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人们所料，麦克阿瑟后来否认了任何失措之举。他被免职之后在参院听证会上回答询问时说：“我所发布的公告只不过是每个战地司令官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布的那种公告，通过这一公告，可以同对方总司令协商，寻求结束双方敌对行动的途径。”但是他不知道即将向联合国盟国分发的那份国务院倡议吗？“是的，我收到了那样一份电报。但是无论如何，它同我的声明毫无关系……我在3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中，看不出有什么异乎寻常、旁门左道或是不妥当的地方。”
在证词中，麦克阿瑟没有搞躲躲闪闪——他是彻头彻尾地撒谎。这一年晚些时候，麦克阿瑟在对美国退伍军团的一次友好集会讲话时自夸说，他揭露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阴谋”之一。他把艾奇逊的和平行动看成是一次出卖，是一项能结束战争而没有胜利的政治行动，并会给美国和南朝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副官考特尼·惠特尼看来，提出讨论台湾地位和北京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洛维特备忘录，证明了“一种邪恶因素正在发挥作用……一个已经深入政府高层集团的阴谋计划”。但是说来奇怪，记载表明，直至3月30日，即麦克阿瑟的声明打乱了和平倡议的六天之后，麦克阿瑟甚至根本未被告知这一转变。另一些忠于麦克阿瑟的人有他们自己“马后炮”式的解释。威洛比将军提出一个不太靠谱的论点：麦克阿瑟实际上是在用“巧妙的心理战”来补充华盛顿的和平倡议，旨在“支持即将在联合国内发动的和平攻势”。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另有高论，他力图把他的声明说成是一项“军事行动”。他是以“一名司令官的权力”发表这一声明的，而且表示的是“一位战区司令官的局部观点”。
不论理由如何，麦克阿瑟的这次挑战已经是够过分的了。用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话来说，他的声明——
给我们的盟国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使他们对我们如何行事完全摸不着头脑：总统拿出一样东西来提请他们注意，并调整他们的行动以取得一致行动。但这一过程还未做完，战地司令官又提出来一个建议，使总统处理事态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尤其认为，它造成了政府的领导能力失信于人。
在杜鲁门看来，由谁来主管美国对外政策这个问题，远比麦克阿瑟的“檄文”（挪威大使向国务院询问美国人在搞什么名堂时所用的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风波更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再次公然违抗三军总司令，即美国总统的政策。”
有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电报已经使麦克阿瑟的罢官不可避免。而现在，哈里·杜鲁门有了一个可以公开利用的佐证。
华盛顿勃然大怒
华盛顿时间3月23日晚，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听到了麦克阿瑟的和谈声明，立即同迪安·腊斯克以及国务院的卢修斯·巴特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一起来到迪安·艾奇逊家中，会议直至次日凌晨1时。艾奇逊谈起同洛维特开的这次会议时说：“罗伯特在压力来临时，通常都是妙语连珠、乐观通达的……但是那天晚上，他全无幽默感。他简直是暴怒欲狂，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麦克阿瑟将军必须撤职，而且是立即撤职。” 艾奇逊认为洛维特的情绪是“一时勃然大怒”，并不反映五角大楼的一贯想法。“我十分相信，到了第二天早上，大部分的怒气就会烟消云散。”
其实艾奇逊自己也是心潮难平，他觉得和平倡议本来是可以促使中国人做出积极反应的。若干年之后，他仍是愤怒不已，他说：“麦克阿瑟信口开河，他发表的……（声明里面的）东西简直使人根本不可能接受谈判的提议。”联合国的盟国们认为这种局面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是谁在主管美国政府。我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是有意在搞花样，但是也得有理由来让他们相信这一点”。
麦克阿瑟仍不甘寂寞。当时他的“和平”电报仍然在华盛顿辗转传送着，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在一次视察战场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越过三八线没有什么不良后果；空军可以随心所欲地过去；地面部队以前也跨越过，而且还将跨越它；这个问题“过去已充分讨论过而且已经解决了”。艾奇逊把这种说法称为“五雷轰顶”。
但是政府应当作何反应呢？杜鲁门最初的反应好像是不能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抱怨说，他“同麦克阿瑟打交道的经历糟糕透顶”，此人在他准备发表声明之前“就抢先起跑”。杜鲁门说，这是一次“对总司令不忠的行动”。
