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但是，参议员，实际上我认为每个人都意识到其中包含着风险。当我们最初进入朝鲜时，就有这样内在的风险，而且我们所冒的风险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麦克马洪：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如果我们采纳了你让我们实行的那些建议，就存在着苏联介入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还有一种必然性……如果你们不实行这些建议，你们就要每月损失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我相信，你所坚持说的是可能性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所坚持说的是必然性的问题。
对于朝鲜正在进行战争，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场战争是不是会扩大到别的什么地方，就存在着大问题。你现在手头已经有了一场战争，因此你就不能说：“让这场战争遥遥无期地进行下去，而我去准备另一场战争。”除非你为此付出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美国小伙子的生命。
这就是那些做出这一决定的人的责任。就我而言，我重复说，这是我所不希望落在我肩上的责任。
你们的政策，正如你在这里所阐明的，参议员，意味着——
麦克马洪：我还没有阐明呢，我只是要求得到关于你的观点的材料。你看，将军，我想从你这儿知道的，就是如果这一次你碰巧错了，我们就要打一场全面战争，我想知道你准备如何建议……来保卫美国对付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这恰恰不是我的责任，参议员。我的责任是在太平洋，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式各样的政府机构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寻求对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全面解决方法。
现在我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有了了解。我没有参与其事，我被世界另一边的事缠得不可开交。……
麦克马洪并未手软。麦克阿瑟对于美国核能力的了解“并不比普通军官懂得多”。麦克阿瑟曾经询问过“在我自己的战区内使用原子弹的潜在可能性”，但是他说他从未建议过要使用它。麦克阿瑟没有提起他在1951年1月曾经主张过，要在鸭绿江沿岸设置“放射性废料禁区”。虽然将军不太熟悉苏联核能力的情报，但是他没有把敌方的核武器看作是在朝鲜的一大威胁。“我一分钟也不能相信……敌人有可能或是倾向于在……朝鲜或中国使用他那有限的核武器。”
麦克马洪接着又使麦克阿瑟承认他对民防计划“只是一般性地”有所了解。
麦克马洪：你是否考虑过俄国人通过原子破坏，对美国及其要害工业中心发动一场偷袭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只是一般性地。再说一遍，这不是我责任的范围，参议员。
麦克马洪：我知道，将军。我只是想介绍一下若干考虑，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总司令必须时刻考虑的，以决定在任何特定战区应当采取何种行动。
麦克马洪继续深挖。他提醒麦克阿瑟关于几天前政府的一项声明（由动员局局长斯图尔特·富明顿所做的），即在1953年以前，美国还不能强大到足以抵抗苏联的袭击。麦克阿瑟打断他的话。“那么在两年之内，”他问道，“美国小伙子们在朝鲜的伤亡率将会是多少？”
麦克马洪回答说：“那么，将军，我问你，如果他们搞一次……原子袭击……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伤亡率将会是多少……更不用去说在为深入中国的部队提供后勤支援时将在空中和海上送命的那些美国小伙子们了。”麦克马洪希望，“在我们投入一项可能把我们猝不及防地带入险境的事业中去之前，要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看看我们究竟在哪里”。
麦克阿瑟说：“参议员，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解决在朝鲜的事情。……我相信，它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结局而又不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战争还要继续打得很久，带来更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实行绥靖的话。……这就是我全部要说的。我说这些时强烈地意识到，朝鲜今天正进行着一场悲惨的杀戮。……”麦克阿瑟计算的迄今为止的伤亡总数是：6.5万美国人和14万以上的韩国人，加上不计其数的平民死亡；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伤亡估计是75万人，加上14万关在“我们监牢铁窗之中的”。也就是说，在不到11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00万以上的人死亡、负伤或被俘。麦克阿瑟说：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浩劫。我想我见过的鲜血和灾难不亚于任何活着的人。上一次我在那里时，我的肠胃都紧缩了。在看到那些废墟、那成千上万的妇孺和其他一切时，我呕吐了。
