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布尔忍气吞声，向陆军的层层指挥机构讲情通融。参谋长此刻正在北部前线，G-2（情报处）反复强调该师奉命不得在公开声明中谈及苏联。
诺布尔反驳说：“你瞧，这不是在发新闻稿，这是大韩民国总统的一份声明，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的，与美国陆军无关。”
G-2还在嘀嘀咕咕，说第24师有自己的规矩，电报业务均由它执掌，如果李承晚想发表带有煽动性的声明，那么他必须另想办法。一名G-2的下级军官甚至直截了当地要诺布尔出示证件。
诺布尔同军事官僚机构奋战了两天，依旧一无所获，只得把这场官司直接打到他的老朋友威廉·迪安将军那里去。迪安对通信处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把电报发出去吧。
美国人的这种怠慢其实毫无必要。李承晚原来就喜欢不时地发表一些荒唐的声明，说什么在战争中“孤军奋战”、得不到美国的支持。现在他的这一癖好变本加厉了，穆乔大使设法使这些言论不致传到新闻界。唯一可以使李承晚平静下来的是他那位颇具耐心的欧洲出生的妻子，她是一位对政治现实极为敏感的妇女。据穆乔回忆说，他和李夫人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小小的程序上的谅解”。如果她觉察到“他（指李承晚）打算做些她认为是不甚适宜的事”，就会打电话给穆乔，建议他来走访。她在电话里无须具体说明，“来电话就是提醒我有事”，然后穆乔就会“找些借口，说是顺路来拜访这位老人。如果我坐的时间长一些，他就会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在那些十分危急的日子里，她总是采取这种办法”。
穆乔当时与美国军方也一直麻烦不断，因此他同情李承晚在电报事件中的处境。有好几次，穆乔的专车驶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正门时被卫兵挡驾。他们声称，只有上校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进出此门，甚至穆乔的大使身份也无法使某些士兵改变态度。
穆乔与军方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他晓得对这些身着军服的懒鬼咆哮和跺脚毫无用处，一名文官更是无济于事。因此他想了一个办法，让那些愚不可及的士兵们心悦诚服。他在车保险杠前端插上一面美国国旗，在另一端竖起一面带48颗白星的蓝旗，比沃克将军还多45颗星。
莫名其妙的哈罗德·诺布尔问穆乔说，他作为大使，旗上该有几颗星。“48颗，”穆乔答道，“我代表整个美国。”卫兵再也不找他的麻烦了。
不过，穆乔对于美国军方对待韩国陆军的轻蔑态度却无能为力。尽管战线一半由韩国部队据守，但是他们难以公平地分享从日本运来的装备。第8集团军的军需官们只打算为自己的部队积蓄物资，根本不顾朝鲜人。在后方，装备不齐的美国人无视沃克将军的直接命令，截留供应韩国部队的物资。第8集团军的冷漠态度甚至殃及美国军事顾问，军官们不仅要为新来的人腾出自己的住所，还要省下自己的食物。
让穆乔感到不安的是，新来的美国人毫不掩饰他们对韩国人的轻蔑。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部署兵力时“根本”不打算考虑韩国陆军。（几天以后，一支韩国部队经过激战，解除了对他右翼的威胁，他这才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盖伊还把农民驱赶出他的师的防区，全然不顾给农民及其家庭造成的疾苦。他还让韩国国民警察也离开他的防区，这样反而使他自己部队的安全受到削弱。（沃克逼迫他撤销这些荒唐的命令。）美国人对南朝鲜人戒心重重，从不向他们透露任何重大事件，以致韩国外交部长不得不去参加新闻发布会了解战况。
南朝鲜人对美国人的妄自尊大一时只能忍气吞声。但是一年以后，当他们有机会在和谈的关键时期报复时，使美国人为自己的不友善态度付出了数倍的代价。
渔网堵漏
整个7月，威廉·迪安将军把一营又一营的美军投放到北朝鲜人挺进的道路上，这种零敲碎打地投入兵力的办法迟滞了但却从未阻止过北朝鲜军队。战争成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美军向南节节后退，已接近崩溃境地。有一次迪安说：“阻止这些朝鲜佬就好比是用渔网堵漏。”