华盛顿时间3月24日，即麦克阿瑟“和平”声明发表的第二天，杜鲁门会见了艾奇逊、洛维特和腊斯克。大家一致认为，去年12月6日关于禁止发表对外政策声明的那道命令是明白无误的，而他已经违反了这道命令。大家的言外之意是，麦克阿瑟已经令自己面临军法处置，而他可能对此求之不得，因为他高自标树，也认为有机会把事闹得满城风雨。杜鲁门的一位挚友说，总统没有认真考虑以军法处置麦克阿瑟的可能性。此人还说：“麦克阿瑟已经把自己折腾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把他塑造成烈士。”杜鲁门在3月24日的确决定采取一项合乎法规的做法，即给麦克阿瑟一个明白的信号：总统认为他是抗命不从。在艾奇逊的建议下，杜鲁门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向这位将军发去一份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的电报，提醒他注意去年12月6日的命令，并指示说，如果共军领导人“在战场上要求停战，你应立即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并等待命令”。（后来在这一年春天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麦克阿瑟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他没有把这封电文当作是对他的“训斥”，从来没有将其与他3月24日要求与敌方谈判的声明联系起来。）
后来几天中，尽管有杜鲁门的提醒，但麦克阿瑟继续在干扰政府的政策。在同《伦敦每日电讯报》军事记者马丁中将谈话时，麦克阿瑟断言他的部队“被束缚在一张人为的罗网之中”，他在的军事生涯中“第一次发现是在打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在三八线问题上，是政客们侵犯了军人的职权范围。“如果不谈及士兵们的生命，这是十分荒谬的。”麦克阿瑟暗示他所辖部队每月6 000至7 000人的损失是在白白地送死和受伤。“如果这些损失，甚至更大的损失是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付出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那我们将随时准备接受它。”在另一个访谈中（该访谈是在早些时候，却在周末发表，当时杜鲁门政府正在商讨如何处置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答复了《自由人》的提问。该刊编辑援引一条消息说，韩国政府因为缺少装备正在遣散新兵，并问麦克阿瑟为何美国政府不提供装备。麦克阿瑟答道，这个问题“牵涉到本人权限以外的基本政治决定”。麦克阿瑟在扯谎，他在1月6日建议美国不要向“韩国青年军”提供武器。
共和党参议员们捡起了麦克阿瑟这个题目。密歇根州的霍默·弗格森建议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去东京，去问麦克阿瑟这场战争应当如何进行。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达夫说，“某一个掌权的人物”应当决定政策，“而其余的人应当遵循这一政策”。
在杜鲁门看来，麦克阿瑟的表现“带有哗众取宠的特征”。杜鲁门颇有历史感的头脑把他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和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相提并论。麦克莱伦对战争应当怎么打有自己的一定之见，如果林肯给他下了一道他所不中意的命令，他就不予理睬。同林肯一样，杜鲁门对将军“想起来就心烦”，然后把他解了职。
公开的导火线是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的一封信，那是在他毁掉和谈声明的四天之前。2月12日，众院共和党领袖、众议员约瑟夫·马丁在众院的一次发言中说，他认为不在朝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简直是“愚蠢透顶”。他把发言稿寄给了麦克阿瑟，并请他发表意见。4月5日，马丁在一次众院发言中宣读了麦克阿瑟的回信：
8日来函给我转来你2月12日的演讲稿，不胜感谢。我以莫大的兴趣阅读了它。我看出，多少岁月消逝了，而你的锋芒却未减当年。
关于红色中国进入朝鲜与我方作战而造成的局势，我的看法和建议已极其详尽地阐述并呈交给华盛顿。总的来说，大家都知道并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只是遵循传统的方式给暴力以最大的还击而已，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你关于利用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的意见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传统。
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是，有些人难以认识到，共产党已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而我们对由此引起的战场问题却展开了争论；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胜利，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从而维护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杜鲁门是在通讯社报道马丁的众院演讲时，第一次听到麦克阿瑟的信函。他满腔怒火地看完了这份文稿。关于利用中国国民党人的第二段“本身就足以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足以把麦克阿瑟解职。麦克阿瑟早已被清楚地告知，政府为何不能利用国民党，而且仅仅在八个月之前他是赞成这一决定的。后来等他改变了意见并要求使用国民党军队时，他被告知，政府的政策已经确定。杜鲁门认为，“所以，在赞许马丁先生合乎逻辑和传统的立场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我的政策是不合乎逻辑和违背传统的”。
