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源分析：来源复杂多样，官方与民间并重
路透社对中国新闻机构和中国政府机构的信息引用的最多，分别为67次和56次，占总数的20％和17％左右。引用的中国新闻机构信息绝大多数来自新华社，此外《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的信息也常被引用。被引用的中国官方机构涉及也较广泛，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疆人民医院办公室、中国外交部等机构及其发言人。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来自反华分子和组织的信息也达到了总数的10％左右，是除了中国新闻机构和中国官方机构外，被引用最多的信源。这其中包括以“美国维吾尔协会（Ui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世界维吾尔大会（World Uighur Congress）”、“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 Party）”为代表的反华组织或恐怖组织，以热比娅、迪里夏提、吾尔开希为代表的反华分子，以及未注明身份的“独立组织”［在报道中以独立团体（independent groups）、流亡的维吾尔族人（Uighurs in exile）、流亡团体（exile groups）等指代］。这些反华分子及组织的言论构成了少数民族“独立”及“不满”、事件因由和背景资料，以及民族冲突史料这三个主题的主要信源。此外，在关于政府反应及措施、少数民族与汉族冲突这两个主题中，其言论也占重要比例。与此同时，来自反华分子或组织的信息多呈现出明显的负面立场。
来自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无标明或自采、匿名或信源不清的信息比例相当，都在9％左右。这三类信源中，只有第一种有具体指向，而且引述的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信源略多于当地汉族居民信源。虽然这两种信源比例相差不大，但是综合考虑到在“7·5”事件中双方的伤亡损失情况，路透社在报道中对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信源仍表现出较强的偏好。一些样本中还出现诸如“当地居民（local residents）”、“许多维吾尔族人（many Uighurs）”、“几乎所有的维吾尔族人（Nearly all Uighurs）”、“分析师（analyst）”等不确定的信源来描述事件或进行分析评价，这些信源的有效性有待考察。
引述比例不到1％的信源有1个，是直接来自于动乱分子或抗议分子的信源，两次引用都是在2009年7月8日的报道中出现，分别来自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抗议分子。
其他几种信源中，“国际组织及机构”涉及欧盟、联合国高级人权组织、香港人权监察站、国际特赦组织等；“外国官方”涉及美国国务院、土耳其总理、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南非政府等；“外国机构专家学者”涉及化险咨询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等；“外国民间”涉及电影节组织者理查德·摩尔、一位在阿拉木图的维吾尔族代表等；“中国机构专家学者”涉及浙商证券分析师、香港科技大学教师、龙洲经讯常务董事等；“国内民间”涉及“一位蒙古族校长”等；“外国新闻机构”涉及土耳其媒体、日本电视台、泛阿拉伯的《生活报》等。
来自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信息引用有6次，包括新浪网、电脑之家、优酷网等，其中还有一个信源是发表在博客(truthreconciliation.blog.com)上的“多人声明”。虽然引述次数不多，但互联网信息作为直接信源出现在路透社的报道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危机事件在国际化传播中的途径多元性，以及国外媒体对国内互联网信息舆论环境的关注。
在被引用的338处信源中，有61处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偏向度。本文认为包含有消极意象词汇的偏向度为负面偏向，有54处；包含有积极意象词汇的偏向度为正面偏向，有7处。负面偏向度的词汇和描写多出现在对政府行为和措施的报道中，如在对政府逮捕犯罪嫌疑人进行报道时，多次引用当地维吾尔族居民称政府进行“胡乱扫射（indiscriminate sweeps）”，称维吾尔族居民被“动物般地对待（treat like animals）”；在事件发生的原因上，报道引述外国机构和反华组织的观点，普遍认为是由于“中央严格的统治导致最终爆发暴力行为（tight central rule and periodically erupt into violence）”；报道中还明显表现出对象的倾向性，多篇报道着重描述维吾尔族居民在冲突中受到的伤害，如维吾尔族受访者称“我看见士兵如何殴打每个维吾尔族人，我们看见他们如何将尸体装上卡车（I saw how soldiers beat up Uighurs，everyone.We saw how they loaded dead bodies onto trucks）”。但是对于在事件中伤亡和损失更大的汉族居民，在报道中极少以具体详细的案例进行描述。对于发生在7月5日的汉族伤亡事件多是以简洁的回顾性文字出现，很少有对近两百名汉族遇难者进行详细报道的文字，却以更多笔墨描写7月5日之后“愤怒的汉族”给维吾尔族居民带来的“威胁和恐慌”。在这样的报道比重下，汉族居民的受害者的角色被淡化，而维吾尔族居民“弱势群体受害者”的形象被强化。
