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如果能在我这个位置上，能够像我这样努力，肯定能比我做得还好。这绝对不是谦虚之言。
我是在1969年参加工作的，16岁。
整个70年代我与体育电视没有一点关系。但是那个时期的经历形成了我后来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对于我再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至深。
和现在的人们不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比较简单，思维和管理方式也相对比较一致。50年代出生的人们，凡是比较成功的，几乎都有这么几个特点：理想，真心地认为自己要对社会而不仅仅是对自己做出贡献；坚韧，相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重诺，不会轻易答应什么，答应了的就一定做到；当过兵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守时。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合适的时间抓住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被分配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单位，加上电视奇迹般的发展和我的努力，促成了我后来的成功。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如果能在我这个位置上，能够像我这样努力，肯定能比我做得还好。这绝对不是谦虚之言。
我唯一可以大言不惭的是我真的很努力。可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原因，也可能是八年军旅的教育，我的责任感很强。在我开始做电视的那个时代，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不高，买一台彩色电视机要积攒一年甚至几年。买来以后放在家里，每天晚上主要的时间就是盯着它了。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面对着的是几亿双眼睛，我们的产品和其他人的不一样。你有什么资格去糊弄老百姓？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他生前的最大消遣就是看电视，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不少亲友都是这样。如果说不相识的观众离你还远些，那么你能够不对自己的亲人负责吗？所以我喜欢这个职业，我努力去做得最好。我认为电视是一个值得为它献身的事业。
老家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从1969年当兵开始，我走过国内的许多地方；从1989年主管体育部以来，我又到过国外的很多城市。我的理解是：经历多了，人的思维也会保持一些现代和传统的轨迹。
我的祖籍是距离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省无极县，我第一次出北京的旅程就是回老家。
提起河北省无极县，许多在我这个岁数的人大概记得90年代初的那部电视专题片《无极之路》，记得那里边的县委书记刘日。我不认识这个人，但从节目中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式的“七品”官吏。在节目播出之后不久，虽然他没有回家种红薯，但却也不再是无极县的父母官了，或许是那名害了他，不过在好几年之中，无极县的不少百姓还在念叨他在位时的一些事情。
我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印象。
第二次是1967年，那时候的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不像今天这样巨大，起码在我自己的家里是这样。父母二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过120多元，养活着两个老人和三个孩子，没有任何一件可以称得上奢侈品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我家的情景应该属于中等水平，一般人家都是如此，所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除了治安好之外，大概还因为没什么好偷的。
1967年的春节前，父亲由于本单位的“运动”无暇管教我这个已经14岁的“准成人”，因此让我的一个到北京“串联”的堂哥把我领回了老家。那时反正没有条件养成今天的习惯，不在乎不能每天洗澡，不能每天换衬衣，要在露天厕所里蹲着拉屎。我就很愉快地搭乘着为串联学生开的火车回了老家。而且因为“少年不知愁滋味”，过得非常愉快，以至一个多月后北京要开学，爸爸连发了三封电报我才启程回来。
下了火车，又乘汽车，还得步行30里地才能到达我的老家西宋村。那可真是第一次长途跋涉，长的我觉得仿佛没有尽头。堂哥比我才大两岁，当然不能背着我走。当走到中途一个姨家还是舅舅家时，只记得累得说不出话，直到一碗挂面下肚才觉得活了过来。
