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国际传播的主要媒体是国际广播，确切地说是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国际广播（当时称为对外广播）。国际台最早的受众工作部门脱胎于1956年成立的国际广播编辑部（国际台前身）的听众工作机构，到1963年组建听众工作部，国际广播听众工作才正式起步。“文革”时期，我国对外广播事业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工作也历经磨难。当时的对外广播充斥着政治说教和假话、大话、空话，引起海外听众的强烈不满，听众工作面临困难重重，听众工作部也被合并和改组，1973年更名为听众工作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各个领域开始拨乱反正，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1984年，听众工作组重新升格为听众工作部。这一时期，国际受众工作基本上仍以被动接收受众来信为主，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调研和受众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以及国内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我国的国际传播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81年6月，新中国首份英文日报《中国日报》创刊；1985年7月，《人民日报》创办了海外版；1992年，中央电视台开播了第一个国际频道CCTV－4。进入新千年，中央电视台于2000年9月25日正式开播了英语国际频道（这是中国内地目前唯一一个全天候24小时英语不间断播出的国际新闻综合频道）。之后，中央电视台又相继开播了西法频道、俄语国际频道、阿拉伯语国际频道。2009年12月31日，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开播，并宣布2010年元旦正式上星向亚太和欧洲地区播出。此外，有不少地方媒体也纷纷加入国际传播的行列，例如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江苏电视台国际频道、湖南卫视等纷纷借助长城平台长城平台是由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和相关境外电视台的频道集成的海外播出平台，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所属的中视国际传媒有限公司（CICC）负责长城平台海外落地项目的运营。CICC的主要业务是，集成中国内地、香港和境外的优秀电视频道组成长城平台向世界各地区传播，为海外广大华人华侨和当地主流社会提供优质的电视频道服务。CICC采用最先进的电视传播技术，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光缆等传输渠道，将频道信号输送到世界各个业务地区，合作伙伴包括当地主流卫星直播平台、有线电视网络和宽频电视（IPTV）等运营商，对海外电视观众形成全方位覆盖，扩大长城平台在海外的用户数量，达到巩固和扩大中国电视海外传播的目的。在北美、拉美、亚洲和欧洲落地。这些国际传媒机构还不约而同地开办网站，如中央电视台的央视国际、中文国际频道和英语新闻频道，湖南电视台的“湖南国际”，江苏电视台的“江苏国际”和浙江电视台的“浙江国际”等，通过互联网将国际传播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随着我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了解国际传播受众，把握自己的传播效果，也引起我国业界和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3月，在青岛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就曾经强调，要做好广播电视的听众和观众工作，并对受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会议提出的方针和原则也成为国际传播受众工作在新时期的指导方针。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兼有国内国际传播业务的传媒机构，有些在原有的受众工作部门中加大了对国际受众调研的关注，还有的新组建了专门的受众工作机构。比如，1997年CCTV－4所在的中央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成立了观众联络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于2007年重新组建了听众工作处，受众研究在规模化、制度化、科学化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对于国际受众的了解和把握一直存在模糊和偏差之处。正如有学者所言：“国际受众的特性、心理状态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由领导揣摩出的……我们总是把我们自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做国际受众真正想了解的东西，一厢情愿或强行灌输，结果是，传播的效果极不理想，甚至在受众中产生了逆反心理，助长了受众对我国政府举办的媒体天然的不信任感。”显然国际传播受众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中亟待加强的一环。
新媒体时代，随着互联网等诸多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国际传播变得异常便捷，传统或新兴的国际传媒纷纷朝着由单一媒体向广播、电视、网络、移动通讯等多媒体融合的方向发展。受众类型变得多样化，包括听众、观众、网民等；一些新兴的国际传媒网站借助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便利，以各种新颖的形式加强与国际受众的联系，开展受众调研；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也纷纷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我国国际传播受众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二）现状分析
前已述及，受众研究不同于一般传播领域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这种鲜明的应用特征，一方面缘于大量研究由实际需求推动，并为实际工作所运用，另一方面也缘于不少研究主体来自实践第一线，研究取向和研究模式与实际工作联系紧密。这一特点在我国的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也比较明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开始实施新的国际传播战略，国际传播受众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呈现出如下特征：
