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求学无锡国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苦难的中国老百姓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冯其庸当时在无锡城里的孤儿院小学教书，正放暑假，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连夜赶到镇上与同学通宵达旦地欢聚庆祝胜利。开学后，回到孤儿院小学，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接管无锡城的入城仪式，看到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的狼狈状和中国军队威武雄壮的军容，心情痛快无比。其后不久，一些学校陆续从内地迁回无锡，他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强烈愿望。
在迁回无锡的学校中，有一所创办于1922年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颜文樑担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颜文樑率领学校迁到上海租界之内，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继续办学。胜利后，原校址苏州沧浪亭一时未收回，因而暂时迁到无锡。冯其庸那时最想学画画，便报考了这所学校。考试很有意思，有素描，有作文，还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他画了素描，作了作文，老师就来告诉：“你的素描和作文，老师们都非常欣赏，下面的不用再考了。”于是被破格录取。当时他实际上是半工半读，边在孤儿院小学教书边上学，用工资交付学费。但天不遂人愿，学习不到两个月，苏州美专原校舍收回了，要搬回苏州去。冯其庸只好忍痛放弃学业，他无法跟到苏州去，因为这会失掉孤儿院小学的教职，而脱产学习，他是绝无能力承担学费的，况且美术学校的学费比起一般学校要贵不少。对他而言，这已经是第三次失学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学，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冯其庸内心充满了苦涩。可是，他并没有气馁，一面坚持自修，一面不懈地寻找着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
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冯其庸传第二章追求学术寻求真理机会终于被他抓住了。1945年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广西迁回，1946年春开始招生。冯其庸闻信后跃跃欲试。大哥和亲戚觉得他是块读书的好材料，不上学可惜，凑了学费支持他去考。结果因为文章写得漂亮，一考就被录取了。
在人生历程中，往往有几步十分关键，会影响人一生的走向。对于冯其庸来说，考入无锡国专无疑就是这样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一步开始，他得以迈进了真正的学术殿堂，见识了第一流的学者，感受到第一流的学问，体悟到第一等的境界，胸襟变得开阔，眼界变得宽广。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就像西南联大一样，无锡国专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学校规模不大，历史也不算长，可是却从这里走出了唐兰、吴其昌、马茂元、蒋天枢、汤志钧、魏建猷、周振甫、杨廷福、黄永年、沈燮元、范敬宜等等一大批硕学鸿儒。冯其庸正是这一大串闪光的名字中间的一位。
无锡国专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冯其庸认为，关键在于任教的名师多。其办学硬件若是和今天大多数院校相比，简陋得简直可以说相当“寒碜”，可是它所拥有的名师，却让今天所有大学的文科院系相形见绌。直到晚年，他谈起那些曾经亲承教泽的老师们，依然非常激动，连他们授课的一些细节都记得十分清晰，讲起来绘声绘色，历历在目。
他最初接触的老师里有朱东润、冯振心、吴白匋、周贻白诸先生。朱东润先生开了两门课：《史记》和杜甫。冯其庸记得，朱先生总是征引各家旧注，细加评析，然后断以己见。朱先生还有个习惯，上课先朗诵，声调不高，可是情味特别足。讲《史记》他就朗诵《项羽本纪》，同学一听就想读，感觉有味道。特别讲杜诗，每一首吟诵的声调都不一样，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变换节奏，味道全出来了。例如朗诵前后《出塞》、《三吏》、《三别》、《同谷七歌》，有时如叙述，有时如哀叹，有时如呼号，有时有点像啜泣，一下子把人带进情境中去。特别朗诵七律《秋兴》八首和《诸将》五首，真是感慨苍凉，一唱三叹，令人为之低徊不已。尽管朱先生的声调不高，却满室都可以听到。学生们感受到一种诗人的情韵，一种俯仰古今的感慨，一种人生的咏叹！
