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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饶锷先生辟建的天啸楼落成。这座藏书楼共三层，饶锷的书室居最顶层，名为“书巢”，十多年汇集的书籍，已达十万卷之数，也全部储入该楼，成为当时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在饶锷所作《天啸楼》记中，解释了藏书楼以“天啸”为名的旨趣。其文有云：“自然之声谓之声，不平之声谓之啸。”“余穷于世久矣，……情迫时辄为不平之鸣，而一于文辞诗歌焉发之，故吾之为文与诗，纵怀直吐，不循阡陌，愁之音多盛世炎辞寡，是虽生际乱世使然夫，宁非天之啸欤，此吾之所以名吾楼也。”
天啸楼落成后不久，饶锷又于楼下空地辟建莼园。1930年莼园竣工。莼园面积不大，其地不及亩，但构图精巧，错落有致，含蓄幽深，反映了园主品格的清高和超脱。历来中国园林，尤其是私家园林，是与读书人的人格和学养息息相关的。
为警醒后人，切莫优游沉溺于其中，饶锷作《莼园记》，“并命长男宗颐书而镌诸壁，俾时省览知警惕。”《莼园记》侧重论述了“修身为天下国家”的道理。其中有云：“曾读曾子固《宜黄县学记》云：凡人起居饮食动作，至于修身为天下国家，皆自学书。由子固之言观之，则人之于学也，其可少乎哉？然非造之深、味之人，终莫能至于道致其用也夫。”“今幸获有斯园，以居优游，偃息俯仰，从容无所系于其中，而浩然有以自足。其于为天下国家，固非吾今者之事也，而修身养气，强勉问学，则敢不惟日孜孜？盖余自是将屏人事绝嗜欲，发楼上藏书而耽玩之，以蕲由学进而知道之味，如渤‘茆’之譬。”他特别告诫后辈子孙应“立身处世，以学为本。舍此而求树立，固未由也。”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第二章诗名少年承父修志天啸楼和莼园相继落成后，饶锷常与同辈友朋，博览豪吟其间。1932年元旦，饶锷邀杨光祖，石维岩，郭餐雪等诗友，聚集在莼园盟鸥榭，分题征咏，喜结诗社，因当年为农历壬申年，故命为“壬社”，饶锷被举为社长。诗社成员常在饶家的后花园吟诗作赋，切磋学问，常与饶锷论学酬唱的有柯季鹗、戴贞素等诗人，画家则有王显诏、杨栻等，还有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教授的“岭南词宗”——詹安泰先生等。
饶宗颐12岁始学诗，其少年时期的作品据说曾辑为《弱冠集》与《凤顶集》二集，然已散失而渺茫难寻。少年时的诗作，仅保留两篇而已。一是14岁时，为饶家莼园撰书的一幅联语：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疏联语其实也是诗。该联语的拓本现在藏于潮州饶宗颐学术馆，这应该是饶宗颐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学创作和书法创作。联语用楷书书写，字体端庄，笔力遒劲，勃勃生气，显示出少年饶宗颐深厚的书法功底，而联语所蕴涵的清新脱俗、古朴高雅的情趣，则尤其显示了少年老成的饶宗颐的学识和气度。
少年时的饶宗颐也参与父辈的诗文集会，并尝试着吟诗作赋。他生平的第一首诗，正是作于16岁那一年的《优昙花诗》。优昙花诗
序曰：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焉定之理，为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亦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大苍。
大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距为逼，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优昙花，俗称昙花，也称“月下待友”、“月下美人”，为多年生常绿肉质植物，原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及斯里兰卡（锡兰）。花白色，多瓣，香气浓郁。遗憾的是，昙花深夜开放、第二天清晨凋萎，观赏期只有几个小时，人们只有牺牲睡眠，才能欣赏到她那动人艳丽姿态，故有“昙花一现”的典故。饶宗颐的咏《优昙花诗》，既描绘了昙花的形神姿态，又赞美了她的情操品质。
历代咏昙花的诗作不多，饶宗颐因自小谙熟佛典，《法华经》上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所以优昙花是佛家圣洁之花。饶宗颐少年时对昙花有特别的情感，与佛教的影响分不开。
《优昙花诗》第一首主要是咏物；第二首则重在述怀。饶宗颐在这里提出“人世衰荣，变幻难测”之理。他认为，即使“千载”也不足以言修身，转瞬就逼在眼前。“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是诗的结句。这组诗由此反映了少年饶宗颐的高尚情操和成熟的诗歌表现手法。
