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时机路径步骤：当下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考察
3.2.2.1威权主义的东亚经验
必须肯定的是，目前政府的新权威施政理念取得了相当成就，至少在表层的经济增长数据上是这样。而经济勃兴在带给国民现实利益的同时，也会掩盖和麻痹颠覆远景利益的危机。制度经济学在学理上完成的论证表明：制度的变迁过程，受初始制度条件和规模报酬递增因素制约。在初始制度条件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作用下，制度变迁会沿着某一路径不断自我强化。这一结论多次被不同领域的历史所证明。比如历史上对待新闻的宣传功能从适度到过度的利用上，并且目前依然延续、强化其他的一些管理传统，都可以运用此理论框架得到一定解释。
还是回到东亚威权国家个案解剖中。按照这个观点，在巨大经济成就的陶醉下，东亚国家的领导人醉心于找到了这样一条后发国家迅速发展的道路并不断地强化之，而忽略了威权主义和东亚模式自身存在的严重的隐患，最终导致政治危机和在一定程度上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模式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政府动员机制造成了经济集团化与垄断。其次，集权政体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第三，集权政体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完善，引发严重的政治性腐败。所以，东亚模式中表现出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的双误现象，充分说明了集权政体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弊端。从长远来讲，集权政体既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不利于政治稳定。
更有学者指出，威权主义和东亚模式在急功近利地追求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的前提或借口下，给了部分行业、部分群体相当程度的“特权”，这也就意味着需要牺牲一些人或群体的利益。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在国民整体复兴的前提下，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在伦理上是否正义。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如果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已经大大超过了这部分人在心理上预备的底线，那么这种行为必然是非正义的。而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似乎更明显，被牺牲掉的那部分人和地区如今与拥有“特权”者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了资源的严重不平衡流动，以及歧视、不公正、腐败、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的发生。基于中国是个国情非常复杂的大国这一理由，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又因为是“国情非常复杂的大国”，所以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反而加重了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难度。而这样付出的代价，在未来的偿付要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在东部地区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总之，现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进行，这已经是社会各阶层的共识。而改革往哪里去，这个问题的存在和思考并非自现在始，观念更不一致。与对民主概念的回顾一样，如果不了解当代中国政改的历史脉络，就不可能对未来政改的大概方向有总体把握，就更谈不上新闻改革的新功能和权责界定。同时，这样的回顾，也能纵向反映出当代的社会思潮，它对于新闻功能扩张的深远影响，我们在第一章的历史溯源中已有分析，这将有助于对当代新闻改革的思考提供更深的背景，也能了解现在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声更远的声源来自何方，它所能带来的社会变迁究竟会在哪个领域得到最根本的体现。
关于政改，从权力高层来看，对于政治制度暴露出的弊端，群体性的逼视至少可以追溯到“文革”刚结束时期。即使在上层，也发出了含蓄的感慨：“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1978年，邓小平要求“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一系列高层的理论“务虚会”，涉及到对“文革”的定性、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价、批判个人崇拜、反皇权主义问题、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人治与法治问题、建党原则和体制问题、思想禁区问题、以言获罪问题、民主问题等等。讨论的深度前所未有，如果能延续下去并能顺利启动，也许现在政改的积弊就不会如此棘手。
历史容不得假设。同时期更具震撼力的民间政改思考，不期然延续了建国初期的历史循环，政改的可能再次终结。如果不是像鸵鸟式地回顾各国社会发展史，并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和民间思潮往往各行其道，尤其在身处变局时两者的分离更为明显。简单地概括，民间的思想解放大体上可分为两派：
一派的社会理想比较温和，主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史上的学术流派应受到尊重，也尊重中共的历史贡献，认为其社会作用应通过法制程序重新确认；民主的实施宜循序渐进、由下而上；主张兑现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加强对各级政权的监督机制；经济上实行多元化等。另一派的社会理想比较激进，主张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保障人权、经济私有化等。这两者既有区别，又相契合，形成了那一时期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
3.2.2.2“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民间政改之辩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社会说服力，也因为此前的过于乌托邦而继续降低，开始寻求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世俗化转向。因此，以经济发展赢得执政合法性的新权威主义成为政府的应时之选。同时，经历了国内、国际的诸多变故之后，民间对政改的思考也渐趋冷静、理性，但探讨的热情并未冷却。其中，完全始自民间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活动，其论争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罕见。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六大问题展开：
其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其二是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其三是关于中国国情；其四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其五是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六是中国的现代化。对于其中的任意一条，双方几乎都引经据典、援证古今，穷尽了各自的理论资源。当然，还有一个民间的中间派别也在快速滋长，他们秉承20世纪80年代新权威主义传统，为政府的行为提供理论解释和政治说服力，这里不再赘述。
