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我们寄出的这封信，《克利夫兰新闻报》在48小时内收到来自6位专卖药生产商的电报，电报声明取消上千美元的广告业务，这造成药品行业煽情性事件的剧减。仅仅一份报纸就在广告方面损失18，000美元。先生们，你碰到某人的腰包时，你也就触及到他安身立命之本。这个法则同样适用于报纸主编及药品零售商，它适用于整个商业领域。
药商这番话反映出在他们眼中，报纸主编也是商人，报纸也属于商业领域，因此，商业领域的逻辑在报纸那里也会畅行无阻：“你碰到某人的腰包时，你也就触及到他安身立命之本，这个法则同样适用于报纸主编…”。这种肆意的嘲讽不仅仅会让有尊严的报人不高兴，对于以社会生活代言人自诩，期待自己可以与医生、律师平起平坐的报纸来说，这种看法将极大地消解其作为专业组织的权威性与合理性。
1911年，欧文在他的连载于《柯里尔》杂志的15篇文章中追溯了报纸广告的发展，他认为，美国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衰退与腐败的原因不在于广告商，而是在于贪婪的报纸出版商，因为正是他们让其产品纳入了商业轨道。欧文为广告“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美国新闻事业探求真理的道路”而忧心忡忡。他指出，更有甚者，到了20世纪，广告商们再也不必费力去控制报刊内容，因为他们的报社执行部门的盟友会按照他们的思路工作。在一个报纸胆怯软弱的地区，广告商常常要求拥有每一样特权，甚至包括政策支配权（阿特休尔，1989：7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多部揭露报纸统治者——“报阀”的作品，厄普顿·辛克莱即在其名为《无耻收买》（Brass Check）(1919年)的书中，辛辣嘲讽一家胆小怕事、被营业部门和广告商控制的报社。
政治经济力量对媒体的侵蚀使得人们质疑媒体是否具有独立的地位。早在19世纪末期，《民族》（Nation）周报就对有些同行将新闻业视为一种专业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新闻业由于过于商业化而无法成为一种专业（Mott，1962：489）。杰出报人普利策曾宣称《世界报》不需要朋友（巴格迪坎，1986：55），在他看来，一份独立的报纸不应与任何势力结盟。但是，媒体向政治经济势力的妥协已使得某些有识之士对媒体能否保持独立深感忧虑。对于媒体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担忧与质疑直接关系到媒体在美国社会中承担角色的合法性。独立的媒体通过采集报道事实，而使理性的读者更易发现真相，通过培养知情的受众使其参与到民主生活中去，媒体因此而享有新闻自由。但是失去了独立地位的媒体能否做到像其宣称的那样客观？人们对此充满怀疑，他们不再相信事实（fact）即真相（truth）（李普曼，1919，转引自Schudson，1978：151）：
……人们失去对周围现实的掌控，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骚乱和宣传的牺牲品。只有在一个受众被剥夺了接触信息渠道的社会里，江湖骗子、侵略分子和恐怖分子才会肆虐横行。当所有的消息都是二手消息，所有的证词都不确定时，人们不是对真相而只是对观点有所反应，人们行动的世界不再是真实的，而只是由报道、谣言和揣测所构成的虚拟环境。思维的整个基础不再是事实而是人们宣称的事实。
报纸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却脆弱得难以实现人民主权论的全部义务，难以自发地提供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天生的真实，李普曼不免嗟叹道：“我们误解了新闻的有限性和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自己的忍耐力、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各方面的竞争”（李普曼，1989：239）。报纸不能履行对民主政治应尽之义务，这是对媒体专业性的致命打击。在美国，民主政治与新闻自由互为前提，民主政治是新闻自由存在的制度保障，而它又依赖于公众自由而公开的讨论。如果说，自由形成公众合意是民主社会正常运作的必要前提，那么，为了令这种合意具有意义，公众必须充分地通过一个不受政府或其他任何力量控制的新闻界来获知信息。客观性原则正是致力于使媒体不带偏见地向“市场”提供可以据以形成“意见”的新闻报道等各种材料(李良荣，2002：147)。杰斐逊简洁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如果新闻界是自由的，而且人人有阅读能力，那么一切便是安全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使这种体制具有了可行性。新闻界承担起了向公众公布它认为重要的议题之责任，这样公众便能自由而公开地进行讨论。文化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希说：“新闻界的工作就是鼓励辩论”（转引自Mencher，2003，634）。民主政治与媒介的命运休戚相关，对二者任何一方的质疑都会动摇对方的根基。1919年，李普曼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撰文（此文即是后来被重印的《自由与新闻》）称：“西方民主现在的危机也就是新闻业的危机”，他质问道：在一个“民意任由私人企业塑造的世界里，民主体制能够存活吗”（李普曼，1919，转引自Schudson，1978：151）？
(二）客观性理念成为报纸的职业意识形态
