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释“性爱的地位”的时候，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调侃道：论述性问题总会冒着受指责的危险，因为那些“道德之士”会说他“对于这问题未免太着迷了”。为娱乐性辩护好像也有类似的风险，因为娱乐文化的名声江河日下，清高的君子们避之犹恐不及。
然而无论如何，适度的娱乐需求合情合理，是人类生活中相当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的组成部分；而电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来就是“娱乐媒体”，娱乐性是电视媒介的显著特性，娱乐观众是它的分内之事。
讨论电视媒介的娱乐性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考察和“娱乐”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闲暇。
从社会活动的角度，时间可以简单地一分为二：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也就是说，人们除了工作就是休息。工作和闲暇的截然两分被现代人看做是理所当然，究其缘由，主要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把闲暇当做是补偿性的替代品。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论调：工作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应该受到重视；而休息，似乎只是由于它能够恢复工作所造成的精神和肉体疲劳、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精力，才具有意义——“后工业化”以来，这种观点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荒谬性。传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教化—实用观念，主张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政治教化，否则，休闲就等于浪费时间。这实际上反映了对闲暇文化认识的偏颇、短浅，将导致娱乐休闲活动的萎缩，导致社会精神的单调贫弱，使人缺乏活力和创造性。然而，在类似理念的指引下，这个世界已经臣服于“工作神明”，只知道不停地运作而失去了目的感。
闲暇曾经是古人最为珍视的哲学概念，更是高贵文化的根源，可惜，这种观念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工作至上”的观念销蚀殆尽了。“工作至上”观念让我们生存的世界沦为庸俗空洞、麻木而缺乏深度和感情的所在。毋庸赘述，人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工作，工作只是手段，闲暇才是目的。有了闲暇，我们才能够完成更高层次的人生理想，也才能够创造更丰富完美的文化果实，在这个意义上说，闲暇正是文化的基础。有论者认为：闲暇的能力是人类灵魂的基本能力，它能够超越工作世界的束缚，进而触及超人的、赋予生命的力量；“闲暇是一种心灵的态度，也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卡尔·霍迪语）。闲暇代表的好像是一个非功利性质的、但却是最符合人性的世界，在闲暇之中——唯有在闲暇之中，而不是别处——人性才得以拯救并加以保存，“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否则，我们将永远摆荡在“工作和不工作”这两个端点之间挣脱不得，纯粹的人性一再被忽略和置之不顾。
“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进步，人们可以支配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加，大大超过了工作时间；在“恢复疲劳”之余，闲暇的主要处理方式和存在形态通常被认为是娱乐。这是一个渴望娱乐、沉迷娱乐、“被”娱乐的时代。以“2009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为例：1.“久耕托市”；2.贾君鹏，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3.“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4.“嫁人就嫁灰太狼，做人要做懒羊羊！”5.“躲猫猫”；6.“不差钱”；7.“我们是有身份的人”；8.“信春哥，得永生”；9.“被就业”；10.“欺实马”。
第一节不可或缺的娱乐
娱乐是人从功利的、受控制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的、寻求欢快的活动。娱乐，成了生存的非劳动性延伸部分，也是心灵生活的自由扩展部分。正如艺术理论家豪泽尔所说：“娱乐、放松、无目的的玩耍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上说，是保持旺盛精力、刺激和加强活动能力所必需的”。在娱乐之中，人的想象力、感受力、智力都得到了自由的舒展，在自由的空间里翱翔。不言而喻，娱乐不仅仅是生理能量的恢复，或者简单意义上的消磨时光；因为娱乐，人的素质得到提升、人的思想得到解放。
但是，我们的娱乐水平还很低下，从数量到质量都不够。吃饱穿暖之后如何娱乐成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娱乐是人们迫切需要而又没能得到真正满足的需求之一。填充闲暇时间的只能是一些异化了的娱乐产品，包括大量的电视节目。现实如此“残酷”，以至于有媒体提醒民众“消费有风险、娱乐须谨慎”：
冲着张艺谋、孙红雷的名头去看《三枪拍案惊奇》，结果烂片一部，电影没放完已经后悔买票进场；原以为提前一两个月“吹”得不行的春晚无论如何也有点可看，结果，除“小虎队”让人怀了把旧，就是被迫看了一堆广告；想去看看红爆春晚的小沈阳表演正宗的二人转，结果一堆不认识的人在台上瞎闹腾好半天，小沈阳和他媳妇才上来演个半小时……