然而，接二连三的例证表明，美国陆军在装备和实力方面的不足之处，被军官和士兵个人的英雄主义气概所弥补。在天安一个贫穷小村庄的一场混战中，第34步兵团团长罗伯特·马丁上校发现自己是在场唯一会发射2.36英寸火箭筒的人。一队坦克向城里隆隆驶来，马丁命令中士杰里·克里斯蒂森装弹，随后跃出小屋，用火箭筒直接瞄准一辆北朝鲜坦克。坦克和火箭炮同时开火，北朝鲜的炮弹把马丁的身体炸成两段。克里斯蒂森的一只眼球被震出眼窝，他把眼球塞回眼窝。他疼痛难忍，流血不止，使他感到慰藉的是看到北朝鲜的一辆坦克中弹起火。（克里斯蒂森当天被俘获，12月因伤死于俘虏营中。）
第21步兵团仅有2 000余人，抗击有17 000人并且得到坦克支援的2个北朝鲜师。该团奉迪安的命令“死守”大田以北的鸟致院城。战斗第一天，部队还得到空中支援。但当天夜里和次日大雾茫茫，从空中无法看清敌方目标。由卡尔·詹森中校指挥的该团第3营首当其冲，受到北朝鲜人精确协同的攻击，其坦克安然无恙地越过地雷区，原因是陈旧过时的美国地雷炸不响。战斗打响的头几分钟，精确的迫击炮火摧毁了营指挥所、通信中心和弹药堆集处。北朝鲜步兵在浓雾的掩护下，悄悄溜进了美军阵地。但是勇气与惊慌共存。二等兵保罗·斯皮尔同其他一些士兵在连指挥所附近被一挺机枪火力所封锁，斯皮尔抓起一支手枪，这是他可以找到的唯一武器，然后只身直闯机枪阵地。冲到目标前时子弹打光了，但他仍奋力冲击，像挥舞棍棒那样挥动手枪。他那凶猛的冲击驱散了射手。（身负重伤的斯皮尔后来被授予杰出军人十字勋章。）
北朝鲜进攻的可怕力量——坦克加上优势火力——使该营许多士兵神经崩溃。当撤退的命令终于来到时，他们置若罔闻。一名军官向一群蜷缩在路边的未受伤的士兵讲话，他们拒绝离开。一名军士说：“中尉，你还是走吧，我精疲力竭，他们将不得不收容我。”拥有800人之多的第3营在这次战斗中共减员60%。得以撤至后方的部队中，90%的士兵丢失了枪支、弹药和水壶，一名不幸的士兵回来时钢盔和鞋子都丢了。
但是，在迪安看来，重要的是：为数不多的美军士兵已经迫使两个气势汹汹的北朝鲜师在三天的时间里放慢了推进速度，为麦克阿瑟将军赢得了极为需要的时间。
迪安将军被俘
尽管如此，战场的整个形势完全对北朝鲜人有利，到7月19日晚，大田周围，也就是联合国军关键防御地段的战线如此捉摸不定，以致迪安将军也承认说：“我甚至说不准大田西北的阵地是否还在我们手里。当时，几乎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作战决定。”迪安说，在那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一名经验丰富的中士就可以取代他指挥战斗。迪安并不在他的指挥所，他带几名助手悄悄溜进一座被遗弃的屋子，倒地就睡，“鼻子吸进了在朝鲜谁也躲不掉的稻田腐土、泥墙、粪肥和污物散发的气味”，现在又夹带着弹壳散发出来的无烟火药的辛辣气味。
黎明前，附近的一阵轻武器射击声把他们惊醒，北朝鲜的坦克突进城内，渗入者和倒戈分子躲在断壁残垣后面向韩国士兵、美军以及奔逃的难民射击。每个人——韩国士兵，以及不知所措、疲倦不堪、满城乱窜的美国士兵——在大田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美国士兵，迪安写道：“不足一个月前还大腹便便，兴高采烈地待在占领军宿舍里，与日本女友消遣作乐，痛饮啤酒，仆人们把他们的靴子擦得精光锃亮。”
由于部队之间联络中断，第34步兵团指挥系统失灵。军官们不知道其他部队的位置，也无人指挥少得可怜的高爆反坦克武器来对付在城里游动的北朝鲜坦克。任何与敌人的接触都是遭遇战，而且完全被北朝鲜人所左右。在一次极为可怕的战斗中，北朝鲜坦克隆隆地冲进一个院落，守军只是美军的后勤人员——卡车司机、机械工、厨师、文书。坦克用加农炮猛轰一气，把这座院落夷为平地，打死了那里150名士兵中的大部分人，并且毁坏了大部分装备。直到坦克隆隆驶去攻击其他目标时，才有人找来一门3.5英寸的反坦克炮，但可以发现的目标仅仅是隐蔽在房舍内的狙击手。一所房屋被第一轮炮火击中起火，火势顺着其他茅草屋顶的屋舍蔓延。顷刻间，大田的大部分地区陷入一片火海。
迪安此刻心情沉重，在这个时刻他看不出“前进、后退”之类的术语具有任何诗一般的魅力。他和他的部队坚守了20天，已经疲惫不堪，代价惨重。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士兵何时将要撤退，何时将要回来重新作战。他后来在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录中写道：“任何陆军军官有时必须有一副铁石心肠，你职责的一部分就是把士兵派到你知道是有去无还的地方去。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尤其是你用别人的生命只能换来片刻喘息之机，这实在是一桩煎熬灵魂的差事。”
