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上海完成稽山中学高中高二学业的谢晋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没有听从父亲让他报考内地大学去学财经的建议，从此和父亲希望儿子所走的经纶世务、光宗耀祖的方向脱了钩。谢晋经由香港、广州、湛江、柳州、贵阳，几经周折，一路辗转，在重庆报考了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戏剧专科学校即国立剧专，并被录取到国立剧专的话剧科。于是，18岁的谢晋和他所认知的“天命”相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在中国艺术界的出现是时代磨炼了他，他也准确而及时地把握了时代的脉动。由十里洋场的上海而至四川南部的江安小县城——国立剧专所在地，谢晋步入了他辉煌灿烂的青年时代。
3．巴蜀风流
在回忆1941—1943这两年的江安岁月时，谢晋曾十分动情地说：“抗战纷乱时期，长江边上的小城江安接纳了国立剧专的迁入，使其成为载入史册的中国话剧的摇篮；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宜宾、江安要特别珍惜呀！”
在谢晋的回忆里，江安岁月无疑是黄金岁月的代名词：
剧专于1935年10月8日创建于南京，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戏剧专科学校。由于抗战爆发，校址几经迁徙，尽管在江安只有六年多的时间，但生活相对稳定，而且学风正，师生关系融洽，演剧活动丰富，堪称国立剧专14年中的黄金时间。
说它是黄金时间，首先表现在名师云集。如校长余上沅，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集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剧作家于一身。另有专任表演、编剧、导演的教授和专科教师曹禺、焦菊隐、张骏祥、吴晓邦、洪深、马彦祥、黄佐临、陈白尘、吴祖光、金韵之、贺孟斧、杨村彬、陈瘦竹、肖锡荃等等，这一个教师名单拿出来，恐怕到今天也会令众多一流艺术院校为之赞羡。
其次，是高徒辈出。国立剧专在江安的六年多时间里，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年轻、进步的学生。毕业后有的奔赴延安或抗战前线，或全身心地投入于大后方的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在实践中提高了艺术修养；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成为发展我国话剧事业的中坚力量，其中一些人还成了国内外戏剧、影视界的知名人士。如凌子风、徐晓钟、骆文、刘厚生、赵蕴如、李世仪、陈怀恺、万川、胡浩、赵锵等名家。我算学习“笨”的，1941年考入江安国立剧专话剧科，受教于曹禺、洪深等名家。
第三，剧专在江安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雷雨》《日出》《蜕变》《清宫外史》《凤凰城》《从军乐》《以身作则》《风雪夜归人》《家》《岳飞》《塞上风云》等80多部著名话剧、歌剧。还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首次搬上了中国戏剧舞台。充分地发挥了剧专的特长，以戏剧为武器，努力进行抗日话剧的演出。为推动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揭露日本***的凶残、汪伪的无耻，为鼓舞群众抗日斗志、团结抗战、夺取抗日胜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对于江安，谢晋是这样总结的：
因此，江安这座小城，始终承载着剧专师生对那段光辉岁月的深切怀念，理所当然地注定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不可缺失的部分。
江安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谢晋个人而言，有的也不仅仅是学业上的突飞猛进，他还遇到了事先意想不到的甜蜜情感。和中国的许多战争时期的学子一样，国难当头，谢晋和国立剧专的同学们在内地艰苦的环境中格外珍惜学习机会，教室简陋、寝室狭窄、饭食粗糙，但一切都不成为问题。谢晋在这里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几个改变——他开始戴眼镜了，他会吃川地的辣椒了，他遇到了一批名师，其中包括他最喜爱的曹禺、洪深等名家。曹禺先生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而洪深先生，则是他和夫人徐大雯的证婚人——在数年后的上海。
说到谢晋未来的夫人，则不可不提到谢晋的戏剧老师蔡送林和他的夫人张桂珍——他们算得上是谢、徐两人的大媒人。两位老师兼职于国立剧专隔壁的江安女中，两校学生一起排戏、演出的活动就多了起来，于是热心肠的谢晋和同样热情大方的徐大雯相遇了。也是戏剧爱好者的徐大雯排戏、演戏都很认真，这与谢晋的风格很相似，两人很快成为好友。
