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5日，中央台在第二套节目播送连阔如说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连派评书说功、打功、做功俱佳，《三国演义》更以讲评著称，被人们称为“连派坐谈三国”。连派的创始人连阔如精通历史，他与历史学家交往密切，细心研究，对三国演义中的大小事件、各个人物加以点评，恰到好处，还能对书中的诗词歌赋背诵讲解。同时，他还与京剧界名人交友，运用戏曲人物的唱、念、做、打，把《三国演义》的上百个人物表演得栩栩如生。当时此部书播出时，北京“家家户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成为一景。连阔如说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是中央台首次播送的长篇评书，为以后播送新评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段时期，电台经常通过举办征稿活动来进一步繁荣曲艺创作，丰富曲艺节目的内容。如中央台在1956年10月进行了相声、笑话征稿活动，1957年举办了鼓词征稿活动，1959年又举办了一次相声征稿活动。
从1958年6月起，中央台开始大量播送反映现实生活及配合人物报道的新曲艺节目。除了重点录制反映现实生活的短段，还挖掘了传统相声和京韵大鼓曲目。
1960年10月，电台开始重视传统曲目的整理工作。1962年开始每周固定播送一节评弹，至“文革”中止；1980年恢复，隔周播送一次。
1963年，中央台录制播出了长篇评书《林海雪原》、《孙膑与庞涓》、《赤胆忠心》、《赠绨袍》、《平原枪声》、《红岩》、《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西汉演义故事》、《列国演义故事》等十几部。新评书播出后，很受听众欢迎。有的在近几年回放后，听众依然反响不错。
根据1964年统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曲艺节目占全部文艺节目的10.2％，每周3套节目共35节，每节105分钟。每月收到有关曲艺的听众来信最多时达2000多封，最少时也有300多封。经常播送的曲种有相声、评书、山东快书、快板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单弦牌子曲、河南坠子、山东琴书9种，其他南北方曲种占1/6。
（二）“文革”后的曲艺广播节目构成
十年动乱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曲艺广播也播出了不少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对“浮夸风”、“共产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电台只能播送革命故事、演唱语录、对口词等形式。很多受听众喜爱的艺术尤其是相声艺术，更是销声匿迹。
“文革”结束后，相声创作首先再度活跃起来，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一批充满激情、讽刺性强、生动形象的作品，如《帽子工厂》、《白骨精现形记》、《舞台风雷》、《闹而优则仕》、《特殊的生活》等纷纷涌现。1980年，中央台和有关部门共同举办了优秀曲艺作品评奖活动，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曲艺作品，如相声作品《黄半仙》、《离婚前奏曲》、《假大空》，鼓词作品《洗衣计》，好来宝《敬爱的党，我慈爱的母亲》，西河大鼓《春到胶林》等。
1980年左右，很多民族艺术形式都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曲艺节目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加强节目中的广播特性，如何采取各种措施振兴曲艺节目，成为摆在曲艺节目编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命题。由于地域性的影响，400多个曲艺品种受听众欢迎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比如，鼓曲一类的曲种地方性较强，各地区的情况就不大一样。只有已成为全国性曲种的相声和评书，依然受到绝大多数听众的欢迎。因此，如何繁荣评书和相声的曲艺广播是各级电台特别是中央台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这段时期，曲艺组工作和“文革”前基本相同，但曲艺节目的播出时间由占文艺节目的10％左右降到8％左右。工作方针一度也有所改变：十七年时期，曲艺广播强调面向全国，要南北方曲种兼顾；从1980年起，变成以能听懂普通话的地方为主。南方曲种如上海说唱、苏州评话、南曲、滑稽戏等不再播出（广播电视部成立后，又改成面向全国，南北兼顾），同时也不提倡搞曲艺知识介绍，编采重点是新曲艺片段（包括新相声）、评书、评弹和办好《文艺信箱》节目。从此以后，新采录的相声80％以上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大部分格调积极健康，如1983年播出的《威胁》。
