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琦
《老子》第五章有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刍狗无非是草扎的狗，历来解老者，除了王弼把它分释为草与狗遭到了古史辨派领军人物顾颉刚“望文生义”的讥笑外，鲜有异辞。“天地是无情无义的，它把万物当做草扎的狗，用完就扔了。圣人对百姓也是如此，并不对谁特别好，对谁特别坏。”
但是这种说法未必会得到道家的认可，正如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四川的一些道观中，却被读成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问其所以然，都说历来师说如此。也就是说，在山门中，自有一个与主流社会通行的经典解读并行不悖的“山寨”解读。
此句或亦属此类，至少敦煌出土的《老子想尔注》为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注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苟。
天地像道，仁于诸善，不仁于诸恶，故煞万物，恶者不爱也，视之如刍草如苟畜耳。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苟。
圣人法天地，仁于善人，不仁恶人，当王政煞恶，亦视之如刍苟也。是以人当积善功，其精神与天通，设欲侵害者，天即救之。庸庸之人，皆是刍苟之徒耳，精神不能通天。所以者，譬如盗贼怀恶不敢见部吏也，精气自然与天不亲，生死之际，天不知也。
黄帝仁圣知后世意，故结刍草为苟，以置门户上，欲言后世门户皆刍苟之徒耳，人不解黄帝微意，空而效之，而恶心不改，可谓大恶也。”
“刍苟”即“刍狗”。此处的“刍狗”，前一注解显然是河上公、王弼一系的刍草与狗畜，后一注解又变为“结刍草为苟”，可以说是个调停的说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注解中所体现出的新意：其一，把刍狗的发明权归于了黄帝。正如顾颉刚说的那样：“堪笑黄帝这人，起初是上帝，后来变成好战的人王，后来又变成谈玄说妙的道家，最后乃变成修道登天的仙人。时代潮流怎样变，他的人格也怎样变，从战国到西汉约四百年，他总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的人物，这可称为‘圣之时者’了！”这种说法自然可以理解为无稽之谈，但是至少可以认为，其时道徒眼中，刍狗是他们黄、老一系祖上的发明。
其二，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刍狗在汉末年间的民间用法，即“置于门户上”，而且还颇带嘲讽地说这些门户上有“刍狗”的人家都是“刍狗之徒”。此前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在极力论证刍狗是“谢过求福”（高诱语）的道具，所不同之处在于，到底这个草扎的狗是用于巫术还是用于祭祀。如果联系到《老子想尔注》“自张鲁以来，流传于蜀中”（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序》），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刍狗这个物件在汉末的四川一带的民间是个寻常物，而且就搁在门上。
其三，刍狗的作用是黄帝为了警示后人要行善，以精神通天。如此，当遇到“侵害”时，“天即救之”，否则，“精气自然与天不亲，生死之际，天不知也”。只是，注者以为，许多人对门户上的刍狗所体现出的黄帝“微意”并不了解。刍狗这样的作用显然大异于此前此后各种版本的解老注老学说，不能不说这是注者的一大创造。
其四，饶宗颐联系到《抱朴子·论仙》中的“况彼神仙，何为汲汲，使刍狗之伦，知有之何索乎？”的说法，认为“刍狗之徒”是道家惯用语。实际上，不仅“刍狗之徒”是道家惯用语，甚或可以说，在道家语境中，“刍狗”是个贬义色彩很浓的惯用语，比如《老君戒经》中就这样描述一个恶人：“恶人者，胎于醨薄之精，形于刍狗之类。”这个恶人以偷盗为营生，后来竟然被变成了狗，整日搬运石头。
过去注者围绕这句话的争议，都集中在阴谋论与自在论上。阴谋论者认为天地对万物，圣人对百姓，不过是始用终弃罢了，张舜徽干脆把圣人与百姓坐实为人主与百官，“狡兔死，走狗烹”。（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自在论者则以为天地、圣人无所偏爱，“刍狗万物，乃天地无心而不相关，非天地忍心而不悯惜”。（钱钟书《管锥篇》）马一浮甚至认为，这是在赞扬天地、圣人“忘功而不有”。（《老子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读解的分歧由来尚矣，至少在唐代就存在了。《文选》中收录了刘琨的《答卢谌》，其中对刘琨的感叹“刍狗之谈，其最得乎”，李善注在引了上面《老子》的原文后说：“言天地不爱万物，类祭祀之弃刍狗也，然此与读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美与怨都从刍狗得来，不正说明了刍狗本身所具有的多重感情色彩吗？
但是，《老子想尔注》完全舍弃甚至颠覆了这两种注说的理路，它所赖以立说的依据是简简单单的善恶对立的观念。什么是阴谋论？什么是自在论？老百姓听不懂，他需要的是简单的行事规则，“山寨版”的解说适时而生。它把不能行善的万物和百姓都当成了善的对立面，认为天地和圣人之所以把它们视为刍狗，是因为这些都是“诸恶”、“恶人”，哪怕你“王政”威威，只要你步入“煞恶”之途，天地“亦视之如刍狗”。换言之，一个人只有行善，才不至于成为“刍狗之徒”。他们认为：刍狗，不管是什么东西弄成的狗，只要是狗，就不是好东西。其背后的思想理路实际上回到了上面提到的《老君戒经》的忠告：多行恶事是要变成狗的！尽管荒诞，但却实用。这种朴素的思想最易获得下层民众的拥护，《三国志》中说张鲁“雄踞巴汉垂三十年”，从《老子想尔注》贴近底层民众的角度来看，实属不诬。
有人或许会指责这是毫无学养的瞎说，我要反问的是，他们这种朴素的向善的诉求与《老子》的“天道无亲，恒与善人”（七十九章）又有那里不合了呢？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