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星期二下午大约3时，杜鲁门收到并签署了解职令。他把解职令交给艾奇逊，让他发给正在釜山的约翰·穆乔大使，并指示他递交给正同李奇微一起在前线的佩斯部长。有关此事的每一个人都宣誓要严守秘密。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和公共关系原因，如果一位深孚众望的战地司令官必须解职，那么其礼仪也必须恰如其分。
由于无法追究的过失，政府的计划破产了。国务院向釜山发出的电报使用的是商业电报设备。由于线路出了毛病，第一份致佩斯部长的电报根本就没有送达。当时东京的一个消息提供者告诉《芝加哥论坛报》说，麦克阿瑟将要被解职了。这家报纸驻华盛顿记者沃尔特·特罗安着手来负责这个报道。“敏感部位的一些试探暴露了白宫的意图。”他写道。他让《芝加哥论坛报》驻五角大楼记者劳埃德·诺曼在那里核实这一消息。“我开始准备去对付约瑟夫·肖特，”特罗安写道，“但是没有什么好对付的，因为肖特——他人挺好，而且完全忠于杜鲁门——明显的惊慌失措证实了这一消息。”杜鲁门的助手小乔治·艾尔西承认，那天晚上在白宫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惊慌。有些人担心麦克阿瑟可能会得到（解职的）风声……他可能会做出哗众取宠的姿态。有谣传说，他准备去一个全球性的广播电台。有的人怀疑他将发表一个收买人心的声明来辞职。白宫实际上已经是……我很抱歉这样说，惊慌失措了，因为怕他可能抢在前头”。
白宫不希望关于麦克阿瑟解职的第一条消息通过一家不甚友好的报纸发表出去，于是决定在4月11日凌晨1时公布这一消息。（具讽刺意味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爆料者对他的独家消息失去了信心，让报社撤下这条消息。这样，《芝加哥论坛报》的“抢先报道”就没能在白宫公告之前见报。）
约瑟夫·肖特散发了文件。第一份是杜鲁门的正式声明：他“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麦克阿瑟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基于美国宪法赋予他的责任和联合国特别委托他的责任，他免去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并任命马修·李奇微接替之。总统接着说：
对于国家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充分而热烈的讨论是我们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法制度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各军事司令官必须遵守由我国法律与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下达给他们的政策和指示，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在危急时期，这种考虑尤其必要。
杜鲁门承认，麦克阿瑟“作为我国最伟大的司令官之一的历史地位已经得到充分的确立”，国家应当感谢他的贡献。“因此，我为我对他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再次深表遗憾。”
这样，麦克阿瑟的解职就在深夜时分宣布了，尽管这并不是白宫的过错。而且其方式之匆忙紧张，使这一行动看起来更像是一桩有失体面的交易，而不是一位总统所做的决定，这位总统已决定坚定不移地反对一位军事巨人——这位巨人的声望（如果不是他的军阶的话）比杜鲁门领先整整20年。
佩斯接到命令
由于那份没有送达的电报，以及《芝加哥论坛报》走漏消息，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在麦克阿瑟解职一事中的作用就成了一场喜歌剧的场侧灯光。佩斯甚至连见麦克阿瑟都感到畏畏缩缩，尽管现在他是麦克阿瑟名义上的上司。“我必须记住，当他是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时候，我还在宾夕法尼亚波茨敦希尔学校（一所预科学校）里呢。”佩斯并不清楚在华盛顿围绕麦克阿瑟掀起的轩然大波，所以他在东京的第一天收到国防部长马歇尔发来的一份电报时感到大惑不解。电报说：“这一点明白无误——重复一遍，这一点明白无误：你将前往朝鲜，并留在那里，等我的消息。马歇尔。”
佩斯回忆说：“电报没有说是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还是一年。”于是他就告别了东道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并飞往朝鲜。在那里，马修·李奇微带着他去视察战场和战地医院，并飞临了敌军前线。第二天晚上，佩斯正在一个指挥所里打瞌睡，冰雹击打着房顶，这时他接到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将军的电话。艾伦读了马歇尔发来的电报：“我的第8743号电文无效。你通知马修·李奇微将军，现在他是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接替已被解职的麦克阿瑟将军。你将前往东京，协助李奇微将军接受指挥权……马歇尔。”
大感震惊的佩斯回答说：“你最好再念一遍，利文。我可不想这么念一遍就把麦克阿瑟将军给解职了。”艾伦把电报又念了一遍。
佩斯意识到他已经被突然推到一个敏感微妙的形势之中。他不动声色地请李奇微到指挥所外面进行一次私下谈话。冰雹仍在下着。佩斯朝外迈了几步，瞧着李奇微胸口挂着的手榴弹说：“马特，把这些该死的手榴弹拿掉。假如有一颗冰雹打中它们，就不会有陆军部长和朝鲜司令官了。”
