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国际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愈来愈频繁，对统一的语言和文字的需求越来越急迫。于是，英语作为一种殖民主义的附带品逐渐开始展现自己全球语言的一面。这一方面带来了交流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他小语言的消失，而由语言承载的思想性和存在性也随之都消失了。也许不再会有上帝来惩罚我们，但是我们亲手毁掉了我们的存在。
哲学思维：苏格拉底的追问
苏格拉底探讨真理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对话，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两个人的对话。在谈话的过程中，人们各自吸取对方的优点，在彼此不断追问中，去揭示问题的本质。这种对话是辩证的、不断向上提升的。
苏格拉底在法院门口遇到欧西佛洛，欧西佛洛因其父亲的疏忽导致一名工人丧生，于是便打算以侵犯神的权利的罪名到法庭控告父亲。苏格拉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开始了与欧西佛洛的对话。
苏格拉底说：“太好了，既然你对神非常崇敬，要维护他的权利，那就请你做我的老师，告诉我什么是‘敬’。”
欧西佛洛答道：“‘敬’就是做的事情要让神高兴。”
苏格拉底说：“那么多神，应该让哪一位神高兴呢？况且神与神之间有那么多恩怨仇恨，这个神高兴的事，另外一个神不一定高兴啊！”
欧西佛洛觉得苏格拉底的话很有道理。如此一来，苏格拉底就把焦点转移了，他们继续讨论，苏格拉底的每一句问话都是谦虚的，最后，欧西佛洛难以招架，只好说：“总之，敬神就是对神很好。”
苏格拉底则说：“对神很好，是不是就像照顾马一样？你对马很好，替它刷背，洗澡，目的是为了利用它为你拉车。这么说你是在利用神吗？”
欧西佛洛顿时哑口无言。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他感到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敬神，又怎能用这个理由来告父亲，于是借故离开了。
苏格拉底从来不告诉别人什么知识，而是不断地与人对话，只要别人说出一个观点，他就不断地追问，一直问到别人答不出来为止。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婆，协助别人分娩婴儿；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好似心灵上的助产婆，协助别人生出智慧的胎儿。苏格拉底生长在雅典这样一个爱琴海畔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小城邦，却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局限，因为他能时时地追问，将这最原始的方法发挥到极致。这或许也是他成为四大圣哲之一的原因。
智慧必须由自己觉悟而生，不能由别人给你，而这种觉悟则来自于自己对生活的印证。人的生命特色和其他动物不同，即人有自由。有自由代表需要选择，而通过选择，就能够使某些价值呈现出来。
就像有的人在进行婚恋选择时，习惯于向父母、朋友等过来人求教，但恋爱、结婚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和鞋子是否舒适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到是一个道理。
这里有这样一则笑话：
有这样一个女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初恋情人的妻子。于是，她就对初恋情人的妻子说：“我真是羡慕你，当初我想和他在一起，他却不同意，现在你能够嫁给他，实在是太幸福了！”
结果初恋情人的妻子却说：“你为什么不嫁给他呢，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人生是需要体验的，人生的问题是需要靠自己去印证的。如果凡事只是停留在怀疑的层次，而没有自己去体验，到了最后还是只能在知识的迷雾中打转。相反，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在怀疑与追问中借由体验去印证价值，那么随着生命的成长，他的生活阅历会越来越丰富，并且对人生的体验及对价值的掌握也会更加深刻和准确。
§§§第三章 人类在文明中迷失了方向
人类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日以继夜地发明技术，但大工业使人变成机械的一颗螺钉，丧失了人性。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正把人类以及人类文化带向一个陌生、冷漠、黑暗、充满危机的世界。
哈佛神学院唯一一位神教派牧师爱默生认为，娱乐是花，务实是根。如果要欣赏花的美丽，必须先加强根的牢固。
当一切都有了标准
看过《泰坦尼克号》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这样两个场景：
当泰坦尼克号开始下沉时，船上共有两千多位乘客，却只有七百多人可以坐上救生艇逃走，这时出现的一句话是“妇女与小孩优先”；
在船最后快要沉没时，居然还有几位乐师在甲板上继续拉着曲子。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最后关头安慰他人，让大家勉强维持平和的心境，跨越生死的界限，前往另外一个世界。
这两个场景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标准：骑士精神。“骑士精神”是男性对自我的一种期望，也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应该感受到幸福与自足。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人被控制在自身欲望的享受和苦斗中，被弄得精疲力竭，不仅没有感到自由和幸福，心灵深处反而会感到失落和空虚，没有精神寄托。人们虽然每天奔走忙碌、认真地生活，但是感觉不到生活的真义，
