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利着手实现其宏大梦想的时候，汽车业和整个国家崇拜的是福特汽车公司及其创始人，而不是通用汽车公司和来自弗林特的那个天才。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在关键的1916～1920年间所发生的一切是亨利·福特和他公司的命运的一个注脚。对未来而言更重要的是，福特在此期间迷惑公众的方式与通用汽车公司在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这些企业管理中的根本性问题逐渐显露出来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时，福特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是使国民兴奋不已的话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的汽车销售量翻了一倍还多，其中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车就占增长额的87％。“疯子亨利”在全球都被奉为引领美国的工业（尤其是日益发展的汽车业）的真正的天才。
亨利的业余活动同样受人关注。他在生意上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功，他刻意表现出来的普通人、反知识和乡村小伙子的形象，使他获得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借此他能够推销自己的个人哲学；公众接受了他的汽车，而以另一种方式接受了他的哲学。
跟阿尔弗雷德·斯隆一样，亨利-福特也有一种控制信息的癖好。但跟斯隆不同的是，福特乐于听别人的奉承，同时不能将个人形象跟公司形象区分开来。更糟糕的是，当事实跟他想要传达给公众的主张相矛盾时，他连说明一下都懒得去做。
亨利·福特滑到了和平主义、政治和偏见的泥潭
1917年4月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多数美国企业及其领导人都尽量回避发表政治性的声明，但是福特却在1915年就卷入了政治争吵之中。他宣称，欧洲的战争是由贪婪的银行家和军火商所发动的，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他还公然宣布自己的所有工厂将永不为战争生产任何物资。后来他又宣布，他将个人出钱资助一个反战运动（但是没有明确这个词的含义），于是形形色色的和平主义组织都来找他，提出各种建议。
到1915年11月，他个人的和平运动影响是如此之大，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白宫私下会见了他。会见中，福特提议总统跟他一起去欧洲：走一趟，以结束那里的战争。威尔逊很聪明地拒绝了他的邀请，可福特租了一艘名叫“奥斯卡Ⅱ”的挪威邮船，于12月4日从纽约启程赴欧洲，随船带着55名来自世界各地自封的和平代表（都由福特出钱）。
他还带了44名记者，但是没有带活动日程。出发之前，他没有跟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领导人预先沟通过。在这次横跨大西洋的“和平之船”旅途中，亨利饱受“代表们”所作的各种演说和记者们所提的各种问题之苦。幸运的是，在“奥斯卡Ⅱ”到达挪威后第一次停泊时，他就生病了。
他将生病变成了机会，拿这个作借口，在次日上午即独自一人返回美国，抛下那些代表和记者不管了。
私下里，福特将这次出行的失败归因于首席代表，说那位代表哄骗他和他的夫人克拉拉组织了这次旅行。首席代表名叫罗西卡·施维默，匈牙利籍的和平主义者，是个犹太人。
在乘坐“奥斯卡Ⅱ”做了那次不顺当的出行之后的几个月内，《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记者援引福特新任命的行政总管弗兰克·克林根史密斯的话说，福特汽车公司的政策是，对那些被召人现役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将停止其工资，将来也不给安排工作，福特对此感到非常恼怒。那时是1916年夏天，国民警卫队队员和后备役人员都被派到墨西哥，在珀欣将军的带领下追剿墨西哥革命者潘科·维拉，因为这个人此前深入美国国土，在亚利桑那一新墨西哥州边境搞了一次卑鄙的袭击。
克林根史密斯实际上歪曲了公司的政策。福特仍然继续支付工资，并保留着被派到边境作战的89个员工的工作机会。公司的社会部还走访过这些士兵的家，帮助他们的家庭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是，福特还没有来得及登报澄清，《芝加哥论坛报》紧接着发表了一篇社论，攻击福特的性格，称他是一个“无知的空想家”，是“正在保卫他和他的财富的国家之敌人”。’气急败坏的福特随即起诉《芝加哥论坛报》诽谤和侮辱人格。