大概由于这碗挂面，老家在我脑子里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吃。挂面是我的第一餐，比北京的黑得多，是村里的人自己晒的(从那时起我知道挂面和粉条是在太阳底下晒出来的)，由于风沙的影响，老家的黑挂面还有些牙碜。酱油在老家是奢侈品，大多数家庭没有那玩意儿，但香油和鸡蛋是土产。我就任凭牙齿嘎吱嘎吱地响着，吞下了放了三个鸡蛋，一小勺香油的一碗挂面。第二天在大伯家吃饺子，老家的人一年吃不上几顿饺子，父母这两直系里边只有我们家进了城，因此是贵客，所以我的堂兄妹也跟着我打牙祭。但是他们与我吃的不一样。我吃的是白面包肉馅的，他们吃的是棒子面包白菜疙瘩馅的。
第一口下去我差一点吐出来，虽然当时在北京吃肉也不多，但没尝过这种味道的。一问才知道老家一年只杀两次猪，一次在中秋节八月十五，另一次在春节前。我回去的时候距离春节还有二十来天，春节的猪还在圈里养着，伯母从井里取出中秋时存放的肉来款待我。为什么从井里拿肉？农村里没有冰箱(城市里的大多数家庭那时也没有)，中秋节杀的猪舍不得吃，拿根绳子把肉放到深井里距水面三四十公分的地方，利用井水的温度来保存生猪肉。虽然不至于腐烂，但在井里吊上半年再吃的肉你说会是什么味道？但那时我已经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不愿伤伯母的心，所以我抢着吃棒子面的，堂兄妹们还以为我懂事。
印象最深的是老家的年夜饭，不像现在北京的年三十，老家的乡亲喜欢每人手里托着一个大碗，里面是各家的吃食，大都是用煮过肉的水蒸出来的淀粉冻(我们老家人叫它为“样肉”，意思大概是“样子像肉”)，加上生白菜，用“腊八醋”(泡了蒜的醋)拌一拌，然后就开始了各家的串门。人们用这种方法把整个村子闹得热腾腾的，人们也忘却了各自家中餐桌上的匮乏。
我始终认为1967年在老家过的那个春节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春节。我和几个堂兄躲在热炕头上偷抽7分钱一包的“红缨枪”，搞得满嘴都是烟丝。我们还在夜里跑到新婚夫妇的洞房外“听墙根”，里面的人早知道一帮半大不小的孩子蹲在窗户外面，任我们在外面闹翻了天也没有一点动静。我们从厕所的墙外边刮下那层白硝，再加上些黑炭做爆竹，但响的没几个。
农村的这些人们，当我懂事以后知道其实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在年复一年的劳作后只有春节的这几天是他们可以尽情娱乐的日子，所以一切虽然简单，贫困却欢乐、祥和。他们的要求并不高，过年有只猪可杀足矣。他们知道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吗？
那一个多月的生活为我的今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迹，记得在1990年亚运会之前的动员会上，我对全体同事讲责任：我们的工作面对的是中国的几亿双眼睛，有什么理由来糊弄这些观众？当时我脑子中浮现出的就是1967年时在老家的所见所闻。
第三次回老家时可以说是衣锦还乡。爸爸早就想带我这个当时在中国已经有了点儿名气的儿子回故里炫耀一番，无奈我这个儿子总是腾不出时间，直到1995年的国庆节。在那之前的一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欠了父亲许多，所以当他提出回老家看看时我一口就答应了，倒令我父亲感到奇怪。谁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尽孝道。
从老家回来以后再去卡拉OK的时候，我只点一首《弯弯的月亮》。并不是觉得自己唱得好，我只是被里边的一句歌词感动了：只为那儿时的村庄，还唱着往日的歌谣。我的故乡和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最大的改变是土坯房变成了砖房，但整个住宅里的家产按照北京当时的标准，全加起来也卖不出200元人民币。而我那些堂表兄弟姐妹还是那么知足，那种神态我在第二次回老家时就深有体会了，而且始终伴随着我的记忆。
从北京开车到无极才用了三个小时，但是我的感觉却像倒退了二十年。坐在村子里的土炕上，端着盛满了白酒的花边粗碗，啃着刚出锅的玉米棒子，城里人听起来似乎很舒坦。但是看着桌子上北京人70年代初吃的带色儿的粉肠，看着糊着过期报纸的四壁，看着我的堂兄妹们知足的笑容，我无论如何再也感受不到儿时感受到的那种欢快。电视机倒是在每个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过最好的是14寸彩色，有几家还是黑白的。只有住在县城里的大哥生活好，他那里有一台21寸的彩色电视机和一排大瓦房。在村里的时候我打开电视机，想知道家里人可以看到多少节目。我发现这些农民们在距离北京3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只能收到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连河北省台的播出都是模模糊糊，更不要说我担任“道长”的体育频道了。但他们没有什么怨言，或许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当年已经有了八套节目，或许他们本来就没觉得那些属于他们。