为了保密起见，他们走了几十码，来到一处朝鲜墓地。佩斯把他从艾伦将军那里听到的消息告诉了李奇微。
“我无法相信，部长先生。”李奇微说。
“我也无法相信，所以我要再重复一遍，”佩斯回答说，“现在你是最高司令。现在我们去取那份我不必执行的电报。”
几个小时之后，佩斯终于收到了第一份电报的一份抄件。电报说：“你将前往东京，通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已被解除指挥权。”
佩斯在私下感到宽慰：他不必承担亲自去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重任了。他回到华盛顿后告诉朋友们说，去解除麦克阿瑟职务，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他接着说：“我可以征用第一架飞机飞往东京。几个小时以后到了那里，我就直接前往麦克阿瑟的总部。我可以把门铃一按，把解职令往门口一塞，然后拼命跑掉。”
麦克阿瑟接到通知
然而，麦克阿瑟却以可能是最糟糕的方式得知，他的戎马生涯已毁于一旦。对于华盛顿的不满以及他可能会遇到的麻烦，麦克阿瑟并非全然不知。他的政治事务官员威廉·西博尔德写道，在东京，“有关麦克阿瑟同政府‘公开破裂’的新闻报道泛滥成灾”。显然，这些传闻导致了《芝加哥论坛报》那次夭折了的独家新闻。
但是这些谣言并未传进麦克阿瑟的大本营。他早晨仍在第一大厦的办公室里阅读前线发来的例行电报。几天之前，早春的第一丝暖意来到了东京，花丛中嫩芽绽生，预示着冬天严寒的结束。但是4月11日这天，一早就浓云密布、细雨霏霏，给吉田茂首相一年一度的午后游园会带来了不便。麦克阿瑟的座机驾驶员西德尼·赫夫上校的妻子凯拉·赫夫感到烦恼。“哎呀！”她惊叫道，“为什么一到首相游园会这一天就偏要下雨呢？”
赫夫不太关心这些。他接到了一位记者朋友打来的电话。“你一定要听一听3点钟的广播，”这位记者说，“我们认为杜鲁门总统将要谈谈麦克阿瑟的辞职问题。”
赫夫大吃一惊，他想打电话给麦克阿瑟，但他知道将军正在款待华盛顿州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和西北航空公司经理威廉·斯特恩斯。麦克阿瑟不会丢下客人来接这个电话的，于是赫夫留下一个口信让麦克阿瑟夫人尽快给他回一个电话。
然后赫夫打开了收音机。开始的新闻广播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到了最后，播音员说：“下面请听一项重要声明。”过了一会儿，赫夫听到了华盛顿的一则简讯：麦克阿瑟已被解除所有指挥权。
赫夫还未来得及体会这则新闻的意思，电话铃响了，是麦克阿瑟夫人打来的。“是你打过电话吗，锡德？”她问道。
“是的，这事很重要。我刚才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条华盛顿简讯，说将军已被解除所有指挥权。”
“等一等，”麦克阿瑟夫人说，“再说一遍，锡德。将军正在这儿。”这一回，赫夫很慢地重复了这条新闻，这样她就可以把准确的原话传达给麦克阿瑟。
出现了一段沉默。“好，锡德，”麦克阿瑟夫人说，“谢谢你打电话。”
几分钟过后，通信团的一名通信员给赫夫送来了一份装在一个棕色小信封中的致麦克阿瑟的“重要电报”。赫夫开着汽车来到使馆大院，停好车子，走过十几名等候在门前的新闻记者跟前。“有什么消息？”其中一位喊道，“他得到这消息了吗？”
赫夫举了举信封。“这个大概就是。”他说。他穿过宽敞的接待厅，这里挂着鲜艳的旗帜，标志着将军昔日的权力。他走上楼梯来到麦克阿瑟卧室门口，麦克阿瑟夫人在那里见了他。
“这就是。”他说，递过去那个信封。“我能做些什么？”
没有，没有什么可做的。琼·麦克阿瑟面容严峻，泪水满颊，她把那个棕色信封交给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打开信封，目光匆匆扫过里面的信纸。然后他拥抱着她说：“珍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病态的总统？
4月12日李奇微将军抵达东京接受指挥权时，麦克阿瑟请他来做一次私下谈话。李奇微一言不发，惊讶地听着麦克阿瑟关于他被解职一事的离奇理论。
麦克阿瑟宣称，有一位“杰出的医学界人士”曾告诉他，“总统患了恶性高血压”，而此人又是从杜鲁门的私人医生华莱士·格雷厄姆将军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麦克阿瑟接着说，这种疾病具有脑子糊涂和思想混乱的特征。他又说，正因如此，杜鲁门写出了“给音乐评论家的那封信和另一封关于海军陆战队的信”。麦克阿瑟声称，那位医生告诉他，总统“活不过六个月”。
无论麦克阿瑟听说了些什么，他关于杜鲁门健康状况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总统确实患有高血压，但是在他白宫岁月里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注意到他有精神不稳定的任何迹象。可笑的是，总统和麦克阿瑟两人都对对方的精神稳定状况存有疑虑。然而杜鲁门这方面，在1950年9月弗兰克·洛将军对麦克阿瑟总部做了谨慎的视察之后，杜鲁门曾准备给麦克阿瑟开一张无病证明。
他们继续谈话。麦克阿瑟告诉李奇微说，他已经收到各种各样的报价，来请他谈谈或写出他同总统的争端——其中有一个是15万美元；另一个是30万美元，让他发表50次谈话来“闹翻天”；还有一个是100万美元（李奇微注意到，“麦克阿瑟对此并未细谈”）。麦克阿瑟对于他的解职表示“惊异”，然而他也没有过分地不快，因为他“一直在渴望着”去纽约隐居。
麦克阿瑟关于杜鲁门健康的说法使李奇微心绪不宁，但并不是麦克阿瑟所希望的那种情形。当李奇微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之后离开麦克阿瑟的书房时，他感到，脑子混乱的那个人并不是总统，而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