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上，笔者比较认同费孝通先生晚年关于文化“场域”的一个概念：文化没有界限，但有中心和扩散的范围，远离中心的可以称为边际。边际是不能用界限来划定的。两个文化中心可以向同一地域扩散，所以常出现互相重叠的边际。这种受到不同文化波及的人，可以称作“边际人”，是文化接触中出现的现象。边界是地域上用来划分两个不同单位的界限，在界限两边分属于不同的单位，一过界就属于另一个单位。边际和边界不同，边际是对中心而言的。从一个中心向四周扩张出来的影响，离中心越远，受到的影响就越小，呈一种波浪形状。这相当于力学里“场”的概念。
每个同时接触到本国文化产品和外国文化产品的人都可以说是“边际人”。当本国文化中心的势能不如外国文化中心的势能高的时候，外国文化产品的扩散可能就要更自如一些。所以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外国文化产品的竞争，我们不应该把眼光局限在“是交流，还是入侵”这样的视野上，因为这样的视野只能给我们带来“是否要堵住它们”的答案，而实际上如何发展本国的文化产品，让自己的文化中心的势能更高一些，让自己的文化场域扩散得更远一些，这或许才应该是更长远的视角。
议题5：“禁播令”会有好的执行效果吗？
人们对于“禁播令”执行效果的疑虑并不是无中生有和杞人忧天的。类似“禁播令”的荧屏配额政策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曾颁布，其效果也并不总是令人欣喜的。韩国的电影荧屏配额政策取得了成功，受到全世界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其严格的内容管制制度取消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荧屏配额政策并没有使韩国的本土电影走出困境。一些国家试图采用荧屏配额政策，甚至限制播出时数直至其本国的节目足够填满这些时段，但是一些学者指出，大部分的国家为了顺应观众的需求，最终只得进口更多的电视节目，因为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相关的设备、人才或是财力能制作足够的节目来满足他们本身的需求。
在中国实施“禁播令”等荧屏配额政策，可以说有两个主要的不利因素，制约了其发挥良好的作用。
第一是中国的知识产权维护力度与动画产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环境还有较大距离。在前面媒体背景的部分已经阐述过了，中国关于动漫作品下载、播放的网站很多，其中绝大部分是盗版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即使国家在电视上全面禁播了外国动画片，观众还是可以通过网络等其他渠道观看到这些外国动画片，国产动画的受众群体不因荧屏配额政策的实施而有实质性增加，“禁播令”等政策反倒有可能成为把青年、成年观众全面推向网络等新媒体的“罪魁祸首”，其结果是让这些受众难以再受到播出政策的调控。这是当今的媒体环境与20世纪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结果。以前一些国家颁布关于电影、电视的荧屏配额政策，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是因为那时候电影、电视是观众获取信息和娱乐的主要媒体，但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电视上颁布荧屏配额政策是否会有效就很难说了。它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把电视观众推到网络上，而这个状况在中国可以说正在发生着。
第二是中国目前依然保留着比较严格的内容管制制度。如果是荧屏配额政策单独发挥作用，那么它将可能产生很多适合市场要求的作品以弥补市场之需；可如果荧屏配额政策是和严格的内容管制制度共同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它将可能产生很多符合审查要求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往往是受众单一的、同质性较强的、不太符合市场需要的。换句话说，很多动画公司已经不是在为观众做片子，而是为了得到一些政府补助，在为政府审查机关做片子。这些片子的质量低劣，成为了大量的配额次品。事实上，荧屏配额政策和内容管制政策共同作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已经被证明不能够激发前者最大的正面效果。那么如何应对荧屏配额政策所可能带来的配额次品问题呢？我们看到意大利也设立了专门的配额委员会进行审片工作，但是该委员会是行业性的，其主要任务是淘汰那些质量低劣的作品，而不是对其内容有过多的取舍。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与过于严格的内容审查这两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动画产业的荧屏配额政策不仅难以发挥其正面的效果，还可能将其负面的影响不断扩大。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荧屏配额政策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政府某些政策在目标一致性方面出现矛盾——比如有些政策是为了扩大内需、拉动市场，而有些政策又是限制市场发挥作用，以及政府对某些关键政策的执行力度又不够大——比如保护知识产权等等，这是今天我们对“禁播令”等荧屏配额政策执行效果存疑的主要原因。
