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几周中，紧接着斯大林之死，苏联新领导人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表示了他的政府可能对西方更为灵活的迹象。证据是通过一系列微弱的信号得到的，只有训练有素的克里姆林宫专家才能辨认。例如，苏联电台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公开承认美国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人答应帮助英国人援救被拘禁在北朝鲜的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接着，发生了两个非同寻常的事态。
3月28日，北朝鲜首相***和中共“志愿军”首脑彭德怀将军接受了克拉克提出的交换伤病战俘一事，使他大感意外。但是他们还更进了一步：这一交换应当导致整个战俘问题的解决，为“全世界人民渴望的”停战打开大门。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克拉克继续研究这个建议，但是要谨慎从事。
3月30日，共产党更使人大吃一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电台的一则广播中说，这一初步的交换可以扩展到解决整个战争。周恩来重申反对由联合国军保留任何中国或北朝鲜战俘，他不承认有任何共产党战俘已表示拒绝遣返。然后他紧接着说，任何已经拒绝遣返的战俘都应送交一个“中立国”做进一步甄别。两天之后即4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称赞周恩来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并表示将协助执行这一建议。
中国人的行动充满了模棱两可之处。周恩来心目中的“中立国”是哪一个？他是打算把这些战俘拘留在南朝鲜，还是拘留在一个中立地区，还是送到别的地方去？在拒绝遣返的士兵问题上怎样才能达到“公正的解决”？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克拉克研究这些线索，并“只在表面上接受他们向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克拉克心存怀疑，他说，既然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进行具体的讨价还价，“我方不预见到任何或每一种形式的阴谋诡计，那将是十足幼稚的”。
但是，在板门店会晤的联络官们在联合国军称之为“小交换行动”的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4月11日，他们同意由联合国军交还700名中国战俘和5 100名北朝鲜战俘，同时共产党方面交还450名南朝鲜士兵和150名非朝鲜士兵。从4月20日起，这些战俘被带至板门店。至5月3日，“小交换行动”全部完成。
很多美国和韩国战俘露面时状况十分悲惨。他们骨瘦如柴、形同骷髅，伤口经年累月未得到处置，有些人因被俘的精神压力或是遭受不良待遇而精神错乱。与此相反，共产党战俘的伤员们却还想让联合国军难堪到最后一刻。许多人拒绝接受新发的衣服，只因为衬衣上没有绣上表示“战俘”的P字。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联合国军人员对他们进行最后一次喷洒消毒药粉。当他们坐车离开板门店时，还扔掉了联合国军配发的牙粉、肥皂和香烟。有些人则撕毁和剪破衣服，造成饱受联合国军虐待的印象。
重要的一点在于谈判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解冻。奇怪的是，既然已经促使中国人进行了认真的谈判，杜勒斯好像又另有想法。在同埃米特·约翰·休斯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认为，美国不会从朝鲜停战中得到利益。“我们会后悔的，”他说，“我认为我们不会从朝鲜问题的解决中得到很多东西，除非我们先把中国人狠狠整一下，在整个亚洲面前表现我们明显的优势。”休斯认为这番见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向艾森豪威尔说起了这件事。艾森豪威尔惊呼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那些老于世故的顾问们真实的意思是他们不能认真地进行和谈，那么我算是坐错了位置。”他觉得，杜勒斯“只是过于担心被指责为同杜鲁门和艾奇逊一个腔调”。
现在关于战俘的谈判一发而不可收，共产党和联合国军在“中立国”委员会的组成或是将要接纳战俘的“中立国”问题上，以及随后的程序上你来我往地争辩。联合国军希望是瑞士这样的传统中立国，而且对拒绝遣返的战俘不得拘押超过60天以上。克拉克接到指示要强调以下两点：美国在强行遣返问题上不能妥协，美国“不赞成拖延时日、议而不决的谈判”。