冯振心先生开了三门课，冯其庸对《说文解字》这门课印象最深。冯振心先生根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要求学生对每个字的字形写法和解释，都能默写与熟记。许多同学对这门课感到枯燥无味，但冯其庸却特别感兴趣，巴不得老师每堂课能够多讲几个字，因为他知道这是治学的初级阶段。课外他还经常到冯振心先生的书房去请教，而冯师每次都是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问题并指点读书的方法。他记得，冯振心先生书房里有一个很特殊的书柜，面积不大，方方的，但很高，里面有好几十个格子，每格平放着一本书，是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先生是为了取书方便，特意做了这样一个立柜，每格一本书，就可以随手抽取，不必搬动压在上面的书卷，由此可见先生对于《说文解字诂林》用力之勤。当时先生给他解释问题时，随讲随取，精熟之极。这种治学态度，让他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
此外，吴白匋先生讲词，俞锺彦先生讲诗，周贻白先生讲目录学，向培良先生讲戏曲……也都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境界。这些老师课内课外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营造出讲求学问的浓厚的学术气氛。求学心切的冯其庸在这种环境中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丰富的课外活动也是构成这所学校浓厚的学术气氛的一个重要方面。活动形形色色，例如：
学校经常邀请名家来作演讲，开阔学生眼界。像钱穆先生就来讲过怎样治学，冯其庸感觉太吸引人了，特别是钱先生讲到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用其原话说叫做“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做学问就钻牛角尖，对他影响极大，他后来治学就力图照着去做。
学校老师们也会积极参与学生的课余活动，比如有时会带着学生去观看演出，并介绍学生与文化名人相识。1947年田汉和洪深在无锡排演《丽人行》，田汉的老友周贻白和向培良两位先生就曾带着冯其庸等去秦淮海祠堂看望这两位戏剧家，并观看他们彩排。之后冯其庸数次独自前往拜见田汉，他还带去一本折叠式签名册，展开来足有两米多长，请田汉题词。田汉竟一口气全部写满，写了他当时题《丽人行》的诗。这次与田汉相识的机缘，冯其庸直到晚年也不能忘怀。
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更为活跃，比如成立“国风诗社”，冯其庸是发起人之一。他和这个诗社的成员汪海若以及诗人严古津、张剑岳等经常聚于“秋水吟馆”谈诗论画。诗社还创办了油印刊物《国风》，冯其庸的很多诗词作品发表于本刊物之上。他书法好，还担负了刻钢板的任务。为了提高诗艺，冯其庸的好友、钱仲联先生的入室弟子严古津，特地把钱先生从苏州请来，约好在无锡公园茶室见面。冯其庸拜见了这位鼎鼎大名的诗坛泰斗，道了对钱先生的仰慕之忱，行了拜师之礼。严古津也代道了他的诚意，其后不久，严古津还将钱先生手书的新作《八声甘州》赠给了他。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向钱先生请益了。
有人说，学问是“熏”出来的，这话有一定道理。无锡国专的学术环境太好了，冯其庸在这个环境中得到名师的传授与指点，得与同道交流切磋，时时薰习，日日修炼，对学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那些名师成了他最景仰的人，他觉得做学问真了不起，一个人要是能像那些名师一样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有所发现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心无旁骛的钻研，再加上过人的勤奋，颖悟的天资，使得冯其庸迅速在学术上成长起来，开始崭露头角。1947年10月22日，《大锡报》刊登了他的历史调查报告《澄江八日记》。调查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进行的，前后共八天。当时正值暑假，他为母校青城中学招生之事前往江阴。招生事毕，即冒着溽暑在江阴城内外做了调查。调查的内容是清初江阴人民抗击清兵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顺治二年六月，清廷下剃发令，激起江南人民激烈反抗。江阴人民在明典史阎应元率领下抗拒清兵八十余日，歼敌七万五千多，击毙清三王十八将。城破之时，清兵下令屠城，城内外十万居民，同心死难，最后仅存五十三人。冯其庸访查了这一事件有关的遗迹，如玉带河、四眼井、明伦堂、兴国寺、观音寺、三官殿等等。这些地点，名称依旧，残迹犹存，冯其庸根据调查中所见所闻，再按之康熙间韩菼所著《江阴城守记》，一一作了详细记录。归来后，写成《澄江八日记》一文。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会产生一种感觉，仿佛同作者一起走入了那段历史，300年前江阴人民誓死抗击清兵的壮烈，城破后横遭屠戮的惨烈，不再是躺在纸面上的死材料，而一齐在眼前生动起来。这篇文章，严格说还不属于学术文章，但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始终贯彻的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法，却已初露端倪，这一点较之文章本身，也许更有意义。