这部作品并不执意追求那种外在“理性”的标签，也不大从外部滑稽的语言上制造噱头，而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喜剧因素。
《威胁》描写了一家三口人爸爸、妈妈、儿子的日常生活。由于“文革”的贻害，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儿子的求知欲鞭策着他开始认识到学习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品在最后结尾部分有一段颇富生活情趣的夸张描写，“我”在梦境中竟梦见了将来的“家规”：“全家不是谁想当爸爸谁就当了，废除终身制，实行考核制，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这当然荒诞不经却又极富哲理意味，正是这个家庭中来自儿子的“威胁”，使父亲在求知的道路上奋发图强。当爸爸为赶上儿子而报名上夜校，父子又都在同一年级，晚上学习又对面同坐时，这一画面是极富调侃意味的：
甲：……我这么一看，嘿！我们爷儿俩今儿个作业题一模一样！
乙：巧啦！
甲：我说：“那什么……借我橡皮使使。”
乙：嘿！
甲：我这儿涂得乱七八糟也算不对。给我急得呀，哎！要不我请教请教儿子？
乙：那也好。
甲：可……这怎么张嘴呀？
乙：这有什么！
甲：对！为了学习，不耻下问。把脸儿一抹，我是豁出去了！我说：“那什么……劳驾问问这道题怎么做？”
甲：可我儿子说话太气人了！
乙：怎么说的？
甲：“爸爸，你是想问我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乙：太对了！
甲：“我不能马上告诉您。”
乙：为什么？
甲：“我马上告诉您，您印象不深，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道题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个看似父子关系错位的场面，既反映了父亲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的酸涩心理，也凸显出父亲在求知道路上披荆斩棘的勇气。
1981年9月至1982年3月，文化部举行“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演大会”，中央台及时录制了节目。从1982年底开始，中央台和营口台合作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改编录制了袁阔成说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共计365回。由于袁阔成先生极其深厚的艺术功力和文化学养，他古书今说，为传统书目融进了现代词汇，吸收南北评书评话的众家优长，形成独家特色，使这部《三国演义》成为当代评书继承“讲史”传统的扛鼎之作。这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三国演义》评书使袁阔成创造了艺术道路上的辉煌顶峰，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听众纷纷来信赞扬电台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对提高民族自信心有很大作用。
另外，电台还与电视台密切合作，从电视台举办的电视相声邀请赛中采录新相声。比如1985年4月至7月和1986年4月至6月，中央电台就派人从“全国电视相声邀请赛”和“全国业余电视相声邀请赛”上采录了一批新相声。
当时，编辑们主要通过下面两个渠道来获取曲艺节目来源：第一，先设定宣传主题，根据主题的需要，在社会上组织曲词脚本，或从报刊上选材，编辑自行加工，然后根据作品内容，选择哪个曲种、哪位演员进行演唱。在节目排练的过程中，编辑经常担负起导演的任务，分析主题，提出要求，改动词句、唱腔，纠正字音等，在排练得比较成熟时才开始录音。第二，在社会上的演出中，根据节目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剔除格调低下、庸俗的节目，选择可以采录播出的节目。