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道德承诺”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实践承诺”的基础上的。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中认为马克思存在理解模式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最终基础和最高根据并不是基于马克思的超历史性的标准，马克思的准则始终是内在性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把他的理想主义的超越性视角始终建立在他的现实主义的理解性视角之上。肖恩·塞耶斯认为“当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时——正如他所说——他并没有诉诸于公正的绝对标准，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绝对的不公正或绝对的不道德。我在前面一直论证的是，马克思的方法是一种历史的方法。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公正和权利方面的进步。这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标准来看，封建的等级制度与特权秩序就显得不公正，而资本主义就似乎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是，随着一种更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社会主义——产生条件的出现，以及伴随它而出现的新道德越来越清晰，这些标准以及产生这些标准的社会，就逐步变得越来越有局限，越来越不公正。因此，马克思确实批判了私人所有制，但他不是从绝对的道德标准出发来做这种批判的。与此相反，他评判的基础，非常明确，是历史的和相对的。”
理论实践和政治实践都基于马克思的生命的历史性的生产实践这一实践的深层理解，和这一物质实践的“感性存在”的本质。正是这一由现象学的简约或还原而致的更为根本性的“感性的存在”决定着理论实践和政治实践。而后两种实践形态都是在前者的简约或还原基础上由现象学的展开——现实的人的认知活动的理解层面的展开和现实的实在活动的非理解层面的展开——而形成的诸多实践形态。这些实践形态都是实践及其感性的存在论的性质的不同的维度，正是实践这一感性的前提和方法给实践形态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或提供了某种我们在进行理论观照时的现象学视域。对这种现象学视域的宏观理解而言是没有中心点的，我们可以从结构因果观的视角来理解。但从它的微观机制而言，这一视域是有中心点的结合，这个中心点可以一直指向实践中所蕴含的某种更加基本的“感性的存在”，如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而言，这种基本的感性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言则是生产力等等。对于这种感性存在而言，马克思常常把它视为某种感性的直观或某种感性的心理学规律。马克思在一般、具体和总体的层面上，把这种感性的原则看作是实践原则。那么对马克思的实践原则的理解来说，最主要的考察依据就是马克思的“感性”的评价尺度、“感性”的论证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存在理解或实践理解是有中心点的理解，有中心点的结合。这时，我们就可以从线性因果观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关于存在如何和解的问题。结果是，这种解释，我们既可以避免结构因果观的某种普泛和含混的无中心点的理解，也可以避免黑格尔式线性因果观的思辨理解模式，提供一种客观而又科学的基础，既能避免神秘主义的错误，又能避免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错误。
因此，线性因果观和结构因果观都不可能彻底并合理地解释实践及其机制问题。所以，本文认为柯亨的功能解释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认为：“马克思的核心的解释是功能的解释，它的含义很粗略地说就是，被解释项目的性质是由它对解释它的项目的作用决定的”。对此，萨茨恰当地概括说，“柯亨认为，存在一种因果解释形式，这种解释形式既支持首要命题，也能与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即功能解释）（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引者注）相一致。功能解释用产生某种结果的倾向来解释事物。功能解释是这样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中，解释对事物来说是功能性的。柯亨认为，特定生产关系的出现恰恰是因为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结果：‘如果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生产力也不会一如既往地发展。但这正是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要由特定的生产关系来适应’。换句话说，特定社会关系的存在可以用这些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来作解释。这是一个关于情景的倾向性事实，即如果某种类型的生产关系要出现，那么它们会最大限度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这又解释了该种生产关系出现的原因。”旷三平在《“社会存在论”：抑或一种唯物史观的现代假说》一文中根据柯亨的功能解释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是一种唯物史观的现代“假说”，因为我们只能在社会存在的界限之内来思考社会存在，而不能超出社会存在来理解，换句话说，实践的界限就是存在界限，存在的界限也就是实践的界限。我们无法超出实践的界限来进行存在思考和现实的解决。也就是说，实践，不只对马克思而言，就是对我们的理解来说，同样是存在问题考察的原则底线。
四、马克思关于存在问题的总体主义的实践理解
实践是人的一种意向性的现实客观化行为，表征和蕴涵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和解存在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和实现着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存在及其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要想维持自身生物和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在理论的意义上根据实践提供的境域性的世界现象去蔽归澄，在现实的意义上向自然界、社会获取、创造、发展它所需的最低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需要和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更高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需要，最终在双向互动中实现马克思所讲的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目的。
因此，实践是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形成与结合及其矛盾消除的全部“机制”的基础。用现象学的术语讲，实践“构建”地“发现”了理解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现实的“生活世界”。马克思在对实践的智性直观——马克思的文本分析表明，马克思一开始可以说就基本上确立了某种一般、抽象而模糊的基本的观念，如进步的理想、针对黑格尔的颠倒法的哲学理念、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和设计等。马克思首先获得了对存在问题的抽象一般的体认，之后才展开了具体的论述。所以，这里用智性直观这一术语来概括马克思关于存在问题的实践思想的总体性思考，通过人的知性直观——指的是马克思对存在问题的在理论层面上的理性思考——在实践基础上的逻辑运演，感性直观——指的是马克思常讲的感性，这是马克思的存在理解模式的最基本的原则底线，也是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得以具有科学性的保证——对现实的观视，与道德直观——马克思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对正义社会的期盼——对必然理想的践行，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不同的理解语境和现实的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中，透过“存在现象”或“世界现象”，看到了实事的本质，找到了本真的哲学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回到了马克思的“人本身”或“事物本身”。