北京距离国际大都市的标准已经不是太远，北京人的生活虽然距离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也不再是天壤之别，我见过一些中国人在国外的消费令国外人都瞠目结舌，以至一些国外调查机构将中国划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还需要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这一点只要到农村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始终忘不掉家乡亲人的生活，所以我愿意尽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些事情，所以我看重自己从事的这份为了百姓的职业。尽管他们可能看不到。
当兵
能够成为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主任缘于一系列的巧合，首先要归功于我的父亲。直到今天我还是常常想：若不是爸爸坚持，如今我指不定在干什么呢。
1969年的4月份，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发了一个通知：中国民航要在本校招收义务工，愿意参加者可以报名。义务工这个名词许多人都没有听过。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民航在1968年连续出现了几起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中央决定加强民航建设，从1969年开始按照部队的程序招收义务兵。但是考虑到国际上的规则，招收的这些“兵”虽然一切按照部队的要求和待遇，却除了特殊情况外不允许佩戴领章帽徽，而且名字叫做“义务工”。
我并没有怎么理会这则通知，虽然当时不少当权者的子弟已经看到了当兵这条路，但是由于我本来没有门路，所以也就没有这个想法。而且和我一起玩儿的几个高年级学生半年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知是真心话还是形势所迫，他们的来信中满是浪漫的情怀和乐观的描述。我和其他几个要好的同学被他们的形容深深吸引，早已说好待7月份毕业就结伴前往黑龙江。
然而爸爸知道了那个通知，极力主张我去报名。尽管不乐意，但由于我从小就听话，还是去报了名。同伴们都埋怨我，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和我要好的同学们聚在一起，他们又对我口诛笔伐，简直就像批斗会。我实在顶不住了，直觉得自己背叛了大家，于是决定：明天一早就告诉老师我改主意了，撤回报名表。谁知第二天还没等我开口，老师却先找到我：“马国力，你明天下午去参加体检。”从此一路顺风，4月22日就坐上了开往山西长治的火车，只好对不起这些好同学了。
就这样，我穿着一身草绿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当了八年“义务工”，但我总认为是真正在当兵，因为那真是兵的生活。
什么是兵的生活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为他人服务，大多数当过兵的人都不自私，与军人的教育是很有关系的，不知现在的军人是否也还是这样。
我记得在新兵连的时候遇到武斗的红卫兵把机枪架在我们的车头前，而在敞篷卡车上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往后退，反倒争着往前挤；
我记得16岁的时候就硬抗着二百斤一袋的水泥往火车上装，非要和民工比个高低；
我记得给菜地施肥的时候粪车的出口堵住了，毫不犹豫地把胳膊伸进出粪口；
我还记得大夏天的夜晚在跑道上站岗，热胀冷缩的原理使得飞机燃油桶嘭嘭直响，把自己吓得够呛，但第二天还是抢着值晚班。
我被分配到山西省长治市中国民航第二飞行总队冲测中队，这个部队的任务有些特殊，主要是航空摄影，为民用和军用地图测绘提供第一手资料。我是质量检查员，所有拍回来的照片要经我签字才算合格。我们的机组去过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从拉萨到西宁的青藏铁路最早的地形照片的合格证是我签发的；我还在两千分之一的大比例照片上看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惨状，记得从空中看下去楼房剩下的是四壁，桥梁变成了锯齿状。从这八年的经历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上大学晚了点，但我并不认为是被耽误了。
那八年里我最大的收获有三点：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开阔了眼界；自学了部分高中和大学的课程，丰富了知识；通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原著和其他一些国外书籍，舒展了心胸。
1970年下半年在西藏的贡嘎机场驻扎，当地没有暖气，也没有其他取暖设备，由于空气稀薄，夜晚与白天的温差很大，没有任务的时候宁可待在外面晒太阳，晒得回家时我妈妈第一眼竟然没认出我来。不少观众知道我的脸不那么光滑，原因就是那时候晒得脸脱皮、起包，不像今天有国内外的各种防晒油、青春膏来保护。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手挤，结果挤得再也下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