比如1983年，中央台播出了以歌颂朱伯儒、张海迪、赵春娥等人的英雄事迹和“五讲四美三热爱专场演出”等新内容、新题材的节目，占曲艺短段的70％；同时，为满足听众多层次的收听需要，还录制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如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编民间传说和新整理的优秀传统剧目。革命历史题材如《关怀》（歌颂周恩来）、《陈毅下棋》、《贺龙过年》等；优秀传统剧目如《包公案》、《梁祝下山》、《杨乃武》、《小黑驴》等；新编历史和民间传说题材的曲目如《风波亭》、《武松传》、《刘海砍樵》、《关公战秦琼》等。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电台的工作方针是紧紧抓住评书和相声这两个重点曲种，兼搞鼓曲。1988年7月中央台开办了《评书节目》专栏，每天播送两次（重播一次），录制的评书播出后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这段时期，相声的采录多是集中在时代气息浓厚的作品上，同时也收集整理优秀的传统作品。另外，还通过举办现场直播活动，弘扬相声艺术的优秀传统，比如中央台与合肥台联合现场直播的《传统相声欣赏会》。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曲艺类节目的阵地日渐缩小。以中央台为例，1997年3月中央台立体声广播开始播音，起初只是播送音乐节目，后来成立了文艺频道，开办了栏目《开心假日》，播出相声和小品节目。1998年《开心假日》节目停播，此后中央台又开始制作评书，把古典小说和文侠小说改编为评书，比如《智圣东方朔》、《东汉演义》、《红楼梦》等。其中的长篇评书《智圣东方朔》是根据龙吟先生的文侠小说《智圣东方朔》改编和播讲的。此部书语言风趣幽默，情节紧扣人心，故事波澜起伏，场面壮阔雄浑，播出后曾获2000年度中国广播文艺（小说连播奖）一等奖。
从2002年开始，中央台《空中大舞台》的节目播出时间开始缩减，由7天到5天，到3天，再到1天，其中，鼓曲和相声的播出比例各占一半。与此同时，开播了一个假日版节目《相约空中大舞台》。2003年12月，《空中大舞台》在天津曲艺团举办的“金狮奖相声大赛”上录制相声，增加了节目源。当时的曲艺类节目除了《与民同乐》外，还有《鼓曲欣赏》（介绍曲种，唱段欣赏）。再后来，《空中大舞台》的播出时间改为1天的时候，戏曲和曲艺就被合到了一起进行播出。《相约空中大舞台》每月有1期或2期，一般是邀请戏迷、曲艺迷到现场录制节目。地点一般选在“老舍茶馆”。后来这个节目制作形式在“中国之声”开播后就停了。
“中国之声”于2004年元月1日开播。曲艺类节目有《开心30分》和《天地喜洋洋》。前者主要播出相声。后者有《开心乐园》、《每周笑星》等栏目播曲艺。一开始每个周六、周日都播出《天地喜洋洋》，时间是下午的3点至5点，其中曲艺节目占一半，评书连播又占曲艺类节目的一半，即半个小时的评书连播。后来改为只有周六播出一个小时的《开心乐园》，每周针对一个相声演员的采访录音就在《开心乐园》里播出。
二、曲艺广播的表现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为了更好地突出曲艺节目的广播特性，提高节目的质量，曲艺节目编辑们一直都在努力摸索、创新节目形式。和戏曲广播节目相类似，曲艺广播节目也已经发展出了欣赏性、知识性、报道性、综合性等具体形式。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受技术水平所限，只能请曲艺演员到电台来现场制作曲艺节目，进行直播。从1949年9月1日起，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与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联合成立了广播演唱小组，举办了专栏文艺节目《广播曲艺》，邀请北京市的一些著名曲艺演员每天晚上来电台演播半小时，其中许多新创作的曲目，如单弦《新五圣朝天》，京韵大鼓《王银生带路取北峰》、《百鸟朝凤》，梅花大鼓《渡江英雄孙迪英》，西河大鼓《***舍身炸碉堡》，铁片大鼓《大生产》，奉调大鼓《李大成救火》等，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此节目改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直到1952年有了前苏联磁带录音机后，才把直播撤销。
进入20世纪50年代，曲艺节目编辑们开始对曲艺演出的实况进行录音，并在电台中播出。1951年4月底，中央台在中国大戏院录制了“赴朝曲艺大队”汇报演出实况，其中有单弦《金圣云打飞机》、京韵大鼓《飞虎山》等，整理后广播，这是曲艺广播第一次播出的实况录音。
之后，广播说唱剧这种新的节目形式出现。1953年6月，中央台首次播出由王决改编、北京盲艺人曲艺队演播的广播说唱剧（即有说有唱有配乐的广播剧）——《二小和秀娃》，很受听众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