到商场买东西质量不过关能退换，去网购如果服务不到家还能给对方写个“中评”甚至“差评”，可这被忽悠着去看了烂片、烂剧、烂演出，浪费时间浪费钱不说，还投诉无门，叫人心里好一个“堵”。
更糟糕的是，仍有很多娱乐消费陷阱已经在挖坑、铺网，等着大家往下跳了之后就数钱。
一、娱乐：人的本能
娱乐，不仅是个人生活中的常见活动、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人的本能、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物质需要之外的精神需求——一项重要的人权。只有深刻认识娱乐的合法性和重要性，才能正确看待这个娱乐世代的来临，才能享受闲暇、发展娱乐。
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娱乐传统，在生理、心理、智能、精神感受等方面发展着娱乐。
工业革命以来，娱乐显得日益重要。大而言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同步发展给人类生活平添了巨大的张力。一方面，工业文明对未来作出的“幸福”许诺使人越来越眼花缭乱；另一方面，精神生活上的危机让终极的、道德的焦虑成为迫在眉睫的实际困境。这种矛盾处境使人们空前地紧张、脆弱和神经质。——娱乐作为逃避焦虑、痛苦的手段，对于当代人来说，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小而言之，机械化劳动的组织状态越来越强，分工越来越细，因而，“流水线”上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工具化、机械化、平面化、刻板化。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似乎物化成了普通的生产资料，而且只是“小螺丝钉”，像机器人甚至机械手。这样子的劳动者显然存在严重的人格缺陷，甚至“无法作为文明的人类而存在”亨利·福特开始制造“T”型廉价汽车的时候，一个单元的生产分为7882个工种。福特在自传里说，“我们发现：有670种可以由缺腿的男人干，2637种可以由一条腿的人去干，2种可以由没有胳膊的男人干，715种可以由一条胳膊的男人和10名男瞎子来干”。总之，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全人”，只要人的部分肢体或者器官。再没有比这更生动的证据，说明过度的专业化把人如此残忍地当牛作马了！
正是休闲娱乐保障了人类生存的完整性，使人们在闲暇之时“赎回”了在工具化、机械化、平面化、刻板化的劳动中被压抑、失落了的那部分自我——一个容光焕发、自由舒展、生机勃勃的自我；“休闲娱乐有助于个性的完善，有助于社会总体文化的发展”。麦克卢汉曾经有同样的表述：在欢乐嬉戏中，我们又恢复了整体人的天性；而在工作和专业生活中，我们只能用上整体人的一小部分天性。
在当代这个“后工业”的电视时代的文化环境中，娱乐活动渗透到了生存活动的各个方面：人们通过缩短工作时间、增加休息日来进行娱乐，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电视传播）来丰富娱乐的内容，并且借助电视传媒对现实生活（从政治、经济宏观层面一直到日常性的衣食住行）加以娱乐化改造。如果说，在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娱乐好像日常生活中的插曲，是一种奢侈性的享受，那么娱乐现在已经日常化了；如果说，娱乐曾经主要是个人化的、零散的，那么现在它逐渐地社会化、公众化了。——于是，娱乐性成为当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特点，当代文化正在转变成娱乐文化。以娱乐为中心的当代文化远远不是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实际上，它往往被批评为平面文化、快餐文化等等。—笔者注。沉浸在娱乐文化中的人们好像更加需要轻松和娱乐，来纾解日益强化的社会劳动以及日益紧张的竞争关系带来的身心压力，维持人的身心平衡。因此，娱乐被看做是社会运作的润滑剂——对强制性的劳动形成一种调剂和补充，满足人类生存的全面需求，“娱乐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途径”。
那么，人们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在当前得到满足了吗？应该说还没有。恰恰相反，人们反而好像越来越不满足。事实上，普通民众的休闲方式比较单调，层次也比较低下。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的主要休闲活动是：打游戏、室内闲谈、休闲阅读、上网聊天等等，主要停留在“消磨时间、摆脱单调”的低层次上，而高层次的（创造性地、积极地、投入感情地）参与行为发生较少——这与大学生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渴望新奇、勇于挑战的精神面貌是不相符合的。大学生的状况是这样，其他人群呢？恐怕是等而下之。
想想看，我们偷工减料、敷衍了事地对付掉工作等等，匆匆忙忙奔回家，却制造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消遣。我们竭尽心力、借助种种“奇技淫巧”来打发时间，消磨工作、睡觉、吃饭等等之余的大块时间，美其名曰享受生活，其实呢？恐怕只是没事找事，就是为了把自己重新抛掷回到繁乱、嘈杂之中去。今天的社会往往被称呼为“消费社会”，也许，人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时间，成了最奢侈的消费品；人，成了最终极的消费品。“消遣”，与其说娱乐，不如说是愚弄了我们自己——
先辈们过去常常在巴尔干或者波兰的村寨里，伴随着丝竹管弦的乐曲欢舞，而他们的后代却整天坐在办公桌前与电话和打字机为伍，严肃认真而又索然寡味。晚上，他们喝上几盅，再听一点流行音乐，自以为在寻欢作乐，其实，他们所寻找的不过是乏味工作之余疯狂而不完全的解脱。他们把工资用于身体的消费，而身体中的灵魂早已变卖为奴隶。
“奴隶”尚且能成功地“逃避了自由”，那么这些常常抱怨“无聊”的人，显然远远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