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营养不良的根系：晚清以来脆弱的自由经济体系
从经济背景看，晚清以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没有不从属于农业部门，或者不与农业密切相关的。而随后缓慢的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并非来自于当时经济制度本身，而是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风暴摧毁儒家帝国后政治混合体的副产品。在1895年以前，中国的工业企业非常少，绝大多数为外资企业，约为103家，且因不合清律而分布在租界内。1895年后，华资企业才有缓慢增加。及至1903～1904年清成立商部，颁布《公司法》后，华资企业才有限度地获得发展，并渐渐以私人资本为主。到1913年，有约549家使用机器的民间或官商合办的制造业、采矿业企业。这数量可怜的工业企业，说明近代新闻初生时的经济基础仅在沿海通商口岸处，相当于欧洲工业革命技术出现初期，这当然与西方新闻功能扩张时的经济背景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由于当时的中央政府不能提供工业发展相应的商业、法律、教育环境，近代企业的发展不可能繁荣。而且，当时的中国在国内贸易、对外贸易的商业体系上，也和自由经济所需的市场体制相距甚远。在国内贸易方面，由于运输费用昂贵，大约3/4的贸易量是在农村集镇的小市场完成的，当然不是近代的“市场经济”。至于刚刚开始接触世界贸易体系的对外贸易方面，其幼稚更不待言。
如此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失去了在西方曾至关重要、拥有强大力量的资产阶级支持，而只能是悲壮的书生意气，埋下了中国新闻功能扩张类似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历史伏笔。
总的说来，在中国近代新闻产生的19世纪下半期，传统经济开始了一些缓慢、很小规模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可能奢望如同日本明治时期，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因为经济制度没有根本改组；也不能沿着已有的传统路径有更大的发展，因为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当时国内技术水平的发展极限。就是这样一个病入膏肓的经济体系，又怎能为中国的新闻功能扩张提供足够坚实的内生基础。事实上，此后中国新闻业的演进脉络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营养不良的根系。
然而，被一些学者称为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还是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时期在上海首先出现了。以1901～1911年期间的上海为例，单单先后出版的日报就不止30种，且以议论时政，参与变革为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资本民营、馆政和用人分离的民间报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作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维新中心之一，通商口岸得一时的风气之先，加之郑观应、梁启超等人的秉笔呐喊，借助学校、报纸、学会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以《时务报》为起点，《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为主力，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中心在上海登上历史舞台。
此时，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尽管和西方公共领域同样具有公共性、公共利益、批判性的形态共性，但支撑其基础的并不是自由经济充分发展带来的市民社会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民社会的问题，其主要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种：（1）罗威廉（William T.Rowe）通过对晚清汉口地区商人的区别于“祖籍认同”（Native Idendity）的“本地认同”（Locational Idendity）而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研究、冉玫铄（Mary B.Rankin）通过晚清浙江的公共领域的精英能动主义的分析以及斯特朗（David Strand）通过对民国时期北京种种作为参与政治的新领域的“非国家活动”的研究等等，而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市民社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存在；（2）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学者则认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并没有出现上述论者所认为的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3）另一些学者，如黄宗智（Philip C.C.Huang）则认为，在解释中国清末明初的历史时，无论从国家还是从社会角度都会遇到困难，因此他主张从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即他所谓的“第三域”来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是清末的内外交困，以及民族主义的激励，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带来的文人“清议”传统。而后者的“勤王”心理，又使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报人集团，始终无法彻底接受与政治中心决裂，从根本上完成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的思想转变。但尽管如此，清末政府在临近崩溃时期颁布的《大清报律》，作为中国第一部关于新闻的成文法，还是标示着新闻功能扩张取得相当程度的进步。
限于篇幅，对于晚清的新闻功能扩张实践不作更为细致的阶段性梳理，以及较为全面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关联因素分析。但稍加回顾，不难得出这样的总体判断：新闻监督权力、参与民主的功能扩张，其必要动力并非自由经济一种，外敌入侵导致的生存危机，以及连带而生的民间思潮也能激发新闻功能的扩张。当然，中国近现代新闻业之所以呈现出历史的面貌，还和其他因素有关：外文报纸的示范效应；中国儒家文人论政的悠久传统；民族资本的有限兴起；第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等等。然而，数千年封建专制思想遗留未加彻底清算；统治集团倾其全力维护既得利益，以及当时知识分子在作为整体形象出现时对西方制度、思潮既接纳又抵触的矛盾心理，以及至关重要的自由经济发展不足导致的社会实体支持不足，使得中国近现代新闻功能扩张在与权力中心的对抗中，面目在轮廓渐渐清晰的同时，又常常出现模糊、变形的一面，这一点在随后的民国时期更为明显。
2.1.2羸弱的主干：外部压力主导下新闻功能的扩张
作为政权更迭前的社会主流思潮准备，是于1905～1907年在梁启超的《民报》和《新民报》上通过论战的形式完成的，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败于孙中山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派。这不仅暗示了4年后的国体转向，同时也孵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自1898年的改良派向1919年为高潮的科学民主派裂变。这些对提供论战战场的新闻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彻底接纳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报人逐渐走向前台，中国新闻自由主义实践揭开序幕。