2.投身学生运动
上文提到的始建于宋代的东林书院曾一度废圮。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罢黜里居的名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议重建兴复。修竣之后，他们便在此聚众讲学。这是一批有着强烈用世之志的学者，他们关心时事，讽议朝政，指陈时弊，锐意图新，在学风上反对脱离现实，主张躬行实践，学以致用。顾宪成所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达了他们的志向与心声。这副对联就悬挂于书院依庸堂内。
从无锡国专到东林书院走不了多远，冯其庸不知多少次徜徉于这座著名书院，发思古之幽情。顾宪成的那副名联，东林党人当年关心国事、挥斥方遒的勃勃英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以往所读书中所有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更重要的是，他在无锡国专读书的三年，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激荡的时局更时时刻刻影响着他。这一切，决定了这个热血青年不会成为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会投身于当时的学生运动之中。
1946年初，冯其庸刚刚入学的时候，就参与了一次学生给校方提意见的行动。不过当时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少认识。这次行动的起因很简单，主要是因为学校伙食费很高，伙食却很差，同学们觉得有问题，开始闹。冯其庸也有一种义愤，要仗义执言，于是写了一篇杂文：《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由于写得很尖锐，很有力，一下子传开了。后来学生们起来，要求查账。学生闹事也不全是为了伙食，还有对几门课的不满意，这几门课是年轻老师讲的，他们不太会讲，而1946年初入学的这批学生，大多数是经过艰难困苦、经过自学的，学习的心很迫切，又有相当的基础，于是对学校的不满蔓延到课程上了。学生要罢课。当时的教务长是王蘧常先生，平时在无锡国专的上海分校，知道这种情况后，就从上海亲自来了。冯其庸被推举为学生代表，面见王先生。想到要见一位大学者和大书法家，他去的时候有点战战兢兢，壮着胆子陈述了学生的意见。没想到王先生很通达，说伙食要查，不管查得出查不出问题，伙食必须改善。按学生交的伙食费来说，不应当吃得这样差。又说学生希望把课讲好，是非常好的愿望，无可厚非。课讲得不太好的都是年轻教师，讲课没有经验，他们学问其实是不错的，只是不会讲，更换是可以的，等他们会讲了再讲，但是不要对他们刺激性太强，要照顾他们继续前进。冯其庸觉得王先生几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到，回来跟大家一说，都觉得有道理。这次接触，他对王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而王先生对他也留下很深印象。
时局变化很快，人们在抗战胜利之初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有人甚至认为国民党是领导抗战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可是没过多久，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腐败就打破了人们的幻想，政治没有变得清明，反而黑暗笼罩，鬼蜮横行，物价腾涌，民不聊生。学生是最爱国最敏感最先觉悟的群体，最先发起了抗议国民党的行动。起初还是自发的和小规模的，后来有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渐渐形成了声势越来越大的学生运动。1946年底，发生了美国兵强奸沈崇事件，国民党当局竟将强奸犯放回美国，而美国则将其无罪释放。这一事件犹如火上浇油，立即点燃了抗议的熊熊烈火。冯其庸那时还没有党派的观念，出于爱国热情，出于义愤，觉得中国人遭到美国大兵侮辱，而当局却屈从外国势力，偏袒强奸犯，太不像话了，就参加了抗议活动，慷慨激昂地批评当局。不久一个学生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大家都不敢去探望。他觉得这个学生只是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言论就被抓，没有道理。自己既没有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任何关系都没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不可以看望看望自己的同学吗？于是他就去监狱探望了。那个学生很高兴，但是也告诉他，这个地方不是轻易可以来的，因为国民党是不讲什么道理的。就这样，经过许许多多事情之后，冯其庸政治上越来越清醒，态度越来越明朗，越来越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倾向共产党，站到进步潮流一边了。他被进步学生推举为代表，而被国民党方面看作是进步学生运动一边的人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