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伍德（Collingwood）的“绝对前提”说认为，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从某个绝对前提出发建立其哲学体系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是如此。研究者在不同的动机、愿望与“绝对前提”驱使下，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文学现象，就可能会得出与其愿望相符合或至少是相关的理论见解。比如，仅仅在“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上，就至少有以下一些说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柏拉图认为文学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两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是纯形式；托多洛夫（Todorov）认为文学是使之能够表达的规则与符码的具体而系统的聚合；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以白日梦形式体现出来的想象的替代物；荣格（Carl Gustav Jung）认为文学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象征；福柯认为文学是某种权力的话语；埃斯卡皮（Escarpit）认为文学是包含设想、中介物和活动特性的特殊交流方式，等等。这些见解与文学理论主体的“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相联系，时时渗透在研究的过程中，成为他们从事研究活动的强大主体动力。
福柯就曾坦白地说，20多年来他工作的目标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在这一目标驱使下，他将自己的理论活动定位在“研究将人转变为主体的三种客体化方式”，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理论动机。福柯所从事的20多年理论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即研究者的动机意识可以作为某种动力介入到理论研究中，并可能产生重大的实际意义。原因在于，无论在文学阅读、接受还是研究过程中，人都不是以一种空白状态介入到对象中去的，而是带有一种“前理解”，即事先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有某种关于文学的理念，并依照这种理念开展文学活动。在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时尤其如此。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作为领会的此在向着可能性筹划它的存在。由于可能性作为展开的可能性反冲到此在之中，这种领会着的、向着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能在，领会的筹划活动本身具有使自身成形的可能性。我们把领会使自己成形的活动称为解释。”具体到文学理论，理论主体在进行研究时一般总是具有一定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从研究者的愿望和动机中获得了动力。当然，理论观念的形成不仅仅是满足研究愿望或“绝对前提”的过程，而可能包含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但从理论主体的角度看，愿望是促使理论观念形成的比较直接的动力，并通常以理论立场或思想倾向的形式表现出来，赋予某些理论观点以统一性，从而使文学理论话语体现出一定的向度特征。
②自主意识
自主意识指理论主体能够自觉地发起研究活动，并积极地将研究推向前进的意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复杂的，还可能受到经济、文化、政治及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许多难以把握的因素，研究者如何能够对特定的研究领域发生兴趣并从某一角度确立研究计划，如何设置适当的研究目标并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有赖于他们的自主意识。文学理论不仅要确认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各种已有的规范，而且要揭示作为整体的文学与文化环境、意识形态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诸如文学话语的机制如何被特定的意识形态修改，文学如何保持自己的美学立场，如何因为自己的美学立场而产生独特的发现等等，这些发现是其他学科无法承担的。究其原因，正在于文学理论研究者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相反，如果研究者人云亦云，缺乏自主意识，就会造成文论研究的模式化和文学理论的停滞不前。比如，“摹仿说”作为一种载体向度的文学理论，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竟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占据着西方文坛的主流地位，这其中固然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多种原因，但也与当时研究者的自主意识不够强有关。
文学理论研究是一种带有人文性的科学活动，从总体目标看，它应该是求“真”的，除要致力于解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样”、“文学有什么用”等“五个W”的基本问题之外，还应着力于探讨文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着力于将有关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学实践中去，并会在文学理论的向度上得到或多或少的表现。举例子来说，关于文学的“五个W”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般是从载体、本体等向度进行理解的，读者要么被看成是被动的接受者，要么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这样，就不可能在文学理论研究中达到“求真”的目的。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德国学者伊泽尔（Wolfgang Iser，又译伊瑟尔）以其《本文的召唤结构》、《暗隐的读者》、《阅读活动》等研究成果，与姚斯（Hans Robert Jauss，又译尧斯）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等著作一起，对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进行了批判，为文学理论朝着读者向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按照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本文是文学的唯一实体，每个本文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语言构造，是绝对地、无条件地独立的；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蕴藏在本文之中，一切背景材料和相关文献都是多余的。他们对“本文”这一概念反复进行讨论，认为本文是语言所记载的与作者原意相分离的一种客观知识载体。本文不同于“作品”，也不同于“文本”，既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人类知识演进的原因。正因为本文中记载的信息具有与作者的原意相分离的特点，为了正确解释人类知识的演进，必须重视读者的作用。以伊泽尔和姚斯为代表的研究者以此为重点，使文学的读者要素与其他要素一起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并可能在充分发挥研究者自主意识的基础上，纠正过去文学理论中忽略读者的弊端。