那么，你们是否准备用任何狡辩的理由或可能性，把这一切再继续下去？……你们要干什么？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我们的朝鲜政策是什么？
如果你们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你们就要使一场大杀戮永载史册，这样的杀戮是我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
你们的整个倾向一直是无所作为，而只是在那里打仗、牺牲、流血。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出某种非常的努力来结束这一切。
麦克阿瑟继续坚持认为，美国军事上有能力同时保卫欧洲和亚洲。“如果你说我们没有能力，你是在承认失败。如果敌人有此能力，而且分兵在所有这些战线上，我们应当有能力去应付。”他又一次使自己进了圈套，麦克马洪很巧妙地收紧了套索。麦克阿瑟是否认为“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经受俄国人对西欧的袭击”？麦克阿瑟回答说：
参议员，我已经数次请求你不要使我卷入除我自己战区以外的任何问题。我对于全球防务的想法不是我在这里所要作证的，现在我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假装权威。
20年前我当陆军参谋长时，这是我的问题，我也会回答它。诸位参谋长或这里的其他人，应该回答这个询问，而不应该是我。
通过这番话，麦克阿瑟无意之中承认了总统、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坚持的看法：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好事之徒，而对所插手的事情又一窍不通。他对他自己的远东司令部以外的需要一概视而不见。
麦克马洪接着又挖苦了麦克阿瑟这个中国问题专家。首先，他引诱麦克阿瑟做出评论，认为他自己无论是在两三年前还是现在，都是“消息颇为灵通的”。然后麦克马洪念了一封1948年3月3日将军写给众院外交事务委会的信，信中对要他就亚洲事务发表见解的请求做了答复。麦克阿瑟答复说，中国作为指派给美国海军负责的军事区域，“不在我现有的权力范围的控制之内”。他在那里没有派驻代表，“除了一般的背景知识之外，我所得到的那些详尽资料大多数都是间接提供的”。麦克阿瑟既不了解政府的研究项目，又是“多年”未能访问中国（据他后来的证词说，自1937年以来未去过）。他写道，在此背景下，“你们很容易认识到，我并不处于可以提供关于大量详情的权威意见的地位，而对于这个独特地区的明确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些详情之上”。
麦克阿瑟只有点头承认他写过此信。第一天的作证结束时，他同麦克马洪的进一步交锋对他也是于事无补。麦克马洪问他是否相信集体安全的思想？
“你说的‘集体安全’是什么意思？”麦克阿瑟问。
麦克马洪又问了一次：“你是否相信我国对外政策所基于的集体安全的思想？”
“你说的‘集体安全’是什么意思？”麦克阿瑟重问了一遍。
“我是指试图把一个军事同盟结合在一起以维护和平，正如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中所试图的那样。”麦克马洪说。
“我对北大西洋公约只知一些皮毛，参议员。”麦克阿瑟回答说。“我不准备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和任何风格来讨论它。”（这一公约是40年代末军事—政治重大事件之一，一直不停地在大众化和专业性的报刊上加以讨论。）
“无论是它的条款还是它的实施情况都不讨论？”麦克马洪问道。
“我只有一般的了解，这是任何一个军官都有的，”麦克阿瑟回答说，“你们有这方面的专家。”他指出，最近参院听取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其他人的作证。
麦克阿瑟通过自己的证词，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一个兴趣和知识都很狭隘的指挥官”的帽子。他再也不能摆出高明的世界战略家的姿态了，而当时他在第一大厦这所圣殿里的观点，对于外交官们和其他职业军人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
第一天的会议于下午6时10分结束。将军推搡着走过等候在那里的记者，未做任何评论。他飞回了纽约。
麦克阿瑟在那些不为他的传奇所动、喜欢刨根究底的参议员们面前亮了一天相，他对还要继续进行的询问失去了胃口。他于第二天早上如约回到参院，但是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在会议开始之前走到拉塞尔主席跟前，要求帮一个忙。为使麦克阿瑟可以在这一天结束听证而不必再返回来，午餐休息时间能不能取消？就像前一天那样，咖啡和三明治可以送到听证厅来，但是惠特尼建议提问过程仍可在午餐时进行。拉塞尔同意不午休，但是他告诉惠特尼，只要参议员们认为有必要，询问该继续多少天就继续多少天。
