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马恩全集，不但使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有了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学到了知识，增强了理论修养；而且使我们领略了他们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研究兴趣，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成为我们后来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我们的硕士学位论文也都是以此为选题。我的论文题目是《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童兵的论文则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民主报刊时期的新闻思想的。
1980年春天，甘老师带着我和童兵到兰州参加了西北五报新闻学术研讨会。在当时，这个研讨会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术会议，不少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名家都参加了会议。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和兰州军区司令肖华还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会议期间，我们有幸见到了王中、何微、刘爱芝、康荫先生等著名学者和报界名人，聆听了他们的学术见解和办报理念。返途，我们又考察了陕西日报社、河南日报社、河北日报社，了解了新闻改革初期新闻界所取得的一些改革经验和成果，这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能够同新闻改革实践相结合，对一些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81年10月，我们８名研究生都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辩，三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毕业分配有几种选择，一是去中央机关从政；二是到新闻媒体当记者；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甘老师的建议有着很大关系。他对我说，你都三十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当记者只是个人去实现新闻理想，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新闻梦”。因此，最后我还是决定到大学教书。
可以说，“二进人大”把我引上了大学讲台，使我最终成了一名新闻学专业的教师。
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这是公安部1978年创办的第一所正规普通高校。由于是新办学校，又是公安系统的院校，当时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相对容易些。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和同是毕业于人民大学，但却一直不在一起工作的我的爱人姜秀珍，到这时分居生活已将近８个年头了。这期间，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我爱人付出得太多了！尽快结束这一局面，在保证工作能够专业对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这是我当时首先必须考虑的一种选择。
当时的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正在初创时期，教学和日常工作困难都很多。我们几个新分配去的研究生，同从全国各地新闻单位调入不久的一些老师们一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过程。写教案，改作业，请老师，带实习，许多教学工作，大家都是主动承担。在全系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新闻系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且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和影响，毕业生在公安口和新闻界都很受欢迎。我本人在1984年初被任命为新闻系副主任，后来又主持系里工作，同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克服各种困难，一起创业、奋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84年夏，国际政治学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之后，新闻系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定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发展面临很多新的困难，1986年学校决定新闻系停止招生。而这时新华社新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希望我能过去工作，经过双方协商，这年年底，我正式调入中国新闻学院。但我承诺继续承担警官大学新闻系最后几届学生的培养工作，直到他们毕业为止。
新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由于背靠号称中国第一大新闻机构的新华社这棵“大树”，因而有其独有的办学优势。学院院长由新华社社长穆青亲自兼任，他为学院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这就使得学校的发展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新华社在人、财、物方面都给学校以有力支持。学院的许多领导和老师都来自新闻采编一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学生们也可以利用新华社的资源和条件进行实践锻炼，这对提高教学和教育质量十分重要。
到中国新闻学院工作，对我的业务和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很大。特别是这期间学校安排我到新华社国内部当记者，使我对如何从宏观上认识新闻工作，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何实现新闻宣传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体会，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1992年，在校领导的动员说服下，我担任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的负责人，从此，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新闻学院虽然当时只是个不足千人的小学校，但是各项工作都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实施管理。我所在的研究生部从组织招生，到日常教学，再到毕业分配，每个环节都按部就班，严格要求，尽可能不出问题和差错。部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尽责，大家都愿意为学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除满足新华社自身需要外，还输送一部分到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由于有着良好的师资和充足的生源，加上平时的严格管理，学生的质量很好，多年来，每到毕业分配时都供不应求。那些分到新华社或社外新闻媒体的学生中有许多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个别突出的毕业生，后来还被评为“百佳新闻工作者”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作为老师和研究生部的管理人员，我真为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高兴。
然而令人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正处在发展高峰期，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学校，1998年却决定停办了。那时虽然也曾酝酿过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合并，我还因此受聘担任了广院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但是最终合并却未能成功。
当时一些领导希望我留在中国新闻学院转制后的新华社教育培训中心，或是转入新华社其他部门工作，并且还为我安排了局级领导职务，但是出于20多年来与新闻教育所结下的那份情缘，我最终还是毅然选择离开新华社。
就在中国新闻学院正式停办的2002年年初，我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调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回到了我曾经前后度过６年本科和3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人大新闻学院。
