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级政府加强了政治公关的力度。这些新变化从中国政府发言人制度的迅速推进可以得到证明。而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组成了传播和表现的场所，从而实现了选择和决定的程序，这构成了社会空间的政治维度，也就是政治意义上的选择范围，传播始终和意义模式相关，跨国传播也不例外。正如小约瑟夫·奈在谈论信息革命时所指出：“尽管如此，信息革命还没有把世界政治变成一种新型的、纯粹的复合式相互依存的政治。其中一个原因是，信息并不是在真空中流动，而是在已经很拥挤的政治空间中流动。
在过去的400年中，国家建立了一个政治结构，跨越国界的信息流动和其他交流就是在这个结构中进行的。”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要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树立宽广的世界眼光。对于我国重点媒体来说，应当通过切实有效的努力，及时、客观、公正、有效地报道中国，主动扭转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偏见，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树立我国开放、自信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于重大国际议题，不仅要据理力争，也要主动出击。为树立国家形象、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于一些重大国际议题，我国的重点新闻媒体应该发挥各自优势，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对于一些事关中国与世界的重大国际议题，如金融危机、低碳经济、环保问题、朝核问题等，要主动出击，精心设置议题。对于国际关心的中国事务，比如民族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要组织力量撰写专门针对外国读者特别是西方主流社会公众的文章，并在西方主流媒体发表，化被动为主动，先入为主，积极引导国际舆论。
当今世界的外交工作不再是单向度模式，只有政府外交、NGO公关、大众交往、新闻传播四者融会贯通，才能产生最大效果。我国不仅在NGO发展水平、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上存在单项不足，在四方面的综合运用上也尚显稚嫩。
相反，西方部分国家和媒体，在运用这一手法达到其目的方面却是行家里手。
哥本哈根会议上，为将减排压力转移到中国身上，以英国《卫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可谓“深谋远虑”。中国日报社常务副总编黄庆在《公共外交通讯》杂志发表《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看中国舆论传播之不足》一文写到，《卫报》一开始就和西方政客们密切配合，设计了四个环节。第一环节，连续报道“泄密文件”———《丹麦文本》；第二环节，开始挑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第三环节，把矛头从发达国家身上转移到中国身上；第四环节，把大会失败的罪名推给中国。黄庆总结说，“《卫报》从造势开始，到设置新议程，再到煽动炮轰中国，是西方一些政客利用公共外交与媒体制造舆论和影响进程的范本”。
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内涵导致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确立双向认同关系，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前提，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反映、解读、分析和评论，本质上也是一种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工作。中国的国际传播要积极探索符合国际惯例和商业规则的运作模式，开拓海外市场，为国外媒体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要着力做好那些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对国际舆论具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工作。要进一步加大传媒业投入和推介的力度，加强与外国主流媒体的联系，努力扩大我国对外新闻报道在全球范围的覆盖面，使我们的新闻报道能够在引导国际舆论中发挥积极作用。
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传播中国的国际形象。过去那种把国际传播局限在发布一些消息、销售一些出版物、接待一些友好人士、开办一些展览的观念和作为，显然过于狭隘和初级。应该把国际传播放在一个事关综合国力的重要位置，例如通过发表政府白皮书，全面系统地向国际社会阐述我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和主张。围绕国际社会对中国重大问题的关注，2008年我国先后发表了《2008年中国的国防》、《中国的减灾行动》、《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繁荣发展》、《新疆的发展与进步》、《西藏民主改革50年》等五部白皮书，全面介绍我们在国防建设、防灾减灾、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领域的政策主张、原则立场和成就进展。
需要有一批能驾驭英语、深谙西方价值观的官员，能在国际论坛上与西方就人权问题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辩论。他们能掌握分寸，知道如何批评西方的人权观及自由过度，又能让西方受众接受。我们在沟通技巧上要更加灵活。奥运会是个难得的展示中国话语和形象的平台，但我们在一些地方也忽略了巧用它。比如，在全球瞩目的开幕式上，出现了不少少数民族成员：郎朗（满）、宋祖英（苗）、潘多（藏）、李宁（壮）。他们不但出场，还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让他们穿上本族服装，配以对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某某领域之最”的介绍，会让世界感到少数民族不但在中国有机会成功，而且可以是最成功的，同时也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国际传播，同样一些敌对分子也可以利用它。考察今天的互联网会发现，使用互联网发动群体事件、制造暴乱和暴力事件的有恐怖分子、政治极端分子、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邪教组织和其他各类活动分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网络活动成了各国政府、警方和情报部门的头痛问题。在网上，各种活动组织、极端分子、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都称自己是在为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战。如果禁止这些言论和网站、论坛，会被西方社会攻击为压制自由民主。但是，谁是民主和人权斗士？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如果热比娅在与美国作战，她就会被美国媒体描绘成一个西方的恐怖敌人。而热比娅与中国对立，结果她成了西方政界和媒体上的人权英雄。在国际舆论战争中，民主、人权和自由，不过是各国政府根据自身利益需要，给别人粘贴的一种新闻标签和政治标签。
新疆暴乱后，某些西方记者从新疆现场发出来的新闻报道和图像表明，某些西方媒体在新疆报道的“真相”更多的是为其肢解中国议程，报道“他们的新疆真相”服务的。西方记者在新疆暴乱后中国政府组织的采访中，不仅报道不深入，缺乏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正确的语境，而且只报道自己看到的现象，根据主题先行原则，在街头巷尾抓拍和采访那些与预制的新闻议题一致的新闻画面和新闻故事。更令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是，新疆暴乱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提供了新疆暴乱现场真实的音像图片资料，但是这些音像和图片资料在西方媒体和Twitter、YouTube上，通过现代媒体的技术手段，对画面重新切割，对声画配置重新组合后，形成了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的记忆。