这54处负面信源中，来自反华分子或组织的负面信源占33％，而由上文可以看到，这一信源又构成了报道信源的10％。报道多次引述热比娅等反华分子的话，称维族居民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称中国政府的维和行为是“血腥镇压（a bloody crackdown）”，并为暴乱分子辩解，称暴乱“和平地开始（started peacefully）”，称暴乱分子“不是中国政府所指责的暴力分子，他们不是暴徒或分裂分子（They were not violent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ccused.They were not rioters or separatists）”。并多次宣扬“独立”、“分裂”等言论。甚至对热比娅称“新疆一万维族人一夜失踪”这样的没有事实依据的臆测也进行了多篇报道。考虑到信源的比例和偏向度，来自反华分子和组织的信息构成了路透社对“7·5”事件报道的主要负面内容。
与54处负面信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面信源仅有7处。表现在当地汉族居民信源、外国机构专家学者信源、外国民间信源和外国官方信源中，当地汉族居民对政府措施的正面评价有3次［如“你能看到中国政府已采取了所有的额外措施（You can see all the extra measure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民间机构对事态影响的正面预估有1次［“一般来说对事情不会有很大的影响（not have a big impact on things generally）”］，外国官方或机构对中国政府行为的正面评价有2次，维族居民对汉族居民的正面评价有1次［“我们家一直有汉族的邻居，他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Our family always had Chinese neighbours.They are a peaceful people）”］。
这里的偏向度考察仅能反映报道中是否表现出明显的刻意偏向，并不能代表报道整体体现出的态度或立场。换句话说，即使是用较为客观的语言进行描述，但如果报道中呈现出的消极信息大量超过积极信息（如过度报道伤亡损失、群众冲突等信息，忽略具有积极意义的举措和进展），报道仍会给读者带来较为负面的感受。这种对于信息的把握可能来自于记者和媒体的主观选择，也可能来自于客观的新闻倾向性。下面即对报道中的信息内容进行分析。
2.信息内容分析：对政府措施报道最多，但有明显负面偏向
通过对报道中引述的338处信源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政府反应、政策和措施的信息数量最多，占30％左右；对事件进展表示关注的有61处，占18％；描述维族与汉族冲突的信息有44处，占13％。这三项构成了信息内容的60％左右，也构成了报道的主体内容。
事件的因由、少数民族“独立”或“表达不满”、事件影响分析、当地群众生活状况这四项内容的比例也都在8％左右。信息内容占比例较小的是事件预测分析（0.9％）、警民对峙（2.4％）和背景资料及民族冲突史料（2.7％）。
可以看到，路透社的报道内容着重于损毁、伤亡、冲突等消极信息。政府反应、政策和措施的内容虽然最多，但这部分内容的负面偏向度也最严重，因此虽然关于维和、稳定、重建等积极信息也有所涉及，其分量仍有限。
3.信源与信息内容分析：信源主导不同信息内容
通过对信源与信息内容的交互分析，可以看到路透社在报道特定主题时，对于信息来源的偏好。
在报道伤亡、损毁及暴乱进展情况和政府反应、政策及措施时，以来自于中国新闻机构和中国官方的信息为主；在报道当地群众生活状况时，以来自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信息为主；在报道少数民族“独立”或“不满”时，以反华分子或组织、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和外国民间的信息为主；在报道少数民族与汉族对峙及冲突时，以中国官方、当地汉族居民和匿名信息为主；在报道警民冲突时，以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信息为主；在报道事件因由时，以反华分子或组织的信息为主；在进行事件预测时，以外国专家的信息为主；在报道事件影响时，以中国新闻机构、中国官方和外国官方的信息为主。