4月26日，全体代表在板门店会面，这是6个月来双方的第一次直接会晤。但是，会谈很快在三个问题上又一次陷于困境：中国人不接受瑞士为中立国；他们希望战俘在甄别过程中迁离朝鲜；他们还希望有6个月时间来说服他们的战俘回国。在被要求指明他们所选择的中立国时，中国人最后提议了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或巴基斯坦。美国接受了巴基斯坦。接着中国人又放弃了他们要战俘迁离朝鲜的要求，并把6个月的甄别期减至4个月。他们还突然放弃了一个中立国的想法，而要求设立一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组成。
克拉克觉得这一让步很重要，尽管有些部分仍不很清楚，但他把这看成是共产党真正希望停战的征兆。克拉克认为，主要悬而未决的一点是甄别期限太长，他担心中国人会把战俘遣返问题转移到停战后的一次会议上去。他也看不到南朝鲜政府会允许共产党卫星国的武装人员在其国家中进行工作的这种可能性。
尽管克拉克感觉到他的谈判人员已经处于成功的边缘，但他还是请求华盛顿准许他提出一项最后的建议：由一个中立国在朝鲜对战俘进行甄别，期限为90天，否则他的军队将在30天之内单方面释放北朝鲜战俘（指不愿遣返的），并将开始对敌方“增加军事压力”。
克拉克所提出的建议相当敏感。美国远东空军的飞机已经轰炸了北朝鲜的水坝，让汹涌的洪水冲毁了公路和铁路。例如在5月13日，飞机袭击了平壤以北的一处水坝，引发的洪水冲毁或破坏了6英里长的铁路、5座铁路桥梁、2英里长的重要公路。大约5平方英里的稻田也被冲毁。现在克拉克想更进一步：以洪水冲毁农作物为明确目的，轰炸水坝，以此来切断共产党军队和平民的粮食供应。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表示反对，克拉克现在有一张对付敌人的新牌了。
正当共产党仔细考虑克拉克的最后提议时，联合国军突然面临着一个可能使整个停战谈判毁于一旦的新危机：李承晚总统直截了当的反叛。
李承晚的最后立场
1953年春天的几个月里，李承晚痛苦、困惑而郁郁不乐。差不多三年来，他在自己的国土上一直是一个傀儡总统，美国人对此人时而好言哄骗，但是当他们自顾便利时又对他置之不理。约翰·穆乔大使可能是他最信任的美国人，但其已于1952年11月离任。接替他的埃利斯·布里格斯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但却是一位陌生人。李承晚很清楚，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打算是：实现和平，并让朝鲜仍然分裂。因此，他对美国人感到完全灰心丧气，开始着手破坏和谈。
李承晚亲自或通过发言人多次强硬地申明了他的立场。他“绝不会”同意一个不要求所有中共部队撤离朝鲜的停战；他要求裁减北朝鲜军队；明确规定不许没有“第三种势力”在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上帮助北朝鲜人；完全承认和保护南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共产党当然不接受这样的条件，尤其在李承晚还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师的情况下，共产党更不能接受北朝鲜单方面裁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历史文件中以痛苦的词句说道：“美国或者联合国军的大量说理、劝导或是抗议，无一能够打动顽固不化的李承晚总统放弃他那一意孤行的、带有潜在自杀性的方针。”
会谈越是看来要接近成功，李承晚就越是大发牢骚怨言。他的反美集会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号召朝鲜人民采取单方面行动。在4月初的一次集会上，他宣称：“无论在板门店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目标仍然不变，我们永远的目标就是从南方到鸭绿江统一朝鲜。你们必须继续战斗，直至你们抵达鸭绿江。”
在克拉克将军看来，当前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李承晚要把他的代表从联合国军谈判小组中撤走，这一行动几乎肯定会导致共产党放弃会谈。克拉克还担心韩国军队会摆脱联合国军的指挥，这将会给军事局势造成危险。他确实承认，李承晚的畏惧有一定道理。例如，在苏中强权的现实面前，如果再度爆发战争，美国会不会再对南朝鲜进行援助？然而克拉克毫不怀疑，如果李承晚认为他有机会实现其目标，他将独自使用他的军队。克拉克于4月16日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十分危险，通常难以捉摸，而且具有行动起来有时不计后果的倾向。”作为安抚李承晚的手段，克拉克建议，立即表示提供战后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并做出承诺，要继续以政治手段与和平手段谋求朝鲜的统一。
上次李承晚跟美国对抗时，其国内局势正摇摇欲坠。这一次正相反，他明显得到了其他朝鲜政治家们即使不是一致的但也是有力的支持。4月21日，国民议会支持李承晚以入侵北方来统一朝鲜这一目标。李承晚恃仗这一信任，在三天后通知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如果联合国军允许中国人留在鸭绿江以南，他将让他的部队脱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而单打独斗。