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更多地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法治社会，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消除社会问题的唯一良药。而“新左派”则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但对于“民主”这一子论题，双方并无取舍的分歧，都赞同需要加速民主进程。不同在于，自由主义认为应该采纳间接民主，而新左派认为只有实施直接民主，才能避免选举和决策为少数人控制，从而更能反映利益分化集团要求。
直接民主确实很能满足人们的美好向往，但自由主义者的反击认为，直接民主许诺的是全体人民的自主统治，但是在实践中，它又采取多数表决制，而每次表决都产生意见被否决的少数派。换句话说，直接民主许诺的是所有人的统治，实行起来的却只是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意志和统治与多数人的意志和统治并不相等。所以，所谓的直接民主，并不是人民作主，而充其量只是多数人作主。另外，在实践操作上，直接民主也被证伪。刨除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等技术因素，还不得不承认民主的素质要求。以选举为例，它被认为是民主的手段。但现代的民主绝对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希腊式民主——大小官员，都要由人民选举；事无巨细，都要由人民参与决定。实际上，现代民主包含着很多精英成分。在思考政治制度、宪政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到领导、精英和大众三重因素在政治制度中的混合与均衡，而精英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剔除幻象后会发现，好的政治实质上是程序正义下的精英政治，了解这一点，对于澄清新闻民主参与功能的一些误区非常重要，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详细讨论。当然，精英政治还需要文官制度的配合，比如英国在18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最终完善的那样，建立起一套独立的，按照科层制的原则，由上到下晋升的稳定文官制度。文官不以政党的进退为转移，不管哪个党执政，文官队伍都是稳定的，保证政策的执行和继承。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间接民主能够克服直接民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它依托市场社会，维护个人自由，比直接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它的程序化制度是一种纠错机制，因此能够防止多数暴政的发生。自由主义者由于反对直接民主赞成间接民主，因此他们的政治改革主张就是建立一个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实现，关键在于法治的落实。法治的落实首先要求有一部合乎宪政精神的宪法。在宪政之下，宪法正是根据体现基本人权的政治理想而制定的，它要求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民选的立法机关也不例外。它要求政治权力的产生是基于公民的自愿的同意，要求一切公共事务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处理。
对于政治学领域庞杂的理论纷争，或许我们很难从学理角度上作出足够的分析后得到自己信服的判断。并且，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的思想流派又出现了新的、更加复杂的分化、变异、组合，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以上简单的“两派”作身份标签。但好在还有历史经验可供我们思考时借鉴。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转型教训为例，尽管德中两国内外背景不同，但各国历史进程充满着差异性也充满着普遍性。因此德国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新的研究表明：必须完成由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法治权威的社会转型。在一个农业民族转向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有新权威主义的民族是幸运的，它能在维持社会的稳定秩序的前提下，集中国家力量培育工业经济和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新权威主义的集权和官僚系统难以驾驭好自己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和社会矛盾。唯有民主制度能容纳多元化的政治诉求，唯有法治能将多元政治诉求的冲突约束在秩序和程序的范围之内。只有往前走，国内推进民主法治，国外和平外交，这样才有出路，不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
因此，通过比较，我们在必须要求所有政改的举措都应严守社会公正的原则性底线的基础上，谨慎地赞同自由主义者的政改理念。这将作为我们以后对于新闻民主参与功能探讨的基本价值取向。
3.2.2.3政改时机：“即行”与“缓行”
在确定政改的方向之后，政改的步骤设计课题随之而来。目前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行论和缓行论。双方对民主宪政体制是中国政改的最终目标并无分歧，但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即行论认为急需政治体制的改革来根治社会弊端。因此，必须尽快启动自下而上的全社会民主化进程，反对首先将民主权利局限在上层，反对排斥民众的参与；缓行论则认为当今社会已经积蓄了大量矛盾，这就像地上已经铺满干柴火药，启动政改等于点燃导火索，自以为只是释放出部分被压抑能量的举措，其结果是引发整座火山的喷发。因此应该继续通过经济增长、社会保障等多种手段，从侧面缓解积压的矛盾能量。
暂且搁置论争。从历史上看，和平过渡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往往都是由少数人倡导并进行的，或者是由少数人享有（例如古希腊的城邦），最后才推及到全体民众。而在推及的过程中，充满了热情的宣讲和倡导，乃至整个国家的民众信服于这种普遍的正义制度。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从市民社会到民主国家，即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发育中内生出民主自治形式，并在市民社会力量的扩大的基础上，人们按照内生的民主规则建立国家。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甚至是几个世纪，这当然与目前中国激烈的社会大转型和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无法合拍。
中国的政治制度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决定了无法单纯通过培育公民社会最终达到民主这样的途径进行，也决定了无法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单纯依靠从城市或中层民众中间开展民主实践以解决现有问题。因此，我们赞同缓行论者提出的现行方案，即先启动有限的民主改革——党内民主。
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中国政改的未来之路：以渐进的方式，从切实推动党内民主入手。而我们要做的则是：遵循这个时间表和任务栏，而不是自言自语或人云亦云，开始研究新闻民主参与功能的准备和规范。
需要说明的是，即将讨论的新闻民主参与功能，着力于立足当代、着眼未来的规则设想，而不是依据现实条件去做预测性分析。我们已经在第一章新闻功能的扩张史中已经作了成功的必要条件分析，本节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改（虽然没有再次单独分析经济因素，但政改的分析背景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对当今经济基础变革的关照）、民间思潮、意识形态也做了总览，而决策者的制度安排，我们不做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