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个辉耀历史、理想高远的名字。
这座数千年的历史名城，当我们翻开她的一页页历史，满眼都是她那尘封已久的光荣与梦想。
而现在，光荣与梦想仍在延续……
第一节历史名城的成“都”之路——历经沉浮，几许遗憾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有确切记载的成都2300余年的历史中，城址从未变更，在中国城市史中唯有苏州可与之相媲美。而成都更是几乎没有改变城市的基本格局，连“成都”一名也基本没有变动过。“成都”的数千年一系，传承了成都的历史文化基因，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造就了今天成都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位。
“都”之意义，可谓丰富，既可以指一国之首都，也可以指在一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当然据史实来看，我们这里更多取的是后一种含义。所谓历史名城的成“都”之路，即成都作为历史上的著名城市，始终在为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而努力。虽也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如今看来，其梦想并未能完全实现。虽然成都的历史已经远去，但她留下来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深思，对于今天成都的成“都”之路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一、开国上古：经过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的发展，成都逐渐成为蜀文化中心
1.三星堆文化
根据考古发现，200多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成都平原便开始有了人类活动。距今7000—8000年的时候，成都平原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广汉三星堆遗址，它是商代蜀王国都城的废墟，其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4000—5000年，发现有原始的木骨泥墙式房屋，居民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经济阶段。三星堆文化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脉络，表明在商代古蜀业已进入文明时代。而比其稍晚的十二桥遗址则展示了成都早期城市起源的历史进程，并表明成都是除三星堆之外的又一个蜀文化中心。
2.金沙文化
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金沙古城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文明形态，其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礼器与中原同时代文物一致，说明其与中原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沙当时已成为长江上游地区古文明的起源中心，成都平原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天府之国”：自修建都江堰之后“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逐渐崛起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大都会，迎来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1.先秦时期
商代成都已开始向早期工商业城市方向发展，到东周时，成都已经是商贾云集，拥有“国之诸市”，成为了地区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和西南地区内外贸易的枢纽。
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设蜀郡。蜀郡守张仪仿咸阳建制兴筑成都、郫都、临邛三城，“仪筑成都，以像咸阳”。至此，成都城市正式建立，在规模、格局和建置等方面均与秦都咸阳相同。
由于成都平原河道密集，水患相当严重。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311年修建了都江堰，同时又“穿（指疏浚）二江（指郫江、检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侵，百姓享其利”，形成了集灌溉、运输、防洪为一体的多功能水利工程，不仅防止了水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成都的经济发展和交通便利。之后，成都繁华程度超过“天府陆海”关中，成为“天府之土”。《华阳国志》记载都江堰说：“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此外，秦时大量移民入蜀，极大地推动了蜀地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的繁荣景象。
2.两汉时期
成都人口聚集出现高峰期，人口数一度仅次于长安，居全国第二。蜀汉时，中原连年战乱饥荒，四川虽有短暂破坏但多数时期仍保持安定，因此人口仍在增长，“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成都已有“都会”之称。另一方面，随着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成都经济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为古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心，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城并称为“五均”，为全国五大商业都市之一。成都的冶铁、制盐、丝织、漆器等都在全国享有盛名，纺织业也十分发达，为全国纺织中心之一。
在天府之国已然形成，城市工商业兴盛，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基础上，两汉时期成都的文化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一方面，成都在文学方面的人才优势开始显现，出现了名满天下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和扬雄。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妙笔生花，堪称当时天下第一文人。而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扬雄加上王褒、严遵，均“以文辞显于世”，四人并称汉文学的蜀中四大名家。另一方面，成都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西汉时的蜀地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天文历法的专家，时人称道“天数在蜀”。在史学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扬雄写有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蜀王本纪》，陈寿则写下了著名的《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被列为上品和史家楷模。可以说当时成都是汉大赋的故乡，古天文学的重要中心，是西南的文化中心，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3.魏晋南北朝
成都成为全国丝织业重要中心，与广都、新都并为三都，号称名城，此时的成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程度。