在现代文明制度下，无论是家庭，还是公司、社会，人们都按照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道德、知识体系，以一种普遍统一的价值模式来复制个人、规定个人的生存方式。每个人在这一系列“人的标准化”的规训改造之下，成为“标准化的人”。个人失去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可以被任何一个别人替代，就像机器上的螺钉那样。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当每个人都在按照“人的标准”的普遍模式去打造自己或他人的时候，人就已经死了。福柯曾借圆形监狱形象地描述“人死了”。
圆形监狱的蓝图是英国人提出的，其基本结构是：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环形监狱的中心是一个瞭望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一个囚室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一扇朝着中央塔楼，一扇背对着中央塔楼，作为通光之用。这样的设计使得处在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对犯人了如指掌。同理，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观看一切，但是不会被观看到。另外，监视塔有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因此囚徒不敢轻举妄动，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自我监禁”——监禁无所不在，潜藏进了他们的内心。
这种监狱按照严密组合方法建立起来，对惩罚轻重的等级处理和禁锢空间的分配都依据科学的理性原则，有一整套控制、监视、管教、改造和惩罚的组织管理手段，并由此建立起现代的纪律和训练观念。犯人在那里受到隔离、禁闭和行为约束，他们的行动按照统一的时间表进行。在这里，人不被看做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个体，而是一个能够被驯化、调教、塑造的对象。通过这个系统的改造，人变成了一个个整齐划一、有用而听话的“肉体”。
福柯借此与生活于现代文明下的人进行对比，家庭、学校、社会所有的生活空间都以此为模式，各个机构的一道道高墙就是囚室的四壁，宽阔的街道只不过是监狱中散步的走廊和放风的庭院。
整个现代世界都是一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圆形监狱”，每个人都在监控网络之中，被各种纪律、制度约束，人们监视着每一个人，同时也被别人监视着，随时警惕着不符合秩序的个体，随时对异常个体进行处置，最后都成了“驯服而有用的肉体”。
能够感受到自己生命具有独特意义的人，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是不被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人”在社会这个巨大的圆形监狱中“死”去了。人永远生活在别处，而不在自己之中。
福柯的“人之死”，就是想要杀死价值模式化所建构的标准人、样板人，让鲜活灵动、自由舒张的人性解放出来，就像福柯所希望的，“人的生活应当成为艺术品”。
人与自然得不偿失的交易
“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们往往拿这句话来说明现代文化和科技的重要作用。没有现代科技，就没有我们乘坐的汽车，没有我们拨打的电话，甚至没有我们惬意的现代生活。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培根思想的全部。在培根看来，人是自然的主人，可以驾驭自然，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即认识自然规律，掌握科学知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知识是力量，但要是应用不当就是不可逆转的破坏性的力量。
1948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因发明了对人和动物有剧毒的有机氯杀虫剂DDT而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最初DDT确实呈现了巨大的功效。二次大战末期，各国士兵用DDT来杀灭虱子，以阻止斑疹伤寒的传播。而斑疹伤寒是影响部队实力的严重疾病，譬如影响到拿破仑军队于1812年远赴莫斯科的征战。在1948年的诺贝尔奖授奖大会上，瑞典的G·费希尔兴奋地说：“出人意料地、戏剧性地突发转机，DDT成为力挽狂澜的角色。”
然而1962年，美国女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指出，DDT作为剧毒化学物质杀死了大量生物，而且对人和环境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危害：作为美国象征的白头海雕因DDT和其他杀虫剂的毒杀濒临灭绝，世界许多地方的青蛙因DDT污染而致畸形，DDT使用较多的地方导致鸟类减少甚至灭绝。DDT不仅抑制人和生物的免疫系统，损害神经和生殖系统，而且有致癌作用。莱切尔清醒而担忧地预言：“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以为是一条舒适、平坦的超级公路，能让我们在其上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