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报道也是通过语言进行理解的过程，可以看做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行为。一切解释都要使用语言，理解只有在解释性的语言中才能实现。哈贝马斯认为语言问题在解释学中占据中心位置，“交往行为与其他人类行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惟有交往行为把语言作为直接理解的媒体。
他说，目的行为只是把语言作为许多媒体中的一种，通过这种媒体，各为取得自己成就的发言者相互发生影响，使对方构成或发表符合自己利益的愿望的意见或意图；规范调节行为首先把语言作为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一致意见的媒体，这种媒体只是再现一切其他进一步的理解活动；……”在哈贝马斯看来，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建立人际关系功能的语言行为的意义，即“最基本的交往行为”的意义。对其进行语言分析的目的，是达致“理解”，以作为使“行为同步化的一种机制”。
国际新闻报道中的多种形式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语言交往行为也理应有一种实践理性的价值趋向，追求共识，这就是国际新闻报道的主旨。
二、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解释困境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人们很容易在一些关键点上产生理解的分歧，这样就不可能达到彼此之间的认同，造成解释的困境。国内一本文摘型杂志刊登了这样一则幽默：一位广告设计者，为一种饮料设计了一份很有创意的广告，它由三幅图画自左向右依次排列，第一幅显示一个人在沙漠里行走，已经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第二幅图则是要推广的产品；而第三幅画面显示这个人喝完饮料后又变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但不幸的是，设计者却被广告公司解雇了，原来该广告要投放的地区是阿拉伯人居住区，而阿拉伯人的阅读习惯是从右向左的！这样这种饮料岂不是起了反作用？这个故事揭示了文化的相对性及其经解释所带来的困境。只要有国际传播就无法完全避免这种解释的困境。
这个故事传达了一种表象的事实，但在这个事实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存在着解释的客观性要求与解释者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解释困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根据“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无论是哪种解读，在解读过程中，解释者的主观性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网民在接受网络传播的过程中的逆反心理更加普遍，这将导致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完全反向的理解。我国历来重视国际新闻报道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并曾多次进行报道策略和方式上的调整，但是目前的现状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以至于目前的网络国际新闻报道仍然在“自说自话”。我们经常强调要了解不同国家的受众特点和文化习俗，并且在理论上也加以践行，但在实际运作中，我们似乎又完全脱离了对国外受众特点的具体分析，所以常常迷失方向。如果想在未来引领世界舆论，就必须认真探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传播规律。
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是人们亘古追求的目标。根据海德格尔提出的前理解概念，解释者在理解过程中要不断地考察他在前结构内的预期意义，从而发现这些前结构是否基于事物本身。但在无穷的倒退过程中，也就是在解释的循环中，解释者又是如何发现哪种解释是基于事物本身呢？例如，我们将自己的文字所表现的文化和传统用媒介传送给国外，外国人总是希望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但是在文字转述过程中有些东西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外国人来理解一种陌生的事物，就很难获得文化的真相了。因此，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生活，希望在生活中切身感受中国的文化传统。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不可能彻底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外国的理解者本来是有他们的文化立场的，他们在原来的国度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不受到其主体结构的影响而完全地理解中国呢？文化都有相对性，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了他理解的视角，而这种视角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就是任何一位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解释者都可能会存在的主观性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解一个新事物时不可能完全摒弃前见。或者按照伽达默尔的视域观点，理解者与他的理解对象都有各自的视域，即人的前判断，是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域，而去对这文本进行理解的人，具有他自己的视域，二者的视域是有各种差距的，这种由于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无法消除的。同时，伽达默尔还指出，理解就是相互了解直到取得相互一致，但要达到“意见一致”，则意味着对意义的理解具有“同一性”或“主观际性”。而哈贝马斯指出，个人间总是“以主观性为基础，来确认相互间的一致”。这些因素都阻碍了解释过程中对客观性的获取。
其次，国际新闻报道要达到解释的真实性与正确性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它有时受到权威与传统的干扰。发达国家由于其在经济和技术上具有强势，媒体业也非常成熟，有着全世界最顶尖的通讯社、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络，这直接造成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新闻霸权，任何事件的解释都在强势一端，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已经获取并保持了它们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同时也是文化载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约瑟夫·波特曾说，“让一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那就意味着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统统受到限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实与正确地认识世界变得不那么容易。