2002：三进人大，让我走向新闻学术高地
第三次进人大，我是心怀特别的感激之情的。在调回母校工作的那年我已经57岁。感谢母校的厚爱，又接受了我这个研究生毕业后已经在外面游离了20多年的“老学生”。
与前两次来校求学不同的是，这次我是作为“引进人才”，以教师的身份来工作的。很有意思的是，例行做调入人员体检时，校医院的大夫很惊讶，说你都57岁了怎么还当“人才”引进啊？我心里明白这是母校对我的关爱和期待。
回到母校，看到那些当年教过我的，已经霜染鬓发的老师们，我感叹岁月的无情，同时也更加敬重他们，愿意和他们一道共同去为新闻学院今后的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到校不久，纪宝成校长就聘请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术平台，使我有了更大的学术活动空间，有了攀登学术高地的可靠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所属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的第一个新闻学科研究基地。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新闻传播如何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并且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政策咨询和理论支持。作为国家级的研究基地和学术平台，它可以突破学校和地域的界限，组织和集纳全国一流的学者与专家，共同进行课题攻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从而会对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对我个人来说，担任基地负责人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它使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了更大的开拓与发展的空间，走上了一个更大、更高的学术平台。几年来，借助这个研究平台和学术高地，我组织大家申报国家和教育部重大课题，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参加各种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使自己和基地研究人员的科研范围得以不断扩大，科研成果得以不断延伸，而且始终能够坚持为新闻学科建设服务、为新闻媒体改革服务、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
例如2002年9月，我申请的基地重大课题《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就是一个完全基于新闻工作现实需要的课题。申报这一课题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国家的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希望通过课题研究能对我国的新闻传播立法工作起到一定推动和促进作用。这个课题汇集了学界和业界的一些知名学者共同攻关，显示了基地科研的特殊优势。课题完成后出版的《新闻法制学概论》（由我担任主编）一书，对我国新闻法制建设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探讨，既有一定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另外，我还和方汉奇教授共同主持了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这个课题于2004年12月完成，作为其最终研究成果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由我担任主编）也在当年出版。这项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了其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及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我国的形成过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经验和教训；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论述了其历史地位及未来发展。专著出版后，在学界、业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评论说，它的完成填补了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空白，对新闻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三进人大”把我引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地，使我获得了新闻教学和科研更加广阔的平台和空间。
在回到人大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有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发表论文百余篇，组织了多场大型学术研讨会。特别是2004年5月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与几位其他兄弟院校的老师一起成功赢得了2006年北京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主办权，并被推举为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和大会主席。这个会议于2006年５月如期在北京举行，是迄今为止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传媒经济学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它不但搭建起了我国传媒经济学界与世界传媒经济学界相互沟通的桥梁，而且也提升了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为扩大我国新闻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因而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2004年6月，我从教育部部长手中接过聘书，成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首届委员。这使我有机会能够从更高的层次上，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言献策。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共有100余位委员。其中新闻与传播学科有两位委员，除我外，另一位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丁淦林教授。委员会要求每个委员要对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问题向教育部提供咨询和建议。
为了尽好社科委员的责任，近年来我始终在关注新闻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在给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咨询报告中，我就新闻学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问题，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异同问题，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发展规模和教学、教育质量问题，以及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等，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我想，作为社科委员尽职尽责的最好的办法，一方面是要及时、充分、准确地反映高校师生对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好建议、好意见，另一方面应当主动为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科的健康发展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新闻学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除了政治上受到“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外，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闻无学论”的冲击。诸如“浅薄论”、“无用论”、“非科学论”、“不独立论”、“不成熟论”等观点，常常会成为一些人贬低新闻学的用语。而有些人提出的“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等观点，也为“新闻无学论”助长了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