这位总统把信的最后一段叫作“真正的绝妙高论”。这一段表明，麦克阿瑟要么是不理解，要么就是不想接受美国要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存在的决心。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讽刺地写道：“我不了解这位将军通过什么情报途径，得知共产党人决定把力量集中在亚洲，更明确地说是集中在他的管辖区。”使杜鲁门感到震惊的是，麦克阿瑟竟然漠视“为遏制在伊朗、希腊和柏林的共产主义狂潮”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许他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在怎样大力地想阻挠西欧联合战线的出现”。杜鲁门不喜欢麦克阿瑟“对我们的外交努力所做的轻蔑性评论”，以及所谓“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一华而不实的说法。
杜鲁门当晚的日记中，充溢着对麦克阿瑟其人的憎恶——除此之外，别无他词可以表达这层意思。“麦克阿瑟已经使他自己成为争议的中心，无论是在公众生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 他接着又概述了这位将军的私生活：“他总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有过两个老婆——一个是他在42岁时娶的社交名媛，另一个是他50多岁时离婚后娶的田纳西姑娘。”杜鲁门几乎要把所有的争议都加在麦克阿瑟头上。
第二天，即4月6日星期五上午，杜鲁门把艾奇逊、马歇尔、布雷德利和哈里曼召到他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他们应当如何处置麦克阿瑟。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布雷德利将军是“愤怒至极”，“他和艾夫里尔·哈里曼都说我应当立即将麦克阿瑟解职”。实际上，哈里曼认为杜鲁门早在两年前就应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当时是1949年春天，据称他因东京公务缠身而不能回国进行磋商。哈里曼还回顾了当时杜鲁门不得不派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前往东京去阻止麦克阿瑟支持日本国会的一项经济法案，这一法案同占领政策是直接相悖的。
至于艾奇逊——
关于应该怎么做，我自己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十分清楚，既然问题已经产生，就只有把麦克阿瑟将军解职才能解决。但是我同样也很清楚，不论总统怎么干，他都应当得到他所有军职和文职顾问们的一致支持。如果他在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那就有可能发生比不采取行动时更大的麻烦。但是……必须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战线，无论如何不能出现裂痕。
马歇尔建议要谨慎从事、三思而行。他告诫杜鲁门，麦克阿瑟的解职可能会给从国会取得军事拨款造成更多困难。
至于布雷德利，则主要考虑军纪问题。他认为麦克阿瑟的行为是“抗命不从的典型例子”，理应解除这位将军的指挥权。但是他认为要慎重考虑，在提出建议之前最好先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麦克阿瑟在职业军官之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但是美国正规陆军更尊重指挥权，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将会减弱麦克阿瑟在军界的支持者们的反应。
以前当过律师的艾奇逊总结了这一讨论。他也认为，杜鲁门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不希望这一解职看起来像是一位意气用事的总统所采取的鲁莽行动。他对杜鲁门说：“如果你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就会引起你任总统期间最激烈的一场斗争。”
杜鲁门告诉助手们“聚在一起好好谈谈，然后拿回一个报告来”。在杜鲁门看来，马丁信件并不是主要问题，麦克阿瑟彻底搞糟了和平倡议，这是“不可饶恕的”。
这个星期五的下午，马歇尔、布雷德利和哈里曼在艾奇逊的办公室开会。马歇尔很紧张。在军界，众所周知他是一个不欣赏麦克阿瑟的人，但他不想出来带头反对麦克阿瑟。他建议以磋商的名义把麦克阿瑟召回国，任何最后决定都推迟至那时再说。艾奇逊坚决反对这一意见。“我看这是通向灾难之路。”他说。共和党右翼利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来打头阵反对政府，他们还着手以极为笨拙的方式弹劾总统（由参议员惠里搁错地方的备忘录里泄露出来了），这使艾奇逊相信，“他们对宪法程序的忠诚程度至多是表面文章”。麦克阿瑟逢场作戏的本领使艾奇逊谨小慎微。“让他在握有全权时回国，而且他的前途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这不仅会损害总统的决策自由，还很可能严重危及麦克阿瑟自己的前途。”杜鲁门特别希望马歇尔站在他一边，所以在马歇尔离开之前，总统建议他去看看从战争开始以来麦克阿瑟同华盛顿之间往来的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