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形象，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感与民族自尊心，虽然祖国处于贫弱混乱之中，他们仍然像对待母亲那样不嫌弃她，对她的今天不消极，对她的明天不丧失信心，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她的命运分开考虑，不去考虑自己留在一个和平安宁文明现代的环境享受适意高雅快乐的生活，而是怀着一颗“理所当然”的心归来，安心地生活在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中，遭遇挫折不快也不大会有出走之意。
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追求民主，精神自由独立。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积极性；他们有历史使命感，有天降任于己而应成就事业的意识；他们有信仰，有理想，追求光明与进步，较少把物质追求放在第一位；他们有是非界限，有嫉恶之心，有批判社会的意识，平日一团和气，一旦遇有大恶大非，敢怒敢言。
这一群人身上的这些优点，杨宪益差不多也都具备，甚至于有些优点更加突出。比如民国前期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过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杨宪益归来于抗战烽火正炽、民众流离转徙之时，他说：“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即使在中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没变。”思想境界当然不一样。
虽然杨宪益回国以后仍可算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那塔早已非同以往，它千疮百孔，四面透风，甚或摇摇欲坠，可杨宪益这样一个少爷出身的人，一个享受过西方物质文明的人，身在其中，却能安之若素。他也时有埋怨，但从未真正埋怨过自然环境与生活待遇，他所不能忍受的，是缺少相知相得朋友的环境。
国民党政府是被杨宪益唾弃了的，1949年他拒绝跟随去台湾，至死也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当时他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希望，甚至愿意冒着危险为它收集与传递情报，在它打下江山后，又积极为它工作连家也可以不顾。但当它一度出现了病症时，他却也不顾情面地加以斥责，在他的打油诗里、他的自传里，都时有表现。比如在自传里，写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怪状，就有：“那年头，就像现在一样，在中国一名卡车司机可能比一位大学教授更有钱。”还有：“今天的大学教授想下馆子吃饭就难了，尤其是那些有孩子要供养的教授，除非是吃请，或是在北京有官方关系。”尽管这些批评社会的言论有时像是一种牢骚。
杨宪益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和气佬，一个好好先生，一个没有脾气的蔼然长者，一个心如止水豁达一切的人。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甚至于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至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还时常表现出会被视为情绪化的东西。
他写自传时，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早该心静如水、气和如风，可他在自传里，臧否人物，往往直言得厉害。比如对罗家伦、对朱延丰、对梁实秋这些去了台湾的人，固然笔下不大客气，对他视为好友的卢冀野，却也并不刻意为说好而说好。如他写道，卢冀野说过，如果重庆陷落，他就要与汪伪政府合作了，因为那里面有他的国民党老朋友。早在1983年，他将他早年出版的两本书《零墨新笺》、《零墨续笺》合并，交由三联书店出《译余偶拾》，他在序言里写到，由卢冀野给起的《零墨新笺》这个书名，自己并不喜欢。
若换了一个人，就不会这么说，至少可以不说。可是杨宪益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老了都还未将棱角磨圆的人，一个弃虚伪如敝屣喜欢讲真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