西晋左思写有著名的《三都赋》，风行一时，以致洛阳纸贵，其中《蜀都赋》可看做当时成都的写照。“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三、“扬一益二”：隋朝建立至两宋时期，成都的城市经济文化呈现持续繁荣局面，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隋唐时期
自隋王朝建立，天下回归统一，成都经济臻于兴盛，与扬州一起成为“号为天下繁侈”的代表城市，“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可见此时成都的经济繁华和文化昌盛程度已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扬州。而唐代卢求的《成都记》更是盛赞当时成都罗锦之丽，伎巧百工之富，大大超过了扬州，应该算“天下第一名镇”。事实上卢求的话并不算夸张，唐中期后成都的经济和江南同为唐王朝财赋的两大支柱，武元衡在其诗作《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中就说“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收入主要靠成都地区，当时成都的财赋收入已经占中央收入的大半，远远超过了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
此外，唐时，成都和扬州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地方，成都也成为著名的造纸中心和全国重要的雕版印刷中心。
与此同时，成都的文化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自初唐开始，许多诗人就或多或少地和成都扯上了关系，著名文人李调元就曾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出生于成都东部的今射洪县，杜甫曾称赞他说“有才继骚雅，哲臣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将他与屈原、司马相如和扬雄相提并论。而唐代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都跟成都有莫大的关系，李白出生于蜀地，在蜀中度过了其青少年时代，彼时的李白已经显露出“可与相如比肩”的才华。而杜甫则因避乱在成都生活了多年，他在成都和川东奉节创作了430余首诗歌，占到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
成都佛教圣地大慈寺为唐玄宗幸蜀时所修建，拥有全国数量最多而且艺术价值最高的壁画，是一座价值连城的艺术宫殿。其壁画为天下之冠，“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慈寺之盛”。
2.两宋时期
北宋时成都户籍人数居全国首位，为除汴京外第二大都会；至南宋，仍“繁盛与京师同”。
两宋时期，成都的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据记载，当时成都每个月都有大型的集市，正月是灯市，二月是花市，三月是蚕市，四月是锦市，宋代成都的丝织业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五月为扇市，六月为香市，七月为七宝市，八月为桂市，九月为药市，十月为酒市，十一月为梅市，十二月为桃符市。宋太祖平蜀后，曾将成都锦工数百人迁到京师，设机锦院，宋锦技术因此得以飞速发展，以至冠绝古今。
此外，北宋时成都各地商人云集，购买“蜀中宝货”，为适应商品交换需要，成都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而宋代成都文坛也兴盛非凡，“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其中以成都府南的眉山“三苏”（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最为著名，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苏轼最为卓逸超群，他博学多才，在诗、词、赋、文、书、画诸领域，均是独树一帜的开派宗师，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文学艺术大师。
四、历经劫难：经历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两次大规模战乱，成都遭受空前洗劫和毁灭性破坏，城市地位逐渐衰落
1.元代
蒙古军入川，“郡城焚荡”，成都经济衰落，城市地位下降。
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古军队攻陷成都。锦城遭灭顶之灾，“昔之通都大邑，今之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之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
元代成都经济发展受到战乱影响，交通和商业都主要是为政府服务，民间的商品经济活动日渐衰微。连曾长期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纺织业也都呈现出衰落之势，和前代相比，规模相差甚远。元末，战火又起，处于萎缩状态的成都城市经济完全凋敝不堪。
2.明代
成都城市经济有所恢复，为全国30余个著名工商业都会之一。与省内外贸易往来频繁，“南则巴蜀，成都其会府也。绵、叙、重、夔唇齿相依，利在东南，以所多易所鲜”。然而正当成都经济开始重新走向繁荣时，明王朝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最终在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夹攻下土崩瓦解。在长达数年的战乱中，成都经济一落千丈，经济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3.清代
明末清初由于遭受史无前例的战乱破坏，成都城市“举城尽为瓦砾”。其中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大西政权崩溃时张献忠在成都进行的大屠杀对成都的破坏最为严重。他离开成都之时为了不让清军占领成都，又下令焚城，成都全城焚毁于战火之中，人民伤亡惨重，流离失所。曾经名噪一时的“喧然名都会”有五六年时间竟然绝了人烟，“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居民址，不可复识。”
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施行了休养生息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以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大量各地的移民进入四川后，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成都很快恢复了勃勃生机。
清朝后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向内地渗透。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外国人取得了在长江上游通商和在重庆侨居、投资工矿业的特权。川东门户重庆开埠后逐渐成为了四川近代商品经济中心，而成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步伐极为缓慢。重庆开埠后，成都的传统贸易中心商品经济优势丧失殆尽。
元明清时期，成都在全国的地位大大下降，远远不及汉唐时期。成都对全国的经济影响逐渐减弱，从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下降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明清时期全国有北京、苏州、杭州等八大商业城市，而成都未能跻身其中，“扬一益二”的荣光已渐渐远去了。传统的蜀锦、蜀绣丝织业均趋向衰落，被苏、杭后来居上。在文学方面，无论是在著名文学家和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和之前文赋纷华的唐宋相提并论。成都的文化中心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而到了清末，地处封闭的内陆以及千百年来的自然经济传统，使得作为旧式消费城市典型的成都失去了活力，愈来愈显得暮气沉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