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一般包括两个种类：一是典型事件的报道，一是典型人物的报道。比如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人工培植天麻成功，某处山洪暴发，某处发生地震，通信卫星上天等报道，均为典型事件报道。典型人物报道在报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有关罗健夫、蒋筑英、孙冶方、张华等人的报道，就是典型人物的报道。
典型报道既具有新闻的特征，又具有它自己的个性。所谓新闻的特征，就是记者在发现典型报道的时候，首先要权衡自己所遇事件或人物的新闻价值，问一问他们是不是新的事实、新的信息，是不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事件或人物。如果是，它就具备了成为典型报道的第一个要素。当然典型报道还要具备它自己的个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个性的完美也就是个性与世界的真实关系的完美。无论报道典型事件还是报道典型人物，毫无疑问都要写人，都要把人的个性与社会、与世界间的完美关系揭示出来。这就要求记者正确地观察世界、观察人。
我们常常讲，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采访典型报道，自然要坚持从事实出发这个原则，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写作。但会不会写也很重要，关系到整个作品的成败。如果你善于观察世界、观察人，同时你又能把个性与社会、与世界的完美关系揭示出来，那么你采写的典型报道就能成功。否则，你写出的只会是一些沉闷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琐碎的趣闻逸事，就像散沙盖不起楼房一样，无法成为典型报道。
生活中蕴藏着许许多多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这些典型，像金子一样埋在生活的土壤中间，有的埋得很深，有的与各种各样的矿物混杂。记者能不能像挖金子一样把它们挖掘出来，滤出杂质，让它们闪耀出光辉，这不仅要具备“新闻眼”，而且需要具备揭示个性与社会、与世界关系的本领。本文想就这方面的感受，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从“司马迁也是记者”谈起
有一次与朋友谈起司马迁，大家说司马迁是个好记者。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公元前86年，活了59岁。他生活在汉朝，写的《史记》蔚为大观，是一部有权威性的史籍，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其中有一篇《项羽本纪》。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项羽早已自刎于乌江边，而汉高祖刘邦也早已葬于长陵。司马迁没见过项羽和刘邦，但他却在《项羽本纪》中把他们写得活灵活现，就像他当时在场耳闻目睹一样。
为什么司马迁能把自己并不在场的事件写得那么自然可信呢？原因有三：第一，他自幼通读史籍，向前人学习；第二，他青年时代遍游祖国山川，进行了实地访问和调查，获得大批第一手材料；第三，他交了很多朋友，博闻广见。他用的方法正是当今记者所采用的调查研究。他写《史记》，事事有根据有出处。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司马迁很讲求文章的立意，能够鲜明生动地表现出典型人物或事件的特点。
在《史记》每一篇的后面，都有一段“太史公曰”之类的文字，比如《项羽本纪》的最后有一段话，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在《高祖本纪》中，太史公称赞刘邦“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我以为“太史公曰”即每篇文章的立意，或叫立题，是点睛之笔。这立意，与作者对事件和人物的了解紧密相连，与他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
我常常收到通讯员的来稿，有些稿件连题目都没有，他们大概以为标出题目是编辑和夜班编辑的事情。但是，我从这类文章中发现，作者并没有在立意上下工夫。这个工夫下得不深，他堆砌的事例，或者毫不相干，或者漫无边际。我看到这种稿件常常发急，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种景况，就像女同志戴了高沿帽，男同志穿了花裙子一样，难以入目。
我相信一句话，叫做“意在笔先”。因此，我是先立意，或叫立题，再写稿的。意通文畅。我常常是反复思考采访得来的材料，琢磨透一个题目以后，再写作。往往为了写好一篇文章，要先选择三、四个题目在心中比较，一旦确定，也就是想清楚了，便可以一气呵成。比如，1979年我采访数学家王元，起先我只知道他曾在数论方面有贡献，也就是在哥德巴赫猜想方面有贡献。而那个时候，陈景润已经成功地证明了1+2，海内外闻名。因此开始时我对于要不要报道王元同志拿不定主意，担心新闻价值不高。有一回，我听一位同志说，王元在数学方面开拓的领域很多。近20年他和华老合作，研究出华-王方法，被称为价值连城的贡献。这么一听，我就去采访了。那么怎么写呢？
我想了三个题目：
（1）王元成功的诀窍
（2）王元的童年时代
（3）艰难的登攀
我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原因是用“诀窍”、“童年时代”、“登攀”等来立意，固然也能够反映王元的一些个性，但个性不强。我没有贸然行事。我想起王元说的一句话：“华老曾告诫我，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呢！”因此我选择了“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这个题目，这有以下好处：
（1）能反映王元的个性；
（2）带点科学味，而且好懂。
3000多字的通讯，我用两个多小时就写成了。后来果然有了一点儿反响，日本数学杂志女记者江岛看过报纸后特地去采访了王元。
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出立意的重要性。
思想高度从何而来
孟子在《万章上》中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根据自己的体会来揣测作品的思想内涵，是为得之。如单单就作品的文辞来看就可能揣测不到正确的思想内涵。可见，思想内容之重要。典型报道的立意与思想高度有关联，那么，这个思想的高度从何而来呢？
第一，要把典型事件与典型人物放在时代的高度来写。要写出时代的特征、时代的气息来。因此，这个高度就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记者有高度的党性和政策水平。记者要紧紧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与它一起欢乐，一起忧愁，一起跳动。
第二，作家们的写作信条是“不写不熟悉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你看过陆文夫的《围墙》吗？我想他一定读过建筑史，或者请教过建筑专家。不然，他对古典和现代建筑的流派怎么会一清二楚呢？作为记者，我的信条是“不写不认识、不理解的东西”。对事物认识越深，理解越透彻，才能越准确地把握典型报道的思想高度。离开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来讨论思想高度只能是一句空话。
对于事物的认识，在于分析，而分析得越具体，你的理解就越深，你把握的高度就越中肯。难道不是吗？
我曾经为一篇通讯动过很多脑筋。
1979年我和另一位记者要采写声学所所长汪德昭。到所里，只听到一个“好”字。但写什么呢？一时把握不住。有一天，我们在中关村碰到一个熟悉的科研人员。他问明我们来意后说：“好啊，汪所长可是有职有权，是权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