离开父母、背井离乡的谢晋喜欢交朋友，喜欢参加戏剧活动。过生日时，也喜欢招呼朋友一起吃个饭，热闹一下。1943年11月，徐大雯参加了谢晋的生日聚会，数位好友在一起，本是很高兴的事。不料，消息传开，却引起轩然大波——小县城江安因其小成全了谢晋和徐大雯的相遇，也因其小而思想封闭造成了两人的分离。闲话对徐大雯这个女孩子更不利，因为她是江安本地人，她周围形成的闲言碎语对她和她家人的伤害更大。由于徐大雯是由寡母带大的，所以当江安女中在舆论的造势下决定开除徐大雯时，老母亲不仅伤心，而且惶恐——孤女寡母，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热心的女中同学一语提醒了梦中人——徐大雯做生意的舅舅在重庆，投靠舅舅应该是徐大雯最好的出路。很快，跳级考进重庆文德女中的徐大雯没有辜负母亲和舅舅的希望，开始了她在重庆的新生活。
同时，国立剧专的谢晋也将离开江安了。当时国民党特务常常阻挠国立剧专进步师生的抗日活动，冲突时有发生。热血青年谢晋性格刚强坚毅，常常出来为进步师生打抱不平，老师和同学们也常常担心这个进步青年的安全。这次的徐大雯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民党特务在背后的造谣生事。在共产党员高衡等同学的劝说下，谢晋主动退学，跟焦菊隐、洪深、马彦祥等老师去了重庆——这是1943年的冬天，谢晋跟随老师们加入中国青年剧社，正式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
如果说江安国立剧专时期的学习留给谢晋很多的宝贵财富，而中国青年剧社则提供了将这笔财富加以兑现的机会。由于是自负盈亏的专业话剧团，而又时值抗日战争，剧团的演出必须带给民众精神上的激励与振奋，而且也必须让剧团能够经营下去，维持下去。在物质考验和精神考验双双来临时，中国青年剧社迎难而上，精益求精，不仅导演出色（焦菊隐、洪深、马彦祥），演员也出色（张瑞芳、白杨、秦怡等），而剧本更出色（《少年游》《槿花之歌》《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据谢晋回忆：“1943年从学校肄业，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去重庆中国青年剧社工作，在《少年游》《槿花之歌》《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戏中担任剧务、场记和演员，这对我以后向导演专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谢晋的确多才多艺，从前台到后台，从剧务、场记到台上的角色，从声音效果到灯光、布景，哪里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谢晋成了一位多面手。
在工作之余，精力充沛的谢晋还为重庆学生的业余剧团排戏，帮助他们接触戏剧艺术，就像当年他在上海参加学生业余剧团时得到的帮助一样。比起上海那个爱好戏剧、电影却又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少年时代，重庆时代的谢晋目标更明确了，脚步也迈得更稳更扎实了。他已经立志做一名导演，这和焦菊隐、洪深老师给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求真求实的戏剧精神，在未来的大导演谢晋心中留下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象。谢晋此后最显眼、最突出、最招人爱也招人“怕”的导演风格——真，就是这时期形成的。总之，在巴蜀的岁月里，谢晋学会了很多东西，无论是为人还是做事。那一段热血沸腾、人文底蕴深厚的日子，无疑是对谢晋影响最大的“巴蜀风流”时代。
4．上海曙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谢晋在上海时就结识的吴仞之、张骏祥等戏剧界名家陆续回到上海，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也迁回了南京。
1947年，谢晋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专业复学，导师是余上沅，也就是谢晋每次向大家介绍国立剧专时必定提及的集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剧作家于一身的国立剧专校长余上沅。得此名士同时也是名师指点的谢晋，进步得更快了。
第二年，即1948年，谢晋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应吴仞之邀请到上海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担任助理导演。回到一别七年之久的上海，年轻导演谢晋初次在影坛亮相。他跟随老师吴仞之参拍的首部影片是《哑妻》，吴仞之任导演，谢晋任副导演。从此，谢晋始终将生命中的激情毫无保留地融入电影拍摄之中。激情，是他一生从影的动力；同样，他的真也是一生不变的。此后，谢晋以副导演身份参拍的电影还有《欢天喜地》《几番风雨》以及《梨园英烈》等。在这个过程中，忠于生活、爱思考、爱总结的谢晋风格也在不断成长着。
在重庆中国青年剧社时就已重逢并相互勉励、相互扶持的谢晋和徐大雯，随着谢晋事业的初步走上轨道，两人的感情也等到了花好月圆的结果。1948年，徐大雯在谢晋的陪同下由重庆来到上海，和谢晋举行了婚礼。上海宁波路的石库门老房子从此新添了又一位谢氏家族的当家媳妇，谢晋等来了他一生的爱侣，徐大雯走进了她一生要扶持的家……
此时的上海已面临解放，曙光在前，谢晋积极投身到迎接上海解放的进步运动中。
谢晋在这里度过他的少年时代，在这里找到他一生所追寻的事业，在这里开始他的电影导演的工作，在这里建立起他和爱人的小家庭。和所有进步的人士一样，他爱这座城市，他要坚持不懈地追随这片土地上出现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