具体说来，伊泽尔与姚斯都曾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意识，都坚持将注意力从传统的对“作者—本文”之间关系的关注转向对“本文—读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将读者的作用作为自己的理论重点，并因此被人称为接受理论的“双璧”。但他们采取的途径和切入的角度又各有特色：在理论起点上，伊泽尔是从解释新批评和叙事理论开始其接受美学之路的，姚斯则作为小说研究者从对文学史的探讨走向了接受理论；在他们各自的哲学依据上，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影响很大，选择解释学作为哲学背景，而伊泽尔则钟情于现象学理论，其主要概念和理论模式大多是受英伽登的启迪；在理论重心上，姚斯一直对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伊泽尔则更重视对具体的“本文—读者”关系的纯理论探讨；在学术风格上，姚斯致力于进行接受美学的宏观构架，不断转移理论视角，不断修正和改变自己的理论观点，显得比较有气势，伊泽尔则更注重具体精细的微观建设和细致的研讨分析，使其理论成果因集中紧凑、前后一致而显得比较严谨……种种不同，都表明研究者的自主意识在文学理论生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及对理论向度的影响。
③批判怀疑意识
批判怀疑意识是对文学理论向度的形成或改变具有决定作用的一种主体意识，指研究者重视理性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重视对研究对象进行反思、评价和批判，并可能得出与以前截然相反的结论。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研究者面对着现有的理论，是否能够在肯定真理的同时对其中不合理或过时的部分进行大胆的否定、批判和怀疑，决定着文学理论的向度及发展进程。“正如汉斯.罗伯特.姚斯在他的论文中所能指出的那样，文学理论中的变革产生于先前理论中的空白，产生于对当前理论提出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对理论新的质疑。”在现存的文学理论中发现可疑之处并大胆地对其进行解剖和分析，肯定其中的合理部分，改造或变革其中与现实相违背的不合理部分，这是保证文学理论向度维持常态或发生改变的基本主体条件。
文学理论与其他各科知识、各门科学一样，是从各种问题开始的。问题就是矛盾或不一致，即理论与事实、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内部的矛盾，发现了这类问题，人们就可能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做出大胆的预测，于是就有了各种理论和科学。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更是明确主张“科学研究始于问题”。原因在于问题的提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从经验中观察什么、如何观察以及能够观察到什么，并直接决定着理论观点的提出和理论研究的方向。例如，由于研究者发现了19世纪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论中存在的问题，出于对这些理论的怀疑和反叛，法国诗人莫雷阿斯（Moreas）于1886年在《费加罗报》上提出了“象征主义”一词，要求诗人努力探索内心的“最高真实”，才使象征主义文论应运而生。
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曾经指出：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但是，意义是指方向的意义（Richtungssinn）。所以，问题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一种使答复唯一能被给出的方向，假如答复想是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答复的话，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
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问题的出现会带给被问的东西一种开放性，使人们可能从各个方面进行解释；其次，问题的开放性又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具有由问题的视阈所划定的指向或界限，从而预设了某种限制，使研究过程中的批判怀疑意识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
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坦白道，他曾带着近代物理学的知识结构去研究亚里士多德，并提出了一些不太符合规定情景的问题，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库恩发现，像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敏锐的先哲，在众多领域有过突出的理论贡献，但在谈到“运动”时居然说出了那样荒诞不经的观点，使他所有的天赋在解释运动时荡然无存，而且这些荒谬的见解在其后的漫长时代里被后继者不断进行讨论，且被反复引证，这使他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反思自己，并认识到：必须学会提出正确的问题，即把提出的问题与它的语境、条件、效应史等结合起来，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出原著中的荒谬之处，再尝试着提出问题。这样，从批判怀疑意识出发提出合理的问题，通过解决问题，就会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某种影响。
（2）理论主体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的特性
第一，文学理论研究者可能是他研究的文学现象所反映的社会事件的参与者，也可能是他所评判的社会群体中间的一分子，因此他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研究的主体，同时又是研究的客体。
歌德（Johann W.Goethe）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对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
文学理论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是这样：一方面，他面对的文学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缺乏主体的姿态或缺乏对客体的全面了解与认识，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研究主体又生活在文学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之中，他的研究活动与理论话语必须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吻合。因此，当德国文学理论家姚斯谈到自己的文学理论研究实践时，说自己是“积极的主体和消极的客体”，并主张既不写文学理论的过去，也不写它的未来，而是写它过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