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借鉴传播学的着力点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灌输问题的再认识
灌输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理论依据。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一定要坚持和贯彻这一原则，一些学者是表示怀疑或持否定态度的。有人认为灌输教育是一种强制的、封闭的、僵化的教育形式，是对受教育者的一种蒙昧、愚弄，是不道德的，反对把社会思想和道德规范通过说服、规劝等方式转化为学生的思想意识和品德。有人认为灌输理论是在20世纪初提出的，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文化程度低，现在工人阶级不仅成了国家的主人，而且文化程度提高了，应以“独立思考”、“自我教育”取代灌输。也有人认为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思想意识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人们已经厌倦了正面的说教，灌输教育已经失去意义了。在灌输原则的贯彻落实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强灌硬输，不能顾及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灌输过程缺乏真挚的情感投入和交流，其内容与形式毫无生气；灌输教条化，灌输者枯燥地照本宣科，不敢于或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不了灌输对象的实际问题等。
作为一种具体的人类传播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原则的合理性问题，需要从它是否符合人类一般传播规律的角度来考察。灌输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把流水引到需要水分的地方”；二是“输送思想、知识等”。灌输并非思想政治教育所特有，而是人类传播实践和传播现象的必然。在不同的传播形态中，灌输原则是传播活动必须坚持的，没有灌输就没有传播。比如，在组织传播中，无论是组织内部传播还是组织外部传播，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导向性。对内，组织传播要通过灌输组织宗旨、理念和组织精神，使组织成员统一思想，达成共识，认同组织目标，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外，组织传播要与外界环境进行积极地信息交流，如关于主义和宗旨的传播、发展和扩大组织的传播、组织自身形象和政绩的传播等。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是“自觉的、主动的，而公众是不具体、不确定的；高技术媒介造成的传播直感性，使得公众不由自主地变成了被动的信息输入者，选择自由和主动接受是很有限的”。相对于其较弱的事后反馈和互动机制来讲，大众传播过程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受众只能在媒介提供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和接触，没有灵活有效的反馈渠道，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由于大众媒介拥有相当的权威性、显著性，因而可以获得一种强大的控制舆论的社会机制。大众传播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
任何一种问题、意见、商品乃至人物、组织或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同时，大众传媒还具有一种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即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世，以此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对外宣传的核心原则就是灌输。对外宣传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生活中始终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仍不遗余力地将资本主义民主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商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灌输给非西方国家。它们通过控制大通讯社、大众传播媒介，应用先进的传播技术等手段和方式，垄断国际新闻的发布权，控制世界范围国际新闻的报道和流通。绝大多数国际新闻的内容都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观点、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审美标准和新闻价值筛选和报道的，最终是满足国家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美国经常利用新闻宣传，发挥“胡萝卜＋大棒”的战术威慑作用，制造国际舆论，塑造有利的国际形象。在制定对现实的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政策时，把媒体作为配合美国威慑力量的“军事力量的放大器”，试图制造一种“CNN效果”。以上几种基本的传播形态，虽然也谋求反馈、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以及传播的技巧、方式和方法等，但就“输送思想、知识等”这一本意而言，灌输是这些传播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灌输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基本原则。列宁曾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所说的灌输是为了批判轻视理论、脱离理论指导的错误倾向，要求共产党应自觉地、有计划地向无产阶级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在这里，灌输是作为一项任务和一项原则提出来的。毛泽东曾说：“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意识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后天形成的，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不可能自发产生，而必须从外面灌输。不进行革命理论的灌输，就不能使群众认识真理，提高思想觉悟，把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原则不能因为在其实施过程中存在有问题就简单地加以否定。
相反，没有灌输，也就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没有思想政治信息的传播，也谈不上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不坚持灌输原则就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失去存在的意义。即使是西方的一些学者也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是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利益主体、思想观念多样化的情况下，要实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同奋斗，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和错觉。正如列宁所说：“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距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坚持思想政治的灌输教育，提高灌输质量，首先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有效传播。实现灌输目标，达到灌输效果，要把有效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受教育者。当代社会以“信息爆炸和知识匮乏”为特征的信息环境造成了灌输困难。“信息爆炸”是人们对当代社会大量出现并加速增长的各种信息现象的描述，主要表现为新闻信息飞速增加，娱乐信息急剧攀升和广告信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这种全方位的信息传播格局，其信息量之巨可想而知。滚滚而来的各类信息大大超过了人们的处理能力和有效应用的需要，造成个人接受严重“超载”。大量无关的冗余信息严重干扰受众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分辨和正确选择。同时，与信息爆炸相伴生的是知识匮乏。信息未必是知识，信息爆炸未必就是知识满溢。信息与知识的增长失衡，在信息传播总量中知识性信息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从而产生了知识匮乏的现象。如果包括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理论观念等在内的思想政治信息不能准确、及时、有效地传播，带来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有效性的干扰。
其次要不断创新灌输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灌输经验和技巧，研究思想政治信息的传播和接受规律。要重视受教育者，将受教育者放在第一位。要不断创新，将有说服力的灌输教育，转化为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改变传统的以教育者为中心的观念，代之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观念；改变单向式灌输观念，代之以启发式和双向交流式灌输观念；改变传统的把灌输单纯作为传授知识的手段的观念，树立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思想政治情感、信念、判断和行为能力的灌输观。在灌输中注重激发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重视培养他们收集并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接受灌输的过程成为既是“授之以鱼”的过程，更是“授之以渔”的过程。
（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模式化探讨
传播过程是一个多要素互动的动态过程，对其进行认识与研究存在相当的难度。模式是对客观事物的内外部机制直观而简洁的描述，它是理论的简化形式，可以向人们提供客观事物的整体信息。传播模式就是科学地、抽象地在理论上把握传播的基本结构与过程，描述其中的要素、环节及相关变量的关系。传播过程的模式化描述，是在对传播规律深刻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帮助人们认识传播规律，运用传播规律，指导传播实践，推动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有利工具。传播模式和对传播规律的探索，是人们深化对传播现象研究的两个方面。
早期的传播学研究认为传播过程是单向流动过程，提出了单向传播模式。研究包括五个内容：控制分析（谁）、内容分析（说什么）、媒介分析（通过什么渠道）、受众分析（对谁）和效果分析（取得什么效果）。但用这一模式来反映复杂的人类传播显然过于简单化。于是传播学者又提出双向环形传播模式。这一模式克服了直线单向的缺点，补充了反馈的要素、环节和渠道，受众可据此更积极、更主动地介入传播过程，更符合人类传播互动的特点。但是它仍没能超出从过程本身或从过程内部来说明过程的范畴，不能揭示社会传播的总体面貌。随着对传播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以及系统论原理和方法的运用，人们提出更加科学的传播模式理论，其基本思路是把传播活动或过程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体现了社会传播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综合系统。
如马莱兹克关于大众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揭示了影响传播者、接收者、传播过程的诸多因素的内在联系。传播者的自我形象、个性结构、工作“群体”、社会环境、媒介内容和来自媒介的压力和约束；接收者的自我形象、个性结构、社会环境、接收者心目中的媒介形象以及一些其他相关因素，如接收者与传播者相互间的形象和来自接收者的自发性反馈等，都是影响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