早晨6时30分，迪安发现自己处于“将军无用武之地”。第34团指挥部与下属两个营之间的联络中断，也不知道它翼侧的位置以及整个战局进展如何。迪安把战斗降低到单兵作战的原始水平。他无力左右整个战争，但是“或许我们还能对付个把坦克”，他带领一名助手和一名朝鲜翻译前去寻歼坦克。
甚至连这种低水平的任务也告失败。迪安强行拉来一辆载有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卡车，指挥它向停在一个路口的两辆坦克射击。但四五发炮弹都打飞了。临近中午，迪安临时拼凑起来的反坦克炮队只剩下一发炮弹。炮手们惊慌失措之中在100码的距离里也未命中目标。坦克掉转头，在距离迪安他们20码处隆隆驶过。迪安将军怒不可遏，他站立在大街上，用他仅有的一支0.45口径的手枪向坦克射击。他并不认为可以用手枪来打坦克，他后来说：“这纯粹是当时愤怒和无奈所致，我大发脾气。”
第三次攻击则成功一些，尽管付出的代价使迪安胆寒。这一次，迪安一行追踪一辆坦克到了一个街口。他们悄悄经过一家家空荡的商店、屋舍，穿过一座院落，迪安和炮手们趴在一座窗台上，俯视停着坦克的街道。
迪安小心翼翼地从窗台的一角看出去，“正对着十几英尺以外的北朝鲜坦克炮口，我吐唾沫都能到炮管上”。然后，三发反坦克炮弹摧毁了坦克。
从清晨直到将近傍晚，迪安一直留在街上搜索坦克。他最后回到乱七八糟的指挥所后，“重大问题”是指挥部队有条不紊地撤出大田。第34团残部分成两个纵队，在轻型坦克的掩护下向南撤退。迪安乘吉普车在后面一个分队中。
前面一路纵队还未走到城南，就遭到强大敌军的伏击。卡车中弹起火，阻塞了狭窄的街道。北朝鲜士兵从屋顶向下射击，美军士兵奋力反击。
迪安的吉普车在短兵相接的混战中飞快行驶，“它侧倾着绕过不能动弹的卡车……尽管我们开得飞快，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像是地狱之火，把我们灼伤”。司机错过了一个路口。但是机枪、步枪子弹像雨点似的从两旁的建筑物上泼下来。掉头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奋力往前，指望能夺路逃命。
后来几个小时的情况更加危急。迪安把受伤但还能走动的士兵弄上吉普车。他在一辆倾覆的卡车旁边停下。司机已经咽气，两名士兵被压在车底下，其中一个对将军说：“我们还是投降吧，抵抗也是徒劳。”迪安蹲下来与他们交谈，一名北朝鲜狙击手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山脊上。迪安抓起一支M-1步枪射击，狙击手消失了。
迪安吩咐吉普车和警卫车的司机们继续朝南开，他留在卡车旁边劝说这两名“哆哆嗦嗦”的士兵跟他一起走。他截住一辆半履带式牵引车，“车上拥挤不堪，已无立锥之地。我们还是登上晃晃悠悠的脚踏板，抓住把手，吊在车外搭上了车”。
他们又中了埋伏，人们纷纷跳下车，跌跌撞撞地跳入路边的沟渠隐蔽起来。他们终于安然无恙，并商量南去的道路，最后决定涉水过锦江，越过河对岸陡峭的山脊，一路向南。
他们遗弃了吉普车，背着一位重伤员，踏着松软的沙质土步行。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尽量悄悄地行进，以免惊动北朝鲜人。重伤员开始说胡话了，他把所有的水喝得一干二净，还嚷着口渴。
一次中途休息时，迪安觉得自己听到他们行走的山脊一侧有流水声。他朝那个方向摸去，但是山坡很陡，他不由自主地冲下去，怎么也收不住脚。他纵身前扑，终于摔倒。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迪安醒来，浑身疼痛。他的肩胛骨摔断，头被划开一道口子，“一年前，我的腹部刚做过手术，现在剧痛难忍”。同行的人们也已不知去向。迪安失去了知觉，醒来时看见一支北朝鲜巡逻队从距他几码远的地方经过，他没被发现。黎明时分，他试图向南走，遇见了掉队的斯坦利·泰伯中尉，他俩结伴，走了1天、2天、4天——迪安伤痛剧烈，已失去了时间概念——最后躲进一个南朝鲜人家里。迪安掏出100万韩元（合110美元），要这家人带路去大邱，可他们却找来一支北朝鲜巡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