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什么是我们所谓的“原创文化”
从历史发生的角度讲，人类的每一种文化创造都具有原创性；从哲学的高度来说，我们只把具备了精神自觉的文化统一体叫做“原创文化”；因为“精神自觉”是文化创造的最高层次和最后成就，它是一个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它一旦诞生之后，就会形成某种持久的“智慧”，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对文化、人和历史乃至自然起一种持久的导向和塑造作用。如果可以说人的形成，是从直立行走开始的，那么，人的完成是由精神自觉来实现的。
就历史过程的起源和目的的终极意义而言，神秘而不可至诘。作为人，我们只能说这是因为人而且为了人，或谓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创造，信仰上帝者虽不以人为宇宙的中心和主体，旧约《诗篇》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它？”但上帝最初创世的目的以及创造的世界的最终意义也离不开人。从可以经验、想象和总结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知识来看，它是一个漫长艰苦、曲折坎坷的前进过程。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标准把这个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如生产工具标准或者生产关系标准。但我们既然把历史看做文化和人的历史，把人看做历史的起源和目的，那么，我们就从人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
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人的种族的自我创造，它是自然演化和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创造的共同结果。原始人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直立行走应该是这一过程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从直立行走开始，原始人的整个身体结构发生了缓慢但却是突破性的变化：人的手脚，人的脊梁，人的五脏，人的口腔，最后是人的大脑。身体结构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导致最初人的五官感觉的诞生，群体生活中传递信息和交流感情的需要又导致语言的发生、原初意识的产生，而意识本质上必然是对对象的意识，就是对象化的发生，就是混沌一分为二，也许此时的人类还不具有认识论上的那种极其明确的对象意识以及因为从对象得到不断确证而产生的自我意识，甚至分不清现实的对象和想象的对象，如巫术和神话所表现的那样，也就是说，此时的人类也许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和力量，还不能完全将自身与外在世界分离开来，但是，意识的诞生和世界的分裂是肯定无疑的。
人的身体结构、五官感觉、语言和意识，概括起来就是人自身的形成。人类自我创造的历史过程当数这一原创阶段最为艰苦漫长，期间的进步，如火的使用、器物工具的制造、狩猎社会的形成、配偶制家庭的出现、语言和思维的产生和发展等，都是石破天惊的文化创造和历史突破，但我们对此已经无法追溯其真实的发生过程，只能凭一定的实证经验凭借想象进行大致勾勒。此时的生产工具以旧石器为主，生产方式以原始的采摘和渔猎为主，群居而无私心，合作而无尊卑；生活资料主要不是来源于农业耕织，公共权力尚未形成，人有群体而无国家，有意识而无思想，有关系而无政治，混沌初开，人与自然的分离刚刚发生，尚未成为明确的自由意志或者精神主体，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尚未显现和展开。此时的人类主要是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艰苦而缓慢地“绽出”，是无意识地与自然抗争，与其他物种竞争进化，或者说不是具有明确的意识，或者此时的人类有对象意识，但尚没有对意识的明确意识，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原始巫术表明，一方面人们相信并希望人的意识可以支配和影响对象，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还不能把人的意识与外在世界的生命或精神截然分开。这是文化的第一个原创阶段，但它还不能称为“原创文化”，因为这个时候的人还只能说是物种意义上的，它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
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制度建构，其最高形式是国家的建立。
新石器时代及其之后，人类面对自然的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畜牧业和农业发展起来，人口增加，财产剩余，群体内部开始分尊卑贵贱，夫妇父子乃至君臣之名实渐成，分工和职业相对固定；族群之间的交往随之加密，相互之间通过交换和战争的融合加快，乃至最后形成部落联盟和国家。人本来是因为面对自然（例如获取食物）而成为一个群体，人是在群体中成长为人的，是在群体之中得到人的社会角色定位的，但随着人与自然的进一步分离、人自身能力的进一步发展，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成了群体的主要问题。公共权力本来是为共同体服务的，但随着群体的扩大，内部结构越来越分化复杂，公共权力的掌握者越来越成为一个脱离群体的相对独立阶层，从而与个体权力相异化，其最终结果是国家的诞生。共同体制度建构的理想本质可能是其成员的“自由”和“幸福”或者“秩序”和“正义”，但国家在历史实际中却体现为公共权力的掌管和支配，以利益分配和占有为最终根据的公共权力的掌管和支配。
一方面，权力的掌管者需要建构一种适应历史时代需要的制度结构来保证共同体的生活，来为共同体服务，如我国历史上周初封建宗法制度的创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必须顺应天命创建一种新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来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古代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也是如此。国家的形成和产生大大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它使得人类的一切事情都正规化、严肃化、隆重化和文明化了。它意味着人类可以较大规模地改造自然，较大规模地进行战争，也可以较为系统地对人类共同体进行约束和治理了。灵魂观念、祭祀、巫术、原始宗教等等都具有了整体意义。国家的建立，既是人克服自然、创造自我，在自然面前站立起来的一个标志性结果，也是人在更高的基础上前进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构成共同体内部各个层次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此，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越来越超越自然事务而成为人类的主要事务，人类共同体的内部事务越来越成为问题。
也就是说，到此为止，人类共同体的内部事务第一次发生为超越自然界而成为人首要关注的问题，从而人自身（人性、社会和社会秩序等问题）也第一次成为人日常工作和系统反思的对象。因此，国家的首次建立常常被看做某种天命所致，后世也不无道理地认为它是野蛮和文明的分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往往是从国家的建立开始的，当然，文字本身也是这个阶段的重大创造。共同体内部的制度建构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一个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国家也仍然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主要共同体形式。国家的建立为人类的文化原创再次获得突破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动力，但并非所有建立国家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原创文化”。制度和国家关乎人的本质，但它尚不是人的本质；合理的制度建构和国家设置要以人的本质为依据，但这是人类精神自觉之后的事情，在历史发生上，首先是制度和国家的建构和安排问题促发了对人性和天道的系统思考，宗教、哲学和历史意识等等的发生，即人的精神的自觉。实际上，许多曾经建立过国家的文化都已湮灭无闻，退入历史的黑暗深渊中去了。只有那些达到精神自觉高度的国家和文化，才得以穿透历史的层层迷雾发出持久的光芒，引导生命发展的方向。古诗云“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老子说“自知曰明”，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精神的自觉是照亮人和历史的日月，也可以说是天地精神之自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