不仅媒介的独立性受到质疑，由于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使得对民主政治的绝望也在美国社会中普遍蔓延。这种怀疑与迷茫从一战结束之后即已开始，历史学家亨利·梅认为20世纪20年代可视为美国文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文化都较为统一，而20世纪20年代却是一个“共同价值和信仰被独立和彼此冲突的信仰所取代的”时代，是“消解”和“分裂”的时代（May，1956：425－426）。理性主义的沦丧首先使公众是否具备理性的能力受到质疑，哲学家庞德认为每个人都不过是受荷尔蒙驱使的生物（Pound，1929：368，转引自Schudson，1978：126－127），这一观点取代了理性主义的信仰，公众因而被定义为非理性、旁观者和消费者。而客观性理念的基本假设是有个真相，或者若干真相，记者的任务去收集它们，然后传输给读者（Hawpe，1984，转引自彭家发，1994：67）。现在读者的理性受到怀疑，这一真相是否会被他们接受和理解就值得怀疑。不仅如此，新闻工作者对所谓的事实和天真的经验主义也产生了怀疑（Schudson，1978：141），就是说，这个真相是否存在也值得怀疑，这直接构成对客观性理念的威胁。古德温认为客观性理念的基础信念是“真相紧随在事实之内”，而他认为这正是客观新闻无可挽救的缺失，因为事实可以蒙蔽真理（Goodwin，1974，转引自彭家发，1994：74）。
在这个“为民主政治写墓志铭”（Frankfurter，1930：146，转引自Schudson，1978：125）成为潮流的时代，内忧外患的客观性理念亦是四面楚歌，看起来，信息模式也是凶多吉少。20世纪初的信息模式，是相信知识不需要语境可以自明（或者提供想当然的语境），相信新闻可以像镜子一样地反映现实。然而，20世纪20年代以降，美国的社会现实粉碎了这一信仰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势力不断增强，美国政府对于国内经济大萧条的应对疲软无力。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态势似乎超出了美国人的理解范围。著名揭丑记者雷·贝克尔（Ray Barker）悲观宣称，他已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他在1936年称自己唯一肯定的是无力解决世界的问题，甚至理解也存在困难，所有的事情都太复杂（转引自Schudson，1978：126）。
但是，偏偏就在这种绝望之中却生出了一种希望。戳破了民主政治虚幻泡沫的李普曼，因时时出现的虚无感而心生不安，于是他艰难地使用意志与这种虚无抗争，期待理智征服情感，“研究谬误，不仅为了有效的预防，而且能成为引导我们去研究真理的一种激励。由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脑子里所存在的主观主义，我们才对客观的方法产生了一种不能不有的热情”（李普曼，1989：270）。1920年8月4日，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茨出版了一份备有文件证明的调查报告，题为《对新闻的检验》，这份作为出版的《新共和》附录的报告举例说明了美联社和《纽约时报》自1917年到1920年间对俄国事件报道的失实。针对此事，李普曼和梅尔茨的结论是“越是怀疑人们观察结果的可信性，越是要尽可能地坚持客观。如果我们想到现代社会多么依赖新闻的时候，人性的弱点就不应成为人们自我原谅和道歉的借口，而是要时时警醒自己的理由”（转引自Schudson，1978：154）。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也抱有这样的心态，一如舒德森指出的，客观的新闻理想正是源于无法扭转的信心丧失。而新闻工作者之所以愿意相信客观，很大程度上是在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的一种出路（Schudson，1978：158－159）。
新闻工作者开始执著地维护客观性，报人们宣称“我们不否认运动需要斗士，进步源于天才的倡导。但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正反两面的报道，此乃新闻事业职责之所在，不是有立场地参与，而是客观地观察”（Schudson，1978：157）。曾任美联社总经理达25年之久的肯特·库珀即十分推崇客观性法则，他将其称之为“真实而公平的新闻报道”，库珀还大胆宣称客观性新闻“作为一种至善至新的道德观念，发展于美国，奉献于世界”（阿特休尔，1989：152）。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联社总经理韦斯·加拉格尔在一篇纪念库珀的文章中盛赞客观性法则，认为记者完全可以和医生、律师平起平坐。阿特休尔将客观性理念喻为新闻工作者确保职业权威性与专业性的圣杯之物，记者如果缺了它，身份就会贬低，其职业也会遭受灭顶之灾（阿特休尔，1989：152）：
批评家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无人能够做到客观性，然而记者职业并不比一名法官或一名医生的职业更容易出错。他可以像法官那样使自己的情感服从于职业的需要，或像治疗病的医生、代理委托人的律师那样去行事。
也就是在这种意义层面上，客观理念具有舒德森所谓的道德哲学的意味（Schudson，1978：8），客观成为记者对自己报道行为的一种道德承诺——他愿意规范自己的行为来实践客观。客观性理念就是这样的复杂，与其说它源于天真的经验主义和相信事实，还不如说它是针对怀疑主义的一种反应；它并非一种直线式的推演而是对民主市场文化的辨证的反拨，它不是对信仰事实的最终表达而是在一个甚至连事实也无法信任的世界里找寻一种肯定的方法（Schudson，1978：122）。客观性理念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因对其的否定与反对而强化了存在的理由，信息模式因此也坚韧得总是驳而不倒，它仍是当今新闻报道的基本形式，在新闻写作领域仍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