这首诗一经传出，便使当时潮州诗文界颇为惊叹，诗坛前辈皆与之唱和。当时广东著名的学者温丹铭老先生就曾和诗一首：广优昙花诗
彼苍夫如何，洁气弥四极。
托命于其中，生物理可测。
栽培意非厚，倾覆情岂逼；
蒙庄虽达人，大道亦几息。
君子蹈其常，愿言矢朝夕。在这首诗的小序中云：“饶子宗颐，作《优昙花诗》，佳则佳矣，虽然，何所托之悲也，虽悟修短之无恒，藉浊醪以自遣，其果能释于中否耶？饶子年方少，前途远大，吾愿其有以进之也。”语意中固含赞赏，然更多的是勉励和期望。
193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杂志》刊载了这组诗。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先生非常欣赏此诗，许以“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认为若假以时日，宗颐必能像陆机一样文章冠世、名满天下，饶宗颐遂有“神童”之称。当然也有不少前辈担忧眼前这饱学少年英华早露，年寿难永。显然他们都看走眼了，日后的饶宗颐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如他诗句中所写的，成为在异域大放异彩的“奇卉”。
饶宗颐20岁以前诗歌还有很多，但大多散佚。从其自述中可以知道，这些诗歌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杜甫《北征》、《三吏》、《三别》，对当时的国运民生的忧患和感触；另一类是大量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同时，饶宗颐也开始创作他比较擅长的骈体文，代表性的有《韩山志》自序、《廷鞫实录》序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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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的学问起步于编著乡邦文献，他自少年时代就留心乡邦文献，少年时就曾着手编辑《韩山志》。韩山就是饶宗颐家乡的笔架山，为撰写韩山的志书，饶宗颐访问当地的耆老，征集遗文，最后撰成。后来，饶宗颐又为家乡潮州的广济桥撰志，对广济桥的历史考察之细，撰成志书的，在当时非常罕见。广济桥是以浮舟做的“活动桥”，是中国桥梁史上的特例，著名的桥梁学专家茅以升先生评定该桥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1936年前后，饶宗颐依据考证广济桥的史料，写成《广济桥志》，刊发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
当然，饶宗颐的真正修志还是受父亲饶锷的影响。饶锷先生一向以“振故学为职志，于乡邦文献尤为眷注”，且“致力于考据之学”。饶锷曾对饶宗颐讲：“学问之道，考据义理为先，文章其余事耳”。他有感“乡邦文献之凋残，又以郡县旧志，于先贤简籍，虽有载述，然多疏漏踌驳，不足以殚考证而资表彰，于是大索遗书，钩稽排篡，初拟补辑《海阳县志艺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广及他邑”。后来又读到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甚为敬佩，打算模仿该书体例作《潮州艺文志》。
地方志，简称方志。方是指地方，方域；志，记也。方志就是按照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地方志者，即地方之全史也。它属于史学范畴，但不是国史、正史，而是地方史；由于它记载面十分广博，故推而论之，地方志亦可称地方的百科全书。综合性志书记述的内容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风俗到文化，无所不包。饶锷先生所编的《潮州艺文志》是一部专以网罗潮州历代文人学者的诗文学术著作及地方历史文献，考究一方学术潮流，表彰乡贤事迹著述的著作。
饶锷先生就在原有方志材料的基础上，花了近十年的功夫，大索遗书，钩稽排篡，着手编辑整理《潮州艺文志》。当这部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即将完编的时候，饶锷先生终因积劳成疾，于1932年过早地离开人世。饶锷先生去世时年仅42岁。弥留之际，深以遗稿未成为憾。他对于自己一直有意完成的《潮州艺文志》念念不忘，希望饶宗颐能继承遗志，完成这部书稿。
父亲去世后当年，饶宗颐与陈若侬女士结婚。年底开始，饶宗颐继承父志，一面邀集父辈亲友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将父亲诗文遗稿编成《天啸楼集》，另一面旁搜博采，拾佚钩沉，完成《潮州艺文志》。饶宗颐经过三年时间的奋心寻检，对全书20余卷进行了补订。订正了其中的错讹，补充了部分遗漏的史籍，终于补订成书。