议题6：广电总局是否有权剥夺观众看外国动画片
的权利？在引述这个议题的民间意见时，笔者只引用了几位反对“禁播令”的网友的看法，因为支持“禁播令”的“正方”网友往往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太多的陈述，在他们眼里，政府有权管理播出机构和播出内容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反方”却对政府有权管理播出机构和有权剥夺观众看外国动画片的权利两者之间做了切割。
从理论上讲，只要存在政府公权力和个人私权力之间的矛盾，这样的争论就会出现，而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避免。规避政治动荡的一个战略就是将交易的框架搭在绝大多数的大众利益之上，因此一项政策很可能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换取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产生广泛认同的。诚然，政府有管理播出机构和播出内容以及站在发展国产动画的大局上实施“禁播令”等荧屏配额政策的权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观众也有黄金时间在电视上收看优秀的外国动画片的权利——哪怕只是少数观众有这样的需求，这里很难讲谁对谁错。是否能够要求私权被迫就让于公权，这不是本书能够探讨清楚的问题。
这里引发人们思考的其实不仅仅是广电总局是否有权剥夺观众看外国动画片权利的问题，而且是政府到底应当在引导和鼓励我国动画产业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的问题。在议题5中所出现的一方面刺激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又管制产品内容的矛盾的核心，是对动画在中国的发展究竟应该定位为公益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或者说在嘴里讲的和切实做的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是文化产业，就要让市场做裁判，要加大维护市场秩序的政策力度，减少针对作品的政策限制。如果把中国动画比作一架火箭，那么政策就是助推器，市场则是定位装置。市场显示火箭应打到3000千米的高空，助推器就应帮助火箭到达那个高度；市场显示要再升高1000千米，助推器就应继续推动火箭上升1000千米。这是政府服务功能的表现。可是，政策决不能成为定位装置，也就是说，明明火箭应打到3000千米的高空，政策却直接定位到6000千米的高空去了，虽然花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多燃料，可是结果呢，那里人迹罕至，根本不是市场所在。
中国动画在过去很长时间同其他文艺种类一样，是公益事业。一方面，它的资金是政府投入的；另一方面，它的内容要接受政府审批。这时候，政府的权与责是对应的。它有审批文艺作品的权利；同时，它必须负责提供文艺事业的资金。
近几年，我们提出要发展动画产业，似乎是要把动画当成产业来对待，可中国动画现在既不是想象中的文化产业，也不是原来的公益事业，而是呈现出一种“公益产业”的形态。它的骨架是产业的，但魂魄还是公益的。在这种形态中，动画还要接受政府的审批，但是动画的资金政府却不负责了——或者说只是象征性地给予一些奖励政策。这时候，政府的权与责就不再对等了。与公益事业时期相比，政府卸了责，让企业靠市场谋利生存；但是政府却没有放权，作品的内容还得接受审批。笔者相信，这种状态是一种不平衡的中间状态，它迟早要么回到原先的公益事业去，要么前进到真正的文化产业去。我们希望政府把权、责对应起来，要么继续审批内容，并完全肩负起企业的资金需要，要么让公司靠市场谋利，但同时也要把审批权交给市场。
通过分析荧屏配额政策所延续和引发的争论，我们发现人们关于“禁播令”等荧屏配额政策态度的不同是源于立场的不同。本书希望能将这些不同的观点表达出来，给读者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以便使持不同意见的人可以互相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从而带来某种理解以及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从这些讨论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以“禁播令”为代表的荧屏配额政策必须经过某些改变，或者对与之相配合的其他动画产业政策进行改进，才能使其发挥出最大的效力。荧屏配额政策需要从对国产动画数量的刺激，转变为对其质量的刺激；需要从对购片市场的刺激，转变为对收视市场的刺激。其实，当国产动画的质量逐渐提高时，关于荧屏配额政策的争论和疑虑就会逐渐消失，反之如果国产动画的质量无法切实得到提高，关于荧屏配额政策的争论和疑虑就会越来越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