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发现，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谱系，任何知识谱系又有自己的“问题意识”。通过对深层次问题意识的把握、通过对知识结构的清理，可以把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贯通起来，从而为知识的系统积累及其创新提供一个基本的平台。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各理论学科逐渐建构起自己的知识谱系，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在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目前迫切需要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与知识谱系进行自我反思。当前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不合理的学科分割——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门学科，这一学科分割所引发的问题随着学科发展与学术分工的细化而日益加剧，以致今日各学科之间已呈“老死不相往来”之势。这个问题已被学界意识到，也有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然而知易行难，虽然呼声很高，却鲜见具体行动。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突破的路径。
实际上，理论创新需要找准深层的问题意识进行集中突破方可见效。综观马克思主义150多年的历史进程与理论发展的深层逻辑，我们发现，市民社会问题正是那个突破点，因为它是隐藏在历史事件与理论布展背后的那个“看不见的手”，从马克思到第二国际、再到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的“被现代化”（“被现代化”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因为这种社会转型并不是内生性的，而是由于外力的作用而引发的，用现在网络流行语言的说法，是“被……”，因此这里用“被现代化”来指认这一进程。）进程，概莫能外。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市民社会自90年代以来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识性话题，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这种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则是学界基本理论问题的更迭。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最有影响的大多是理论抽象层次最高的哲学观念，比如对于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异化问题的讨论，对中西文明的本性、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尼采超人哲学等热潮。到了9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思想的探索与交锋更重视较现实的、具体的问题，甚至是制度层面的、可操作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研究状况，套用一句话说就是，从个体性偏向社会性，从“内圣”转移到“外王”(徐友渔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热点问题中，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问题。公共领域的研究，吸引了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并且经历十多年仍然方兴未艾，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问题，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层面上的反映。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核心问题是“思想问题”的话——与这种“思想问题”的核心地位相称的是，在那个时期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核心问题则是“制度问题”，与这种“制度问题”的核心地位相称的是，经济学由于与体制改革紧密勾连而成为“显学”，因此有人以“从哲学帝国主义到经济学帝国主义”来形容这一社会思潮的转折（党国英：《从“哲学帝国主义”到“经济学帝国主义”》，《书屋》2001年12期。）。与这种社会变迁和基本理论问题域转换相一致的是，在具有极强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也必须凸现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从抽象的哲学形上思辨层面转换到具体的社会理论研究，其中尤以当代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传统的说法则为“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关键。而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正是以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为目标指向，它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从更大的历史时段来看，市民社会与现代性的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关系，正是这种重要性，使得近代思想家纷纷研究市民社会这种现代社会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近代社会科学也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如古典经济学以市民社会（市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现代法哲学则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讨论“国家科学”，即政治学。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来看，除去科学技术（自然科学）、文化（文艺复兴）、宗教信仰（宗教改革）等方面外，如果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观察，正是现代市民社会为现代性提供了社会组织形式。然而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在建构现代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就是人在现代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异化。这正是马克思那个年代的时代课题，如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所解决的是市民等级的政治权力问题，工业革命则是解决市民社会的经济问题，德国人则在古典哲学中反思性地讨论市民社会，如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中、黑格尔则在《法哲学原理》中详细地讨论了市民社会的各个方面。现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建构也正是在市民社会中形成的，其最为典型的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经济学被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的科学，而以孔德、斯宾塞所开启的社会学则是直接以其为研究对象。欧洲市民阶级的政治革命解除了人在政治等级制度下的压迫，但却陷入经济力量的奴役之中。因此，马克思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必然不满足于资产阶级（市民阶级）革命的政治解放，还要求把人从经济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人类解放，因此，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社会的组织方式——市民社会进行批判和革命，就成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正是在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中提出了资本主义批判这一影响20世纪历史进程的重要社会政治理论。
在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与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哲学改造与革命，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这使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确立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把批判眼光从宗教与政治问题转向更为根本的社会问题——市民社会的异化；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这一命题转换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架由此奠定。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研究中，发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由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发现了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哲学的关系，提出“旧哲学的基础在于市民社会，新哲学的基础在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基础。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了资本主义崩溃的政治经济学根源，从而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提供了科学根据。由此可见，市民社会是贯穿和融合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逻辑中轴：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科学（马克思语）、传统哲学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所说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社会主义则实际上是超越市民社会的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市民社会作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现代性事件的核心问题，所有的现代社会理论叙事必将围绕市民社会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集中突破的“爆破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在市民社会批判的维度上建构起来的，而第二国际的理论转向与政策取向则是重新回到肯定市民社会的立场上来，即伯恩斯坦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要使“工人阶级上升为市民阶级”，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在落后国家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其理论基础就在于从全球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原来局限于欧洲的市民社会问题，这一转换就提出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欧洲）转向了东方，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个新的敌人——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所提出的阶级意识、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交往理论等都发生在市民社会这个领域之中。
就中国问题而论，五四运动中的民主问题就直指市民社会，在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学界与政界均深感在传统计划经济基础上包办一切的国家过于庞大，社会缺乏活力，不约而同地想到“市民社会”这个点子，政府把市民社会看成是市场社会，希望以此来搞活经济；而学界则是把市民社会看成是公民社会，希望以此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国家仍然很强大、市场则越来越强大，只有市民社会还很小。党的十七大一改过去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这种三维度的提法，提出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说明市民社会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深入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论，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本书选择市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梳理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另一方面则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和把握市民社会这一历史与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理论与历史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