同时，福特经过短暂的激情之后，放弃了和平主义主张。美国于1917年4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立即（而且非常公开地）宣誓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包括制造武器，帮助美国取胜。因为他具有既快又好地制造T型车的经验，所以军方跟他签订了一个建造新式战舰（即反潜驱逐舰）的合同。这种舰名叫“鹰舰”，是由福特汽车公司独家制造的。
作为合同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还同意向福特汽车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在密歇根州迪伯恩的罗格河河口建造一个新厂。福特汽车公司1915年就已经买下了罗格河的这块地方，当时福特还高唱和平主义的论调，在购买这块地皮时也没有声张，原来是想建造最大的、垂直集中管理最完善的制造业集团，让世界大吃一惊。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政府支付了第一期开发费用（“鹰舰”也已经成为历史）后，福特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在建造“鹰舰”的过程中，福特汽车公司获利颇丰。福特还在1918年竞选密歇根州的美国参议员，最后以5 000票之差落败。他要求重新计票，结果票数还是不够。后来他获胜的对手因为非法募集竞选捐款而获罪，但是州长指定福特以前的助手詹姆斯·卡曾斯填补空缺，福特什么也没捞着。卡曾斯积极支持其祖国加拿大参战，他最后于1915年10月向亨利递交了辞呈（但他在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份并没有退出），一个月后福特就会见了威尔逊总统。
1918年的竞选失败以后，跟《芝加哥论坛报》的诉讼仍在进行，失望的福特买下了一家报纸，以确保美国能准确地听到T型车之父想要说的话。报纸名叫《迪尔本独立报》，它很快就成了反犹主义的同义词。1919年夏天，与《芝加哥论坛报》的诉讼最终在密歇根州的克莱蒙山法院审判，《迪尔本独立报》派出了由50名记者组成的采访团，每天以“克莱蒙山新闻局”的名义向全国各大日报和周报提供稿件。这些稿件全部是偏向亨利的，有将近3 000个刊物同意刊登它们。
但是，虽然福特自己的证词的确是报纸上刊登的这些，可是实际造成的影响却远非如他所想。为了证明福特是个“无知的空想家”，《芝加哥论坛报》的律师狠狠地折腾了他一回：
提问：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革命吗？
回答：是。
提问：什么时候？
回答：在1812年。
提问：就1812年一次吗？还有没有别的？
回答：我不知道还有别的革命。
提问：你是否知道我国就是在革命中诞生的？
回答：我想我知道……
提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得不闹革命吗？
回答：不，我不知道……
提问：福特先生，我有些犹豫，不过为了对你公平起见，我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没有读过给你提供的这些材料，所以你给大家的印象是，你不会阅读。你想让大家保持这样的印象吗？
回答：是的，随你的便吧。我阅读的速度不够快，而且我得过花粉热，还落了个疤。
最后，法院认定《芝加哥论坛报》诽谤罪成立。出乎意料的是，陪审团判给福特总共6分钱的损害赔偿。媒体和福特自己都认为这是对福特人格的再次侮辱。
《迪尔本独立报》的调门越来越狂妄偏执。它详细描述了所谓的“犹太人阴谋”，指认这种阴谋是世界上一切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1920年5月22日的头版头条是：“国际犹太人：这个世界的病根。”
不过，还得说实话，福特的声望仍在上升。1923年，他请人捉刀的自传《我的生活与工作》成了畅销书。这本书以及重印的《迪尔本独立报》以前的文章集子在德国也大受欢迎，正在兴起的阿道夫·希特勒对福特极为崇拜。1922年秋天，即自传出版前不久，有不少人甚至动员福特竞选美国总统，跟在位仅两年却饱受丑闻和腐败困扰的沃伦·哈丁唱对手戏。哈丁于1923年夏天突然去世后，福特政治命运之星的光芒又让“沉默的”卡尔文·柯立芝（时任副总统，已经搬进白宫）给掩盖了。
柯立芝给大家的印象是个羞怯而说话温柔的乡村男孩，在公众场合极不自然；这跟福特的自我评价正好符合。那年冬天，亨利到白宫拜访了柯立芝，许诺在1924年的大选中将支持他连任。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没有影响T型车的销量。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销售量在1915～1917年间增长了一倍还多。到1923年，当亨利的自传出版的时候，销售量又增长了50％。