总的来说，马克思的实践理解模式包含着两个不可再进行现象学悬置、还原或简约的既定性：一是通过语言来理解或显示存在及其现象的基本可能性；二是通过实践这一关于人的此在之物的世界历史性的行动来扬弃非世界历史必然性的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某种非现实性的特殊的现存状态，即定在。
前者是为了认识世界，后者是为了改造世界。在这两者之间，后者处于基始性的中心地位。两者的有机结合，即存在理解（现实的、理论的异化现象的扬弃）与存在扬弃（现实的、实存的异化现象的扬弃）就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存在问题的实践理解模式。
马克思正是通过实践这个最终基础和最高根据，把实践主要看作是存在过程，把存在过程主要看作是物质的生产过程，理论逻辑建立在实践逻辑或生产逻辑的基础之上。这样马克思就把实践作为存在评价的基本尺度，考察了存在问题——存在的自然现象，以及精神现象、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等历史现象，特别是考察了历史现象，即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及其过程，得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不断地消除异化现象（指思辨哲学，尤其是那些所谓反映了时代特征的思辨哲学的、缺乏有效而科学的论证的概念暴力；还指现实存在中由于实践本身的活动所必然带来的压抑性现象）的前进过程，这一重建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届时现实的每一个个人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都能够得到实现，即个人的发展和所有人的发展都能得到实现而处于某种和谐的状态之中。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城邦仅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是把它视为人的实践境域必然导致的一个世界历史性事件；同时共产主义的过程和结果这一世界历史性事件也在人的实践视域中得到合理的论证。
以理论创新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莉
[摘要] 以理论创新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同步，科学地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在我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实践和时代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 理论创新 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以理论创新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随着时代的新变化，这更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和不断提升的现实课题。
一、时代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时代是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任何思想理论要想始终保持生命力，就必须反映时代特征并科学回答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科学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科学回答了时代主题，随时代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产生的理论成果，它准确把握了时代发展脉搏，认清了时代主题，反映了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始终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始终坚持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科学分析时代条件，准确把握时代主题，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从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革命者只有正确认识所处时代的性质，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才能把握世界的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马克思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固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极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等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事实出发，通过对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无政府状态这两方面的考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他们的学说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看作要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他们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推动理论创新，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即便是对《共产党宣言》这样一部划时代的伟大文献，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应该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其中某些观点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1872年在《宣言》发表24周年时，他们一方面肯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有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这个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股份公司和工人合作工厂的研究，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并指出，从股份公司来看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里也有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根据已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事实等新的时代特征，对原来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以及斗争策略适时做出相应改变，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要随时代的变化及新课题和新任务的不断提出，去面对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通过分析这个阶段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时代现象，指出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于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