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地考察旧中国新闻史会发现，处在专制与激进夹缝之中，新闻的监督权力和民主参与功能以地位更加独立、态度更加鲜明的形象出现。自严复、王韬肇始，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黄远生、史量才、张季鸾、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与邓季惺、徐铸成、储安平这一长串名字的背后，尽管有着所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产生过求助于“开明专制”和政治强人的行为，但他们命运跌宕的历史实践，证明了新闻功能的扩张始终是应时而动、符合力量及其后的利益平衡。而新闻的自由主义传统自诞生后，就始终未曾从新闻功能扩张中真正、完全的谢幕过。自“五四”后自由主义达到高潮后，延至新中国建国后“反右”斗争，到“六四”动乱，直至对于今天理解一些新闻改革话语后的论证资源，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并且，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无需讳言的改革主张，必将参与当代新闻改革的角力过程。而其背后的历史成因，以及主张的“国家中心”、渐进主义改革，都将为参与当代新闻改革的知识分子提供反刍后的养料。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时期的新闻功能实践状况，终于衍生出我们今天不得不进行新闻改革结果的直系血缘联系。
就外部动力而言，民国时期的新闻功能张扬的受迫力更甚于晚清，投身于西方世界的日本，将中国逼入亡国灭种的绝境。相对而言，作为主要支撑内力之一的经济力量，也是只有量上些许的变化，而无质上的飞跃。按照杨小凯的说法，在将民国经济分为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年）、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8～1938年）、抗战和国共内战（1938～1949年）时期这四个阶段后的分析表明，由于国家机会主义、缺乏宪政道德带来的制度不配套、霍布斯丛林式的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导致的发展中断等等因素禁锢，使得史学家们基本同意：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还是显著下降。具体到工业方面，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商业和金融方面，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但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这使自由经济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和商业道德规范根本不可能存在。而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及其行事特征。
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作为新闻监督权力和民主参与功能的响应者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聚集在社会中层、握有财富的阶层，他们会在新闻功能扩张的进程中用资本的力量投票。这种非暴力的经济抵制行动有利于产生市民阶层和政治中心的适度张力，在国家机器强势以及社会达成稳定共识时更具效率。总的看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是以官僚与商人部分融合的“绅商”群体开始出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有过一段黄金时期。这段时期也是新闻功能实现较为顺畅的时期。但1927年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主义的复辟，代之而起的官僚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作为可能成为市民阶层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参与上始终是有限和被动的，他们不能把立足于商业与技术、自由竞争和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部，当然也就不能为新闻的功能扩张提供平整的力量基础。
有历史学者概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症结所在：当被专制政府取消主动权后，民族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由牺牲者在向同谋者转化，这一幕也曾见于同样具有专制传统的近代日本，而新闻在两项功能表现上实质是异曲同工。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
一个巨大的农业国的经济和技术起飞必然会有其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国家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中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这一历史场景，与被有些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行政吸纳”，颇有相似之处，因而对目前新闻功能的扩张有着值得深思的参考价值。
事实上，对新闻功能要求扩张的阶级基础，在民国初年远非民主资产阶级一方，只不过是同样的要求下各自最终的指向并不相同。从折射出的社会思潮来看，国门洞开时涌入的社会思潮可谓形形色色，其庞杂程度，使得历史上无数次地出现，即使是同一个人，在很短的时期内也常常因为改变国运的迫切忽而左奔，忽而右突。如果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种主流思潮作为不完全概括的话，可以发现，在以蒋氏政权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打压下，后两者或是出于自有的信念，或是出于斗争的策略，在对新闻功能的扩张要求上，有过共同的主干。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的一支被切断，而另一支呈现出后来历史的样子。
2.1.3畸形的生长：外力消失后宣传功能的一支独大
表面上看来，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因为由于缺乏宪政保障，专制政府以“训政”为名实施迫害，造成报纸的日益党派化，新闻功能的扩张也无法体制化，失去了公众舆论本来应有的公正、客观和公共性质，最终刚刚兴起就急遽衰落。实际上，作为营造公共领域的主力，自由主义者自身已经存在夭折的短板：自身力量不足，1935年的统计表明，每万人中大学生为0.88人，位于参与对比的26个国家之末，落后于第25位的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万人中3人），而作为接受西方人文价值传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更少；作为响应者的阶级力量，寄希望由民族资产者构成的市民阶层远未形成，进而缺乏可依赖的独立经济地位；脱离普通大众，在全社会急切期待强势政府出现，以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不适宜时机里，提出了不易被接受的吁求。从这些制约因素中可以借鉴构建现代公共舆论需要的一些必要条件。
尽管作为党派斗争的形态出现，社会思潮的另一主流——社会主义思潮也在向专制政府争取更多的新闻功能表现空间。作为行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专制政府下为新闻功能的扩张作了同样卓越的努力。我们将当时中国共产党相关的主要言论摘录如下：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