第二天的听证会上，在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提问时，麦克阿瑟更改了他绝对反对把美国地面部队派入中国的态度。他认为假如蒋介石对大陆采取行动，他不反对美国派比方说500名顾问去参与行动。他不认为利用“几百名技术人员……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麦克阿瑟不接受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的假设，即美国支持蒋介石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威望。“对一般亚洲人来说，蒋介石卓然而立，是反共产主义的伟大象征。……那些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人完全彻底地反对他。……”支持蒋并不等于同意“他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他在协助我们抵抗这个世界性的威胁。我们在他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选择最终都会自然地倾向于他这一边”。
但是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对假如蒋介石反攻大陆而又被赶出来的后果表示疑惑。那时台湾不会陷落吗？麦克阿瑟把这个问题称为是假设的，因而是无法回答的，但是“无论任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允许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
麦克阿瑟在下午晚些时候已经使拉塞尔主席相信他的理由是正当的。早在1950年8月份，拉塞尔就对“大批中国人蜂拥而入、干涉战事……深怀恐惧”。想当初，麦克阿瑟本来可以撤出朝鲜，然后对中国从陆地和空中实行封锁，直至他们停止“对朝鲜的掠夺性袭击”。他不喜欢“在朝鲜用地面部队进行往复的拉锯战”，打击中国人“必定能避免我们的士兵在地面被屠杀”，那么何不撤退出来从远处来惩罚中国人呢？
拉塞尔所主张的对中国的行动使政府大惑不解。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拉塞尔行使着独特的军事开支权；反过来，他对财权的控制又给了他对军事政策很大的影响力。正如政府已经表明的，美国不想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然而，就在麦克阿瑟将要结束他的作证时，竟然得到了委员会这位头面人物（而且还是民主党人）对他要改变战争政策这一最重要的要求的赞同。
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为政府挽救了这一天。拉塞尔同意麦克阿瑟不再进一步作证——这已经是在第二个漫长的询问日的末尾——这时莫尔斯坚持要继续进行作证，直至所有成员都询问到满意为止。经过短暂然而激烈的辩论，莫尔斯占了上风。麦克阿瑟还得在交叉的夹道鞭打中跑上最后一趟。
麦克阿瑟作证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一开始就是拉塞尔主席情意盈盈地道歉，说使他参加了“马拉松式的会议”。然后年轻的民主党人就接了过来，他们已经消化了麦克阿瑟的证词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往来电文，记事本上充满了五角大楼参谋部军官们向他们提供的问题。
参议员林登·约翰逊打头炮。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使麦克阿瑟对更多美国人服役的必要性和实行普遍军训的好处做出任何实质性评论。麦克阿瑟又一次意识到了他的共和党支持者摇摆不定的心情，他不顾由此带来的前后矛盾，拒绝在党派内部的辩论中倒向任何一边。麦克阿瑟大谈特谈他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部队中各师的作战能力，以及把缺乏训练的韩国部队并入他的师里去。但是他表示不了解整体的兵员问题。
约翰逊突然转而提出这三天来一直指向麦克阿瑟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将军。假设我们接受了你的计划，假如中国人被赶回鸭绿江那边，假如他们拒绝签订一项条约，也拒绝就他们今后将采取何种行动达成一项协议，这时候你将提出什么方针？”
麦克阿瑟试图回避回答，他说这个问题是假想的。“我根本看不出敌人被赶回鸭绿江那边去而又仍然处于进攻态势的可能性。”
约翰逊不打算被驳倒，他提起了“你所谈论的拉锯式的东西”，当时双方交替着忽而推进、忽而后退。“现在假设我们开始实行你所主张的计划，并假设它具有你所想象的成功因素，他们回到了江那边，他们在那儿仍然保留着大量兵团，你准备采取什么方针？”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麦克阿瑟坚持说。
“我们是否必须保留大量部队在那里保卫我们的阵地？”约翰逊坚持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