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于“黄牛大军”来说，理论上他们每张车票的收益无限，在充分了解购票者心理之后，他们会定出低于购票者心理极限的票价。票贩子往往都是些无固定职业的人员，流动性强，要想彻底整治有一定的困难。再来看看“黄牛党”倒票的“机会成本”，不过是被查获后被处以惩罚。根据《治安处罚法》规定，此种行为“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较轻处罚与丰厚利益之间的权衡足以让人铤而走险，“黄牛大军”在这种情况下便屡禁不止了。
春节只占全面火车运输很小的一部分，火车的运力只能按照平时的营运水平来设定，即使会多开几次临客，但对于春节期间移民大军庞大的需求来讲，供给就显得比较紧张了。票务紧张是供不应求的一种表象而已，春运紧张的局面就源于此。经济学里有一条重要定理，也就是所谓对激励人们会做出反应，当一类经济活动能给参与活动的各方带来持续的收益时，禁止它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从另一方面来讲，参与“黄牛党”这种活动中的还有两类人，即售票员和购票者。
从售票员的行为动机上来看，薪酬制度规定了通过正常渠道卖票，一般售票员的收入与卖出车票的多少不挂钩，但将车票提供给倒卖车票的人，就能让自己的收入增加，自然会吸引某些贪心不足的售票员加入其中。
而恰恰与之相应的是，有一部分购票者在自己合理的心理价位内接受了“黄牛党”的票，这部分人虽算不上富人，却是急于回家的人。另外一部分人由于懒于自己排队，因此从“黄牛党”手中买票。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也是相对更划算的一种方法：算上排队购票付出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以及购票过程中的交通成本和买不到票的风险，从“黄牛党”处买票未必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可是上述行为最终侵害的却是那些也迫切需要乘车，却因为资金问题而支付不起更高票价的人，他们回家的权利无形中被剥夺了，这违背了市场公平的原则。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通过严惩违反规定的票务人员来削弱“黄牛党”拿到票的机会成本，通过加大处罚提高“黄牛党”的机会成本，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铁路运力在春运高峰期供不应求的问题，都可以达到整治倒卖车票这种不正之风的目的。
当“堵车族”无路可走时
某日，在北京某公路上，一上班族难耐堵车的烦躁，猛然拉开车门走下车去，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棍子，将路上一只蜗牛敲得粉碎，嘴里还嘟囔着：“看你还敢跟踪我？”
对于中国的堵车现象，用有些人的话说，就是早已经达到有路必堵的地步了。无处不在的经济学又潜伏进堵车的社会经济原理中，堵车，到底堵什么？
究其根本，堵车是道路的供给和需求间关系的不平衡造成的。中国人多，并集中在各大城市，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增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里的私家车逐年增多，但道路的供给却跟不上车辆增加的速度。据统计，北京城市道路年增长率为3%左右，但最近几年车辆增长速度和车流量年增长速度分别是道路增长速度的5倍和6倍。这就出现了供给和需求间发生冲突的问题，供不应求，自然会堵车。
既然如此，堵车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主张，可以利用价格来调节供给和需求，简单说就是向城市中使用道路的人收费。茅先生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每种商品和服务都靠价格的作用而达到平衡，这时，社会的资源利用达到最高效率。路上堵车，说明道路的供应和需求脱节，价格没有起到作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看，必须使价格在道路供求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意思是说，只要政府制定合理的价格来收费，（如新加坡，让人们承担比维持汽车本身的负担还要高出一倍的路费），对汽车的需求就会被控制住，而堵车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在高速公路上收费不失为一种减少行车数量的好方法，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当然，政府也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来疏通交通，可是其他方法不一定会比这个来得更加直接有效。利用经济手段，能真正遏制汽车的数量，从根本上解决堵车问题。
这有点类似“釜底抽薪”。堵车如沸腾的水，一旦出现，不好直接处理，想要解决需追溯其根源。会堵车，是因为车多；而车多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人们买得起车；人口数量增加，买车的人多了；而城市公路又是免费使用，因此人们出行便不会有什么顾虑。降低百姓的生活水平显然是不可取的，在短时间内减少中国的人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城市的公路收费是一个可行性较高的好方法，它能真正实现对汽车数量的控制。
可能这个举措会侵犯一些汽车厂商、销售商的利益，他们也许会宣称汽车行业会受到致命的打击，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不过，同堵车形成的环境污染、时间的浪费、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等各种成本相比较，他们的损失就小了很多。毕竟，想根治堵车这种城市顽疾，必然要有所取舍。
你“被高速”过吗
寒假前期，某大学宿舍里，因为车票难买，只有几个人还在坚守着，其他人都提前赶着回家了。
A：“你看你多好啊，不用和我们一样挤火车了，你可以坐和谐号了。”
B：“唉，坐和谐号，哪有那么美？一个是贵，还有就是车站离学校太远，不方便。无奈呀！”
对很多人而言，出行的时间、舒适度都相对不重要，钱才最重要，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大学生。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就比如高铁出现后，“被高速”的情况也随之出现了，高速列车的票价高于一般火车，它的出现导致普通火车的数量大大减少，出行成本增加，于是，我们听到了很多“被高速”的抱怨。
“被高速”是一种现象，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反映出的是资源与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关于这个问题，西方边际学派用边际效用来说明。以水为例，人对水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但有一定限度，比如当人们喝饱的时候，水的价值就不那么明显了。又以钻石为例，相对于人的需求来讲，钻石的数量则显得那么少，自然钻石的边际效用就相应增大，如此按照边际效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钻石就是稀缺物品。通常我们可提供的资源有限，而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却是无限的。那些有限的资源，便是经济学中所指的稀缺。稀缺性说的并非数量少，而指的是相对免费而言要有所付出才能取得，你能得到多少也就取决于你所付出代价的多少。
付出代价的多与少，连带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稀缺的资源何以在收入水平差异日渐加大的人群中分配？有观点称，普通火车是百姓的刚性需求，这是相对来讲的，春运问题最后变成一个票价问题，倘若把一张火车票卖到1万，应该不会再有人去火车站了吧！
提价从控制人流角度来讲，谈不上是个坏主意，但也绝不是个好主意。一般情况下，市场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完全依靠市场是不成的，通过火车票提价是能够限制人流，但被挤出去的很明显是低收入的阶层，这就违反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市场不能调控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在其间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社会条件的不同、自然禀赋、教养素质的差异，实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在现实的经济行为中显得不那么合理。
竞争中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原本就存在的经济水平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正如农民工收入原本就不高，盼着春节回趟家，票价一提高，他们在春节回家团聚的事情上也要被挤出。可见，市场分配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最“有效”的，却未必是有人情味的。单纯的市场调节失效时，要优化资源配置，就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市场规律和政府调控的协调配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