1.调研主体从国际广播机构为主转向多种主体并存
我国的国际传播媒体包括中央与地方两级，中央级传媒主要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其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属于专门性的国际广播传媒，是我国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之一。其受众工作机构成立时间早，开展受众调研历史相对较长，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受众调研经验。换言之，过去我国国际传播的受众调研主要是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主体进行的。
随着我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和对国际受众与效果问题的关注日益加强，其他国际传媒机构如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等，也相继开展了一些受众调研工作。比如，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2001年对其海外观众收视状况进行调查；《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5月为改进报纸曾经对其读者进行问卷调查。
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对我国国际传播的受众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可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2001～2003年曾经对CCTV－9的受众进行调查。
总之，我国进行国际传播受众调研的主体已经不限于国际广播机构，还包括电视、报纸、通讯社和网站；由于调研所需要的人、财、物投入较大等原因，国际受众调研虽然仍由一些国际传媒机构唱主角，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教学科研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加入，包含了不少学术元素，可谓多重主体并存。
2.国际受众研究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主题逐渐丰富
近些年来，我国国际受众调研无论在数量和规模的扩大，还是在主题的丰富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这种进步，我们从《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中国新闻年鉴》所收录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篇目上可以略窥一斑。这两本年鉴，前者主要面向广播电视领域，后者则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和广播电视等全媒体领域。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0年，虽然在《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上始终没有出现单列的“国际传播”或“国际传播受众”统计项，而是穿插在其他栏目中，但是从2003年开始，在“受众调查/听众观众调查”项下出现了关于国际传播受众的调查或工作综述，每年1～3篇；2004～2007年还出现了较为正式的受众问卷调查。同样，在《中国新闻年鉴》中虽然也未单独列出“国际传播”和“国际传播受众”统计项，但是2007～2009年，在“受众调查”项下，每年都会出现一篇关于国际传播受众调研的文章。另外，两本年鉴中关于“国际传播”的篇目都在逐年增长。文献检索由中国传媒大学应用传播学受众研究方向2010级硕士生王丽完成，时间是2011年2月。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加大国际传播力度的同时，对国际传播受众研究的关注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具体来说，我国国际传媒的受众调研从过去以听众调研为主，发展为包括听众、观众、读者和网民的调研，调研主题的针对性和应用性都有所增强。比如，中央电视台2007年曾经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观众调查，选取5万户样本，以问卷形式了解观众的收视意愿；新华社“对外宣传有效性调研”课题组曾经就我国对外宣传报道的有效性问题展开调研和评价，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采用问卷调查形式，了解其海外读者的阅读行为和心理。
相对来看，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于国际传播受众的研究，调研性的比较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英语电视媒体国际影响力分析——以央视英语频道（CCTV-9）为个案》，以及一些青年学子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如《试论传播者的“失聪”对国际传播效果的影响——以央视西语频道在秘鲁的传播效果分析为例》。其他研究则主要从跨文化、对外传播或国际传播等视角出发，比较偏重理论性探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意识到了不同国家受众的差异问题，开始关注国外受众，并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此后，一些学者对不同国家的受众尤其是我国受众与其他国家的受众进行了比较，有研究者对中外受众的差异和国际受众心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还有一些比较中外受众的著作面世。随着对国际传播发展的重视，关于国际受众的研究开始散见于一些研究者的相关著作中，比如沈苏儒先生的《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关世杰教授的《跨文化交流学》、郭可教授的《当代对外传播》、程曼丽教授的《国际传播学教程》中均有章节从不同角度探讨国际传播受众问题。
3.联合多方力量，采取多种形式推进国际受众研究
国际受众研究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需要联合多方力量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目前，我国的国际受众研究，有的是传媒机构与国内相关机构合作，有的是与其他国家的传媒、学术组织、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机构联合；有的是自行调研，有的是采取委托调研的形式，有的是围绕同一主题各方分头调研，彼此交流共享信息；有些调查已经不再局限于国际受众调研，而是延伸至更广泛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