比利·杜兰特vs.利兰父子
在亨利·福特的观点和想法哄传全国的时候，比利·杜兰特则在专心致志地扩张自己重新得到的王国。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汽车需求的影响并不大，虽然战争迫使厂家将部分生产能力转到了战争物资的生产上了。正如研究通用汽车公司历史的专家阿瑟·庞德所指出的：尽管数百万可能会购买轻型汽车的年轻人参了军，而且为支持战争贷款而动用了储蓄，但汽车仍然卖得很好。由于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工资增长，国家的购买力相当高。因为成本的增加，汽车价格略有上涨，但跟食品和衣服价格上涨的幅度相比较，可以说基本没有变。人们有钱买车，而汽车也很适合战争时期快速的生活画面：战争期间，速度可是决定生死的重要因素，而勤俭节约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词。随着上百万人离开工作上了前线，那些待在家里的人就需要汽车来增加其活动的空间和频率。
虽然比利关注的主要是强劲的国内汽车市场，但他的“孩子”实际上为协约国的战争努力所作的贡献比福特汽车公司还要大。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的23家企业中，有18家签订过战时合同，所生产的战争物资总值为3 500万美元，包括5 000辆救护车和卡车、2 350辆军官汽车、1 157部炮车发动机和2 528部“自由”战斗机的发动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产战争物资一事被比利·杜兰特自己的两个高级管理人员加以歪曲，并且在报纸上对他进行污蔑。这两个人就是亨利·利兰（斯隆眼里的英雄）和他的儿子威尔弗雷德。比利跟利兰父子的关系早在1909年时就因为购买凯迪拉克汽车公司费时的讨价还价和比利有关保持凯迪拉克汽车公司的管理层不变的许诺而恶化了。在1917年夏天美国全力投入一战的时候，利兰父子于8月份突然从通用汽车公司“辞职”。利兰对内战时期牺牲的哥哥极为怀念，而且因为自己当时不能参军深感歉疚，说他本想将凯迪拉克汽车公司更多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自由战斗机的制造上，但杜兰特不同意。
在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儿子威尔弗雷德甚至指控比利·杜兰特“不同情战争”。1918年8月27日的《底特律自由报》的标题是：“G。M.c.（通用汽车公司）的领导人反对战争：利兰告诉委员会，杜兰特不愿意参与战争生产。”报纸还说：
威廉·c·杜兰特，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在宣战之时就不同情战争，来自底特律的威尔弗雷德·利兰对几个月前访问底特律的参议院飞机委员会说。
利兰先生和其父亲亨利·利兰因为杜兰特的这种态度，不得不离开作为通用汽车公司一部分的凯迪拉克汽车公司。
实际情况是，利兰父子之所以离开凯迪拉克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更多的是由于跟杜兰特在经营战略和个性上的冲突，而与爱不爱国没有关系。事实上，利兰父子是被杜兰特解雇的。
有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独立思考的皮埃尔·杜邦在一边看着，杜兰特需要一个绝对忠诚于自己的管理团队。他急于巩固自己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控制，增加凯迪拉克汽车的销售量。而固执的利兰父子却更关心保持其产品的良好形象，而不太关心增加母公司的销售额，也没有杜兰特的那种迫切心理。他们是得走人了。
那期《底特律自由报》出版的时候，比利给利兰父子俩四天去了四封电报，要求他们澄清其指控。他们拒绝答复。比利最后发表了自己的公开声明：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利兰父子的考虑，我不得不去强制他们退休，对此我感到很遗憾。他们不是自愿退休的，而是被解除了在凯迪拉克汽车公司管理层中的职务。他们被解职与爱国主义或者战争无关，而是出于审慎的业务考虑，我在宣战之前就已经通知过他们了。
1917年3月10日，我给利兰父子寄去了如下解职信函，自当年财政年度结束时解职决定正式生效。
“亲爱的利兰先生：
我借此机会通知你，现在这种安排将从1917年8月1日起终止，凯迪拉克管理层的调整正在考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