4.信源及引用程度分析：多数被引信源以数据和话语形式呈现
根据对信源引述程度的不同，本文将信源引用程度分为五个等级：简单提及；引用数据或话语；引用，但表示信息有限；表示信息无法获得或无法验证；运用实例或案例。在这五类中，引用数据或话语和运用实例或案例这两种引用方式对信源的运用比较充分，对丰富报道内容的作用相对较大；简单提及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基本事实；引用，但表示信息有限的引用方式常出现在官方提供的信息中，有权威性但不充分；表示信息无法获得或无法验证，这一类引用或者仅提供线索，或者信息的准确性有待考证。因此，综合来讲引用数据、话语或运用案例的信源对报道更具意义。绝大多数信源正是采用了引用数据和话语的方式，这使报道更具可看性和可信性。
在对信源与引用程度的交互分析中，可以看到引自中国新闻机构和中国官方的信息使用得最充分，这与现实相符合。因为在“7·5”事件中，虽然外国媒体可以进行自采，但是更多的信息还要依赖于中国相关机构的提供。这同时也反映出，在危机的国际化传播中，危机所在国的政府及新闻机构拥有很好的优势协调危机信息的传播，在实际的危机传播管理中，这是应当被关注的地方。
此外，来自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信息也被充分利用，且多以话语的形式被引用，这使被引信源的形象更贴近读者，也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和信任信源。而反华分子或组织也看到了信源引用程度的重要性，在报道中，经常出现反华分子主动提供信息、发表议论的内容，甚至故意制造新闻点，吸引外媒的关注，以求占用更多的媒介传播渠道。
（三）关于第三方报道的分析
当危机事件向国际化传播趋势发展时，它所涉及的利益方也随之扩展，可能从一个地域扩展到另一个地域，也可能从一个行业扩展到另一个行业，甚至可能从区域问题发展为国际问题。“7·5”事件本身是我国的一个区域事件，但是随着事态发展，事件涉及的利益方不再仅仅是当地维汉居民及我国政府和组织机构，更多的国际力量也随之介入，甚至引发了相关联的其他事件。对路透社报道中涉及的第三方力量和关联事件进行分析，也显示了这一点。
1.第三方力量分析：涉及范围广，影响遍全球
路透社对“7·5”事件的报道总共涉及6种第三方力量，去除相同报道中的重复内容，在89篇报道中共出现了47次。
外国官方涉及的有美国、越南、南非、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中前五者涉及的利益领域主要仍是事件本身的进展，后两者因为与中国的地理接近性，还关注事件对其本国居民安全、旅游等的影响；外国机构主要是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相关报道是关于“中国抗议澳大利亚电影节展出关于热比娅的电影”；外国民间及非政府组织提及过一次，是关于哈萨克斯坦的维族居民进行抗议活动的报道；国际组织及机构涉及联合国高级人权组织、欧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关注领域为事件本身；境外反华势力是涉及最多的第三方力量，在报道中十分活跃，其中有反华组织首脑热比娅和其领导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以及反华组织“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在一些报道中还出现了达赖喇嘛；其他恐怖组织或势力主要指基地组织（Al Qaeda），在报道中出现了两次。通过这些报道，也可以看出危机事件向国际化演变的过程。
这些第三方力量在其涉及的领域纷纷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外国官方整体来说态度比较保守，如美国，一方面对动乱分子表示谴责，另一方面又为热比娅等反华分子提供支持，但总体来说，外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温和；反而外国机构大多表现出对中国政府举措的怀疑和对“少数民族受压迫”言论的支持，和其态度相似的还有外国民间及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主要表现出中立的、协调的、观察的态度，呼吁中国政府“采取合适的解决途径”，同时表示出介入事件调查的意向；境外反华势力表现出与中国政府、汉族群众明确的对立态度，包括发表一些过激言论，热比娅还曾宣称“新疆有一万人一夜之间失踪”，将矛头直指中国政府；关于其他恐怖组织和势力的描述较少，信源引用也很有限，内容主要是担忧反华势力与恐怖组织相串通，策划更多的冲突事件。
总的来说，路透社对“7·5”事件的报道涉及了多种第三方力量，体现了区域危机事件向国际危机事件转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从报道中也可以看到国际危机事件不仅会给本国带来严重的损失，还会更多地涉及区域间、国家间关系的博弈，这为国际危机传播的管理和调控带来更大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