伽达默尔就对启蒙运动中所谓理性与权威的对立提出质疑，认为权威的本质不是抛弃理性，而是相反，承认理性。他说：“‘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当权威具有积极意义时，它其实可以推动我们的理解进程。比如在国际新闻报道过程中，我们间接获得的对于异族文化的理解，就是基于权威与传统，它使得我们不必每件事都试图去追本溯源。福柯将话语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看做权力作用的结果，他声称，“理性的”话语正是由于在话语斗争中取得优势，掌握了权力，才能成为“知识”和“科学”，自封为“真实”和“正确”的。于是，在他那里，真实性和正确性不再依赖于行动者和判断者的能力或资质，而是反过来，取决于是否掌握了权力。但是假如有一个片面的判断，我们仅因为它的权威性而去承认它，就会导致错误的理解和解释。朱熹付平生精力于《大学》一书，但之后注释《大学》者有数百家，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人言人殊。最后刘宗周无奈地说：“读书至晚年，不能释然于《大学》。”这简直是一场解释的灾难，这种解释的困境不是伽达默尔的“视域的融合”方法可以解决的，其最后的出路，不再是解释的问题，而是要打倒经典文本的权威。而对权威的否定正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重要体现，才有可能使得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更加以人为本。
再次，国际新闻报道都力图获得沟通与共识，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新闻都有其自身的地方性特征。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但整体的世界要想得到持续性的共存，就必须寻求共识，多元与共识是一个矛盾，欲从多元之中揭示出共识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这是解释出现困境的又一个原因。“我们决不可能直接地体验另一个人的视野，——这一点是肯定的：对别人视野的了解，我们虽能够获得，但是我们只有通过别人的描述。这种描述证明，别人也看到了我们看到的东西，但是对看到的东西的定义不是来源于视野自身，而是语言，即来源于视域之外，在于描述的符号标记。”但在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必须努力地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要求国际新闻报道的解释主体能够“同情”对方的文化，从对方所传递的信息中解读人类共同的利益需求，从而为建构一个和谐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优势，都有对世界的共存所可能作出的贡献。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广泛接触和了解其他文化的机会，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对人类的共存有意义的因素，共同塑造一个全球和谐的局面。比如我们中国文化中就有许多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的合理因素，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追求和谐，而这些于当代世界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和平问题是相当有益的。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因而会自然认可中国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在中国国际新闻报道中加强对这些精神的报道与传输会有利于人们更加合理地了解中国，而不是妖魔化中国。这种解释思路对一个和谐的全球局面的维系也是相当重要的。国际新闻报道有很多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解他者的途径，世界上的各国人民，都应该通过这些途径积极主动地去进行沟通和理解，这可能就是国际新闻报道中进行解释学思考的最大价值。
如果国际上的信息根本无法为使用者所理解，那么就需要进行国际信息的本土化，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国际化”。另一方面，本土信息的国际化是获取国际注意力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在世界范围赢得理解、信任、合作和支持的前提。
解释的困境在根本上植根于解释主体的内在结构之中，为了形成一个彼此沟通且拥有共识的氛围，解释者必须相互尊重，使自己的内在结构逐步地合理化，这是每一个国际新闻报道者和解释者都要做出的努力。
三、国际新闻报道中解释的出路
国际新闻报道不是一个单纯的了解对方信息、知识和文化的过程，而是为了通过报道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这是解释学的目的论价值。然而沟通和理解不仅需要深刻地把握对方的知识和文化，而且自己还要有一种良好的态度，这种态度必须是真诚的，能够切实地了解对方并与对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实现沟通的价值。一个全球化的共存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个是现实的条件，这是指人类当今社会如果不去谋求和谐的发展之路，就不可能实现共存，这就决定了人类被迫要去寻求共识。另一个是主观的条件，即人类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构建共识的社会，而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必须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参加主体，以其真诚性作为谋求和谐世界的主观进路。为此需要参与国际新闻报道的主体都能够积极主动地寻求共识、避免冲突，在新闻报道与传播活动中贯彻真诚的态度。
首先，解释的客观性要求与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只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久了，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解读得多了，自然就会对中国有更多、更全面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就自然地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国际新闻报道是个多元交融、寻求共识的领域，它并不要求报道者完全客观地认识对方文化的本来面目，但它要求尊重对方的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寻求基本的共识。解释学由于背景的存在不主张解释的客观性，甚至在有些解释学家看来，解释中的误读恰是构成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因。我们对于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解读和西方对于古希腊的解读，其实都不是要解释出一种客观性。如果真是那样，恐怕是对文化发展的阻碍，而不是促进。这才是国际新闻报道中解释学的使命，它不局限于对国际新闻报道信息的文字化理解和知识性解读，而是一种有意义的构建活动。它通过对所传递的信息的创造性解读，努力追寻一种和谐的秩序。就像伽达默尔所指出的，有时解释者可能比原作者有更好的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的理解。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和媒体通过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等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历练，已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国际新闻报道能力，能够向国外受众提供及时、客观、真实的报道，为国际信息的解读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