“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开创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新理解对于西欧的适应性，以及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及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需要迫切回答的。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的认识产生了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作为其中的一个思想派别，以青年卢卡奇为发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命题，以主客体相互作用辩证法作为基础，主张主体性革命之路。
列宁曾在不同的文献中反复强调过，在理论上，“十月革命”的逻辑可概括为马克思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列宁特别指出，所有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而提出实践问题的做法都是“不懂得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本身具有浓厚的俄国革命特质，其具体做法也不能简单地适用于西欧。但在青年卢卡奇等人对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逻辑的理解当中，“主体能动性”被过分放大了，因而难免导向另一个理论极端。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摆在多数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前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赞成或反对俄国道路。前者意味着放弃民主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批判精神；后者则意味着站到了资产阶级的一边，并且，苏联的失败也将使社会主义前景黯淡。卢卡奇开始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为欧洲革命打开新的空间。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由此踏上的是一条区别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新道路。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这一条新道路的积极探索也与“十月革命”后西欧工人运动的一系列失败有着密切的关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波兰等国相继爆发了工人士兵起义，并一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各地的革命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相继走向失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惨遭杀害，革命也走向低潮。在这一背景下，列宁在各个场合多次强调，各国必须依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开展合适的斗争形式，不能简单照搬俄国革命的路数。受此影响，不少西欧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开始了对“适合西方经济政治特点”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积极探索。而在思想路线与理论方面，一条“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逐渐呈现出来。卢卡奇便是在列宁的批评下，开始了对自己原先的“左倾”浪漫主义进行了深入反思。继而，他从“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入手，与葛兰西和柯尔施一起对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改良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倾向展开了深入的反思和清算。在这种反思与清算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回到了黑格尔，试图从中重新揭示出一种以主体能动性为核心的价值批判逻辑，由此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革命乌托邦主义道路（即以纯粹主体性为前提的文化革命道路）。当然，这条新道路的逻辑开端正是青年卢卡奇对历史概念的个性化解读。
2.作为唯物辩证法研究对象的历史性
青年卢卡奇新的哲学逻辑出发点是历史。也就是说，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一观点并非卢卡奇首创，梅林、拉布里奥拉和考茨基等人都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关键在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这一概念究竟该如何理解？我们知道，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之外试图寻求一个自然界中的“辩证法”。对此，卢卡奇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自然辩证法”，而在于自然辩证法理论本身的性质。因为，这种自然辩证法如果被定位为人之外的外部规律，亦即所谓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的客观反映，那么，它这就是非历史的。青年卢卡奇指出，恩格斯在他的一些后期著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其原因是他没能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形成正确的理解。这一点也是第二国际未能准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根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