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方面，广电媒体在工作流程上都规范得巨细靡遗，对分工的规定较为详细，对于时间限制之规定也较为具体。比如超级电视台专门有一本手册规范每日新闻标准、作业流程及工作任务，将编采人员及制作人员作业的工作项目、时间与参与人员都精细说明；对记者采访之摄影、录音或传送设备有所着墨，如要求记者随身携带相机、注意是否以V8拍摄到画面等；对电视新闻的声音图像的配合、影像剪辑均有所规定。比较英、美、日等国以及我国香港等地的类似文件，可以发现这些节目管理上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是每个媒体在各国或当地的广播电视节目标准之外都制定有自己的标准；二是这些标准是公开的，接受公众投诉或政府监督；三是内容涉及采访、编辑、制作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以及各类节目的处理原则，内容详尽，操作性强。采编人员可以随时查阅。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部分国内电视台也有各自的制作规范。比如强制性地规定所有摄像用三角架、强调报道事件过程、大量采集和运用现场同期声等等。我们发现，对制作过程规范比较严格的节目和栏目往往新闻制作质量较高，而且风格比较明显。目前欠缺的是将这些单个、零散的做法进行系统的整理，形成条例。事实上，这种按表操作的工作设计不但具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功能，更隐含着专业化的规训，潜移默化地推动新闻工作者将条文内化成新闻专业能力。而且，从管理的角度，《编采手册》的功能还不仅是“工具书籍”，也成为评估从业人员的表现是否到位、制作的产品是否符合新闻组织风格理念的必备参考原则。
当然，《手册》对新闻自主和从业者创造力的负面影响也是争议很大的话题，学者也注意到由于新闻生产的弹性变动以及从业者的“文人”性格，这些制度也常常不起作用。但对于解决目前由于从业人员整体的新闻理念、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而导致的新闻品质问题，这仍然是个对症的良方。况且，对当下广电机构不断涌入的年轻新进者而言，比起传统的言传身教，《手册》无疑能更迅速地让他们进入状态，减少时间、经济的无效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广电新闻生产中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建议，其中或许有许多因缺乏管理实践导致的不足之处。但我们坚信，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构筑信息资源最大共享、最快沟通、最强竞争力的生产组织，和人文气息浓厚的学习型组织，始终是广电新闻在未来生产中的管理核心，也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第八章】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的体制重构
市场逻辑与政治控制日渐成为宰制新闻报道的主导力量。如何突破这两者的过度干预，一直是传媒研究的热门课题。
目前全球广播电视体制存在三大主流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完全商业化运作体制、以西欧为代表的公共体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化运作体制。但每一种模式都遇到了各自的问题：商业化运营在给新闻生产带来了压力和活力的同时，完全市场取向也忽略了媒体社会责任；公共体制从经费上保证了媒体的社会效益优先，又却因缺乏压力和激励而效率不足；国有有限商业体制解放了新闻生产力的同时，也出现了利用国家垄断资源进行寻租的新闻腐败。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在体制上更加均衡的经费模式？本章将对此进行探索。
8.1西方广播电视体制的变革趋向与现实困境
公共体制与商业体制作为全球广播电视的两种主流体制模式，既具有各自优越性，也难以回避其优越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它们为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提供了来自两个向度的鲜活案例。
每一种新生事物的诞生总是建立在对前行者继承、整合、重组和再生的基础之上。在公共与商业、政府与市场、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效率等等看似对立矛盾的概念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并从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第三条道路”，这不仅是对“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的秉承，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力图构建的“和谐”理念契合。
8.1.1公共体制：全球性式微
对于广播电视体制，一度让人无比推崇的是西欧的公共体制。
公共广播的核心理念，根植于“对公众启蒙的思想，以及造就一个公共场所，以便社会政治生活在其中平等展开的观点”，倡导在保持民主、多元化，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公共服务广播的作用是提供一个揭示和解决社会对抗的空间，发掘寻求共识的新的可能性，而不是将‘一致’强加于人。”
那么在这一公共理想的指引之下，广播电视公共体制的核心特点又表征为什么？在英国广播研究所1985年发行的一份小册子中，公共服务广播的主要原则被归纳如下：
1、普及（地理特点）；
2、广泛需求（普遍兴趣）；
3、对少数群体的特殊关照；
4、对民族和社区认同感作贡献；
5、与既得利益保持距离；
6、直接和普遍付费（不通过广告中介）；
7、就节目质量（“好”、“坏”）竞争，而非观众人数（“多”、“少”）竞争；
8、对节目创作者的方针是鼓励创造，而非限制创造。
当然，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面具体国情的不同，对上述公共理想的坚守与实践，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区域也有所差异与侧重。在欧洲，公共广播电视更多的是与“公共领域”的运动紧密关联。欧盟视听政策一贯主张，媒介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和社会福利是紧密联系的，媒介能够也的确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塑造多元、实践言论自由、形成观点和意见。在阿姆斯特丹议定书中，关于公共广播的条款也强调，“各成员国的公共广播系统直接地满足着各自的民主、文化和社会需求。”他们认为，公共广播电视在教育大众、提高大众智识、提供全面详尽的信息，也许最终形成整个欧洲的公共领域方面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8.1.1.1BBC：营造公共领域