“在网络公共外交时代，舆论战争没有前后方之分，哪里有网络，哪里就有战争。”那些代表不同的威胁和破坏团体，如民族分离主义者、邪教团体、极端政治组织、社会仇视团体和其他敌对组织都在把网络作为斗争武器。这些组织特别选择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敌对，与中国又没有引渡条约的西方国家，开展针对中国的网络舆论战争。面对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网络群众运动，中国面临网络立法的巨大难题：政府难以立法限制敌对势力的网络传播、政府难以采取合法手段限制敌对势力网络传播、政府难以在网络上，一手保证言论自由，另一手确保国家和人民财产安全。由于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未来网络舆论战争形态无法预测，网络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西方敌对势力发动舆论战争的形式和手段也将不断变化。中国在应对西方针对中国开展的这场网络外交和网络渗透战中更要掌握话语权。
中国要利用自己庞大的网民队伍、博客数量和越来越普及的社会网络人群，开展自己的网络公共外交。截至2009年12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3.84亿，宽带网民达3.46亿，手机上网用户达2.33亿，拥有个人博客/个人空间的网民用户规模已经达到2.21亿人。而且，相当部分草根博客向互动性更强的社会网站转移。中国的草根博客和草根网民们是中国国际传播的一只强大生力军。他们可以把西藏、新疆、中国各方面的真实音像资料和文字材料，通过社会网络和博客对外广泛发布。中国强大的80后网民队伍在2008年西藏暴乱后已经充分展现其才干，展示了其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
国际传播也是一种跨文化传播，不仅要掌握语言的表面形式，还要熟悉语言深层的文化内涵。如果我们不尊重和了解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超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熟练地运用贴近其信息需求和思维习惯的英语语言，我们的传播效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没有充分满足受众的需要。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意识的提高是我国对外传媒走向成熟和自信的体现，是提高传播品位的标志。通过发展先进的传播媒介走向世界，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的声音能够达到世界上主要的地区，进入主流社会，打破西方对国际舆论的垄断，就能初步改变“西强我弱”局面，使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使中国在世界的国际话语权有明显的提高。
二、加大语言文化合作，提升中国影响力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正视新媒体给国际传播带来的新变化，在传统的国际传播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的基础上，树立全球意识，有针对性地从传播观念、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国际传播技巧研究、国际传播新媒介建设等多方面进行变革，尤其是在国际传播语言的推广方面加以变革，以适应新形势对国际传播的要求。
对外汉语教学要取得快速发展，需要“集成”各方面的力量，共同致力于这个事业。这就需要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纳入国家的发展战略，把它真正置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的战略定位上。要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的统筹领导和协调之下，整合各方面资源，充分调动教育、外交、发改委、财政、外宣、侨务、文化、对外经贸、出版、旅游、广播电视等各相关部门的力量，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国内、国外学校等相关汉语教学机构和组织的积极性。要从汉语的国际传播的角度，整合国内的语文教学、外语教学、民族语言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海外华文教学的教学队伍和科研成果，使汉语教学的发展与汉语的国际传播良性互动。充分调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和国外汉语学习和使用的两个市场。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需要本土汉语的强盛，要国内外相互配合，形成推动汉语的国际使用和学习的新的局面。
新媒体传播提供的是一个开放的机会，一个让各种文化都可以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平台。新媒体所催化的交流与碰撞，对于某些弱势文化来说也许是一种压力，但也可以成为机遇和动力。正如香港学者陈韬文所讲，“外国文化会丰富本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外来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借鉴而实现的。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多元竞逐的过程。……合成的文化无可否认依然是本土的，并成为继续演化的新起点”。
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建设要取得快速发展，就要适应新形势，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和教学手段。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管理和经营体制，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调动和配置教学资源，形成资源配置合理、运行顺畅的对外汉语教学供需体系，建立能够随着需求增长而不断自我壮大、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为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教学工作者构建一个能够提供及时、优质的教学和信息资源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媒介的服务网络体系。要培育和引导汉语教学的需求市场，注意在国际会议、外交、贸易、科技、教育、文化、传媒、体育等领域逐步增加汉语的使用量，以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领域中的价值。运用各种手段保护和扩大汉语的国际需求；不断引进世界先进的语言教学理念和运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在不断完善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现代远程教学。要加强汉语本身的信息化建设，努力建造汉语的各种资源库，使汉语在信息化方面的潜在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地展现。
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形象日益显示出其对外交政策的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
随着传媒外交甚至媒体化的外交政策的出现，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外交活动越来越呈现新的形式，越来越多的国家设法通过举办各国政府和公众均感兴趣的全球性国际合作来寻求国际目光的注视，以提升国家的国际声望，塑造美的国家形象。在具有全球意义的论坛中成功塑造主办国的形象所赢得的国际威望，往往还会转变为在活动过程中和活动结束后的外交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