在同李承晚几次会晤之后，克拉克得出结论，认为李承晚是在吓唬人，尽管显得有点过分。克拉克在同这位总统的讨论中强调，他支持南朝鲜军队拥有20个师，而李承晚所要求的同美国订立一项正式的安全条约一事，可以在停战以后讨论。5月13日会晤时，克拉克显然已经使李承晚相信，美国决心要签订停战协定，而不管韩国人同意与否。克拉克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现在正在讨价还价，要得到一项安全条约、获得更多的经援，并使他的人民觉得在停战谈判中他是有发言权的。”
战俘僵局打破
“小交换”行动结束后，4月26日，共产党又把会谈向前推进一步——用克拉克将军的话来说，是要“趁热打铁”——提出了一项综合性建议。共产党组成开战以来最庞大的代表团，还首次包括了一名苏联《真理报》记者。南日将军提议，在停战协定签订3个月之后，拒绝遣返和要求政治避难的战俘将被转移到一个中立国家去。在下面6个月当中，这些战俘的政府的代理人可试图劝说他们回国。任何拒绝遣返的战俘将继续被拘押，待一场“政治会议”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克拉克认为这一建议十分荒谬。“归根结底，”克拉克说，“这就意味着，一名战俘为了得到政治避难，就必须在停战之后至少还要受9个月的监禁，然后当联合国和共产党政客们……试图在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时，他还得遥遥无期地待在战俘营里。”对于这样的会议会不会举行，战俘们毫无把握，而克拉克认为其绝无召开的可能。最后，战俘们为了走出战俘营，只有接受遣返。
南日的建议使“小交换”行动带来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克拉克抱怨说，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外交上的出奇制胜”。再者，在“小交换”行动中被释放的战俘们报告说，有大约400名美国和韩国伤病战俘还没有归还。这一违约行为使联合国谈判代表大为愤怒。
南日意识到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于是在5月7日修改了建议。在甄别期间，战俘们将留在朝鲜，但是他们在印度人的监督下，仍受到他们政府代理人的规劝。克拉克提出反建议：中国人将转交给中立国家，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则在停战签字当天予以释放。南日把这个建议称作“倒退了一步”，他的谈判人员把联合国军谈判小组责骂了整整四天，直至宣布休会。
接着，传来了华盛顿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克拉克感到震惊，也使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决定做出以前所不能接受的让步：
我奉指示同意把所有不愿遣返的朝鲜人和中国人都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一点使韩国政府中许多人认为我们背叛了他们。此外，我还奉指示同意共产党这一要求：遣返委员会中的争端由多数票决定而不是由一致票决定。由于印度——尽管公开宣称是中立国——承认并同情红色中国，这一方式就把优势给了共产党。
但是克拉克仍然想坚持不强行遣返这一原则，并保证不对战俘进行威胁恫吓。另外，仅允许印度派出唯一的中立武装部队驻在朝鲜。如果联合国军的提议不为共产党所接受，会谈则将终止。
把美国谈判政策的变化通知给李承晚总统这一不愉快的任务，就落到克拉克和布里格斯头上了。正如预计的那样，李承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我感到极度失望。”他对美国人说。他绝不允许印度部队或其他任何“中立国”部队待在韩国后方地区。他最后说：
你们可以撤走所有联合国部队，撤走所有经济援助。我们将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求任何人为我们打仗。我们可能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依赖外交手段来援助我们。
很抱歉，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我将合作。
如布里格斯后来所说：“这位德高望重的朝鲜政治家使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且他知道这一点。”克拉克表示同意：“在李承晚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所有威胁背后，他就是想让我们在心理上受到打击。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经历了三年战争，毕竟是损失了这么多鲜血和财富之后，我们不会因为‘家庭内部’的争吵就把朝鲜扔下不管，任其落到赤色分子手中去。”但是，由于韩国提供了前线三分之二的人员，李承晚突然决定把他们撤离联合国军的指挥，将使军事局势陷于一片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