BBC一向被认为世界公共广播的最佳典范，其稳固后盾来自于1927年BBC与英国皇室签订并延续至今的《皇家宪章》。每隔10年，BBC管理层必须向监管部门述职，以便赢得新的《宪章》。《宪章》规定，BBC是特许经营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机构，属于国家所有，政府只是受托提名管理人员，不能干涉具体日常报道工作。当政府与BBC发生冲突时，国会有权干涉，以维护《宪章》所规定BBC的公营原则。同时，作为公共广播机构，BBC禁止播放任何商业广告和付费节目，其经费来源主要是观众交纳的电视机执照费。
《皇家宪章》一方面在法律上高度保障了BBC作为媒介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法定收视费制度又确保BBC在经济上免受商业利益直接左右，实现编辑把关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这样就为BBC营造了一个排除政权干涉和商业逻辑侵蚀的纯粹生存空间，使之得以用公共利益作为惟一指针，执着于一贯“客观、公正、全面”的原则，打造成这一全球最具公信力的媒体，进而被奉为全球公共广播的圭臬。
到了新世纪，公共广播电视在面临内外环境双重变革的挤压的同时，也更突显出其在新的社会格局与传媒生态中的独特价值与魅力。
就外部环境而言，经济全球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征候，新闻传媒也由此受到市场化狂潮的强烈冲击，以经济利益为唯一取向的商业广播电视开始迅速崛起。此时，公共广播电视的弥足珍贵之处正在于，它首先是一个公共产品，消费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外。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只有公共广播电视“将社会议事日程置于市场议事日程之前”。其扮演的“公共领域”角色之所以备受社会远见之士的高度认同与赞誉，正在于它为各种不同立场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平等、自由、多元的“公共空间”，力图建立足以将市民社会凝聚起来的共识，进而揭示和缓解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对抗、冲突等等不和谐现象。
内部环境而言，数字技术革命正在引发整个广播电视媒介格局的重新洗牌。令人困惑的是，技术革新在给广播电视带来更多发展可能性的同时，也一并带来了收视、收听权利上的不平等，诸如付费广播电视的出现。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如失业者、老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等，注定没有多余的能力来支付昂贵的收视收听费。而在信息时代，无法接触到社会主流信息所带来的“信息落差”，以及由此引发的“马太效应”，将使这些弱势群体逐渐被边缘化而变得更加的窘迫，从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教授曾指出：
在欧洲，公共服务的思想能够让人相信是为了所有人的，公共垄断不服从商业赢利的标准，这就可能存在一个不直接从事生产性活动，能够逃避赢利逻辑，在资本增值边缘的部门。在这种主要被当作政治和文化制度因素的电视体制的评价中，我们的电视达到社会共识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短期剩余价值。电视机器是一种意义的生产者而不是价值的生产者。
如果说欧洲广播电视的公共理想实践，更多地侧重于塑造整个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从而带上更多地政治意味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些多族裔的区域和国家，广播电视公共理想的实践，则更多地着力于保护和传承本国文化传统，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文化的协调发展的努力。在这方面，加拿大公共广播电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8.1.1.2CBC：保护多元文化
加拿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国家，移民占全国人口的99%。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的“二元文化主义政策”，还是70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如何协调好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影响加拿大政治生活的焦点。加拿大的另一个特殊国情在于，近在咫尺的邻国即是从20世纪迅速崛起的美国。对于其文化霸权给全球文化传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处于美国一墙之隔的加拿大，比远在欧洲的其他西方国家更有深刻体会，也更具发言权。而且美加两国在政治体制、人口成分、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相似性，再加上加拿大幅员辽阔等等客观因素，如何保持加拿大文化的独立、完整与纯正，增强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以及不同族裔间的文化共享，也是加拿大历任政府最为棘手的挑战。
基于上述国情，加拿大政府于1971年彻底放弃一贯的“同化政策”，采用了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成为西方第一个宣布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官方政策的国家。而在这一政策体系中，覆盖全国的加拿大公共广播电视机构CBC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
公共广播电视在加拿大多元主义文化政策里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方面可以从1991年加拿大《广播法》对CBC的定位可以看出：
既为普通受众，又为特殊受众提供信息、娱乐和智慧……为整个国家的共有意识和身份认同做出贡献……提供具备“压倒数量和清晰特征”的加拿大节目……反映加拿大地区与文化的多样性，包括向其他部分的人民展现每个地区……为发展加拿大的人才和文化作贡献……通过加拿大人的眼睛、耳朵、头脑和想象力，反映加拿大的人民生活和社会变迁。
同时也不难从CBC总裁Rabinovitch对CBC所寄予的厚望得到印证。
如果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还想继续拥有国家的感觉，必须拓宽思维，坚持行动的本地化，维持加拿大人之根，否则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将会消失，加拿大广播公司则是这个国家最后的联接者之一，是发展加拿大文化，讲述加拿大人自己故事的关键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