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传播的结构和进程已深深植入广泛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进程中。谁会说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对谁说？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并且被决定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起来研究。
——[英]尼古拉斯.加汉姆
第一节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政治、社会变迁同步共振
一、制度耦合性决定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同步演化
制度演化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中单项制度或制度系统的演化首先与它的初始状态有关，其次与单项制度之间或制度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有关。它的演化规律通常是“具有强耦合关系的制度子系统会整体共时突变，具有弱耦合关系的制度子系统可能会整体共时突变，也可能按照最优次序整体历时渐变。具有层次关系的各项制度会逐步顺向扩展或者逆向扩展，具有独立关系的各项制度子系统的演化会遵循时序无关性原则，随机演化。”显然，在任何一个国家，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都具有较强的耦合性，尤其是媒介制度系统中的宏观管理制度（媒介体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
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一般说来，媒介制度是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宪政国家，媒介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在非宪政国家，媒介制度尤其是媒介的宏观管理制度往往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一部分，媒介制度受到政治制度安排的制约，某种程度上，媒介制度变迁与政治制度变迁是亦步亦趋的。Keane等人关于媒体与政治的研究表明：“在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基础上，便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建构亦会导致媒介体制的建立，并影响媒介表现，因此，不同政制（regime）下的媒体和国家互动关系便会有所不同。”施拉姆所讲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实际上是与四种政治体制相对应的。不同政治体制构成了媒介制度的最大约束条件，它设定了媒介的角色、活动范围及其功能。有学者指出：“威权主义下的报业体制，媒介从属于国家机器，其主要的任务在于宣扬国策、阐扬政令。共产主义的报业体制中，媒介则是扮演煽动者、组织者、宣传者、教育者的角色。而自由报业的思想却认为，媒介除了需要扮演着告知信息角色外，媒介面对国家时，更需要采取监督，甚至对立的态度”。麦奎尔也说：“媒介和政治密不可分。首先，每个国家都有经过政治体系协商而成的法律、管理与政策，这些制度对媒介的管理通过不同的途径渗透了政治利益。其次，媒介会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必须顾及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中，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同步演化这一点呈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出版法律《大清报律》及第一批新闻法规都出现在“清末新政”时期，是和当时的政治改良同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安排出现在1912年前后，这得益于辛亥革命后政治制度层面宪政体制的确立，而当这种政治体制遭到强人袁世凯的篡改后，报刊审查制度便重新代替了出版自由制度，媒介自由也就名存实亡，“癸丑报灾”使报刊总数由400多种下降到了100来种即是明证，可见政治变化对媒介制度的影响之深远。1949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私营媒介随之消失，苏联《真理报》模式成为唯一的媒介制度，而1956年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人民日报》及其他地方党报纷纷改版，但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使得媒介改革进程中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重要的新闻改革，1942年的《解放日报》的改版、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及1978年以来媒介的“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无一不是与政治运动或政策变化相关。
从近代开始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变迁可以用“跌宕起伏”四个字来概括。中国自19世纪起便开启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可以称之为“现代化”过程。19世纪中国国内先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从1796～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1853～1868捻军起义到1855～1873年回民起义等，极大地削弱了清朝政府的统一中央集权；对外则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1839～1842年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与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与日本的甲午战争，及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而发生的与八国联军的战争等。内忧外患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在20世纪初盛行千年之久的“帝制”终于完结，但中国的转型仍然没有止息，20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事件：先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然后是打垮军阀，建立国民党独裁的1923～1928年的国民革命，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1945～1949年的解放战争，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新的探索，直至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转型之路仍在继续。这种政治变迁可谓风云变幻、错综复杂。
在总结19世纪以来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程时，萧功秦先生将这一历程划分为六个时期或说六次政治选择：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萧功秦认为：“六次政治选择”中的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于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905年以后又走向筹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这一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萧功秦将它概括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的这六次政治选择，萧功秦用六个强人的名字进行概括：他们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
相应地，我们发现每一种政治模式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这种媒介体制可以通过这一时期颁布的媒介管理制度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一些有标志性的媒介事件体现出来。
萧功秦将中国政治转型的时间节点置于洋务运动而不是鸦片战争这一点固然值得商榷，但这之后的概括无疑是简洁而精当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政治转型都影响着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换句话说，媒介体制的演进与政治转型几乎同步。
政治体制的变化引起媒介体制的变迁也可以从“老大哥”苏联的媒介制度变迁中看出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媒介体制”，媒介成为党的喉舌，私营媒介全部改造成国有。这当然是由苏联的政治体制决定，斯大林时期强化了这一布尔什维克党营媒介的体制。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苏联的媒介制度于是出现了重大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传媒法》，1991年年底前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继续执行《传媒法》。《传媒法》基本上将原有的“公有国营广播电视制度”在法律形式上做了彻底的改变。2000年普京亲政后，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再度调整，俄罗斯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遂转型为兼具英国的形式与法国管理内涵并适合于俄罗斯国情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可见，政治制度变迁与媒介体制演化具有高度的耦合性。
二、媒介制度变迁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高度相关
媒介专家尼古拉斯。加汉姆说：“社会传播的结构和进程已深深植入广泛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进程中。谁会说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对谁说？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并且被决定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起来研究。”考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与政治体制安排同步外，媒介制度的演变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发达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着一种同步演化的关系。学校教育的发展、社会团体的兴盛及工商业的繁荣，都是媒介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们与媒介制度变迁互为因果，共同演进。
（一）媒介制度与社会教育的发达及受教育人口的比例变化同步演化
以近代中国媒介的出现与繁荣为例，近代新式学校的出现既为媒介培养了创立者，也为媒介培养了读者，学校通过新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改变了受教育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为媒介的创办打下了人才基础和观念基础。
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的出现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媒介人才。在国人第一份成功报纸《循环日报》出现的1874年前后，中国的受教育人口已大大增加，特别是许多人进入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为西方媒介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准备了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报纸的读者群，对中国媒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据《剑桥晚清史》统计，1877年有6000人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到1890年上升到16836人，到1906年又升到57683人。除2000多所小学外，到1906年开办了近400所高等专科学校，包括许多大学在内。
与此同时，国内教育也发展起来，随着1862北京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新式教育开始中国兴起。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1866年在福州都成立了同样的学府。据相关部门统计，1904年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学生总数才92169人，而到1909年急增至1560270人。今人的研究成果表明，辛亥前夕学生数为300万，是1905年的12倍。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给中国媒介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实际上，早期新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教育渠道而不是报刊渠道，这当然是因为大众媒介不发达的原因，也和社会结构中文盲和半文盲占太大比重有关。正是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受教育人群的扩大，有文化的人群比例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结构得以改变，当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成形，他们便成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不论从政治、社会或文化的角度看，现代知识分子都与传统的士绅阶级有重要的不同。大体而言，这一阶层是在转型时代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的，在20世纪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散布新思想方面，他们是主要的社群媒体。”当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众传播媒介就具备了出现的条件。报刊的出现很快使它替代了学校教育的传播功能，成为超过教育传播渠道的主要传播手段。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媒介首先是在新式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催化下才逐渐演化出来，并得以生存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