1994年再版的《潮州艺文志》
饶锷先生去世时，遗留《潮州艺文志》旧稿23卷，其中已编定16卷。饶宗颐除“别其类次”、继续编订外，又加《外编》、《订伪》、《存疑》等卷。《潮州艺文志》于1935年编订完成，别署“饶锷钝庵辑、长男宗颐补订”，刊载于《岭南学报》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该书65万字，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最为系统的志书，自唐代赵德编的《昌黎文录》，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可考之潮籍名家著述，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集书目达1000余种，是研究潮州学术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这部书稿一经刊出，在学界影响极大，由此确立了饶宗颐早期的学术名声，可以说《潮州艺文志》是饶宗颐走上学问之道的奠基石。此书连同1946年至1949年由饶宗颐担任总编纂重修的《潮州志》，采用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编撰，精研创新，被誉为“方志史的里程碑”，为我国地方志的一个开创性典范，至今仍为修地方志所遵从。而饶宗颐的上述著作连同《潮州丛著初编》、《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潮州志汇编》等等，又使他成为“潮州学”的先驱。
饶宗颐继承父亲遗志编辑乡邦文献，不但确立了其早年的学术研究的领域，而且也培养了他目录学的运用能力。目录学是研究传统学问的基本方法，中国11世纪已有“目录之学”的称谓，当时称熟知文献、擅于利用目录增进学识的人为知目录之学。清乾隆时期是古典目录学的鼎盛时期，目录学被称为显学。目录学对学术研究、整理古籍及版本学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录学运用能力的提高对于饶宗颐非常重要，因为此后饶宗颐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是依靠目录学的功夫做基础的。饶宗颐认为自己做学问的根柢就是目录学，因为熟悉目录学可以使自己的学问做得很精密、很扎实，有旁搜远绍、左右逢源的好处。有时是从相似文献中窥其分殊，有时是从零散材料中求其整全，这样才能把学问往精深里做。
饶锷先生是商人兼学者，作为其长子的饶宗颐在其去世后，继承了父亲的学问事业。家里的钱庄此后多是拜托他人打理，结果也是倒闭了，没有剩下什么财产，当然这跟后来日本侵华战争不可抵抗的影响有关，且当时的时代潮流，钱庄逐渐被银行所代替，加上饶宗颐对经营家业并不用心，在经商和治学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学问的道路。饶宗颐后来谈及此处，认为“我选择了学问之道是正确的。千金易散尽，但学问不会背叛自己的，而是与时并进的。想起来，所谓学问，就是继承人类整体的遗产，所以是最高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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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续写、出版了饶老先生的遗著之后，加上其他几篇专论的刊发，饶宗颐受到岭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温廷敬、詹安泰等前辈的勉励与扶持下，他决定继续研究学问。1935年，19岁的饶宗颐以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的学历，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担任艺文纂修，是同人中年龄最小者。同时受聘的学者多是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如温廷敬、冒鹤亭、冼玉清等。
饶宗颐没有上过大学，却在19岁时被中山大学聘为专任的研究人员，这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饶宗颐有进入大学学习并成为学者的梦想，但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打理家中的事业，只好放弃进入大学深造的计划。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其未完成的工作，这成为饶宗颐朝着做学问的路上踏出的第一步。正是因为他继承父志，完成《潮州艺文志》，才得以进入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