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文学理论方面，还是从中外文学史的实践方面来看，生活地域、职业等因素对作家心态的影响，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也不例外。
作家心态是由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正如每一个个体的人都会受到来自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家庭以及自身生理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样，一个个体作家的心态本身也会因为受到多方面的刺激而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状态，具有多面性、矛盾性和变异性。
作家心态是客观的生存环境、主体的生理机制、心理机能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说来，作家心态又具有一定的恒定性。在这诸多因素都处于比较稳定状态的时候，作家心态一般不易发生很大的变异。因此，作家心态具有一定的可把握性。而一旦影响作家心态生成的那些因素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异，作家心态也就相应表现出较大的变异。
每一个个体作家的心态都是纷纭复杂的，要想把握一个时代大多数作家的总体心态，更是困难重重。但是，在中外文学史上，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时代，处在剧烈变动之中的时代特征对作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他个别因素，致使整个时代的作家表现出一些相对类似的心态。
明清之际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崇祯年间，魏阉集团刚被铲除，东北边患日益严重，流民义军势力日强，临近末日的感觉在社会上弥漫，小说作家们普遍发出“警世”、“醒世”的声音。崇祯十七年天翻地覆的易代之变，将末日景象真实、残酷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明清之际流民义军的“以下犯上”和满清王朝的“以夷制夏”，对当时士人精神上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痛定思痛，反思过去，探究明亡的原因，追悼故国，表达遗民心迹。
这三十四年间小说作家的心态，是颇具风格而耐人寻味的。此时作家心态的趋同性，使我们对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的研究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作家心态的纷纭变迁，又使我们的探索工作异常艰难。为了梳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这一特殊时期的某些特殊现象，我们将知难而进，尽量明晰地梳理出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的几种类型，探索这些心态生成的诸多因素，把握其流变的过程。
第一节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的类型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与清末等夹缝时期有相似之处。对这一时期作家心态的深入探究，可以推广到其他相似时期，在文学史上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大致可以归为五种类型，即警世心态、救世心态、劝世心态、愤世心态和隐世心态。此章内容是在参照张俊老师的小说史课堂讲义基础上衍生的。
一、警世心态
警世心态是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他们关注现实，希望能以小说警醒世人，使人们免于沉沦堕落。此时涌现的时事小说创作热潮，就是关注现实的警世心态的典型表现。这种心态不但在作品中的文字、作品前后的序、跋中直接加以表达，还在作家自己所取的名号、斋名和书名中，也间接地表达出来。
早在天启年间，冯梦龙完成“三言”的编撰时，就明确说明“三言”有“木铎醒世”之意。先是金陵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识语》中说：
自昔博洽鸿儒，兼采稗官野史，而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淫词，大伤雅道。本坊耻之。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
这段识语说明，兼善堂的书坊主不满于当时一些书坊主在“便于下里之耳目”的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中，“取淫词”而“射利”，结果“大伤雅道”。兼善堂以此种做法为耻，故声明《警世通言》属于“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表达了兼善堂秉承“木铎老人之遗意”欲以小说“警世劝俗”的心态。
后来的衍庆堂刻本《醒世恒言·识语》，明确点出了“三言”的命名原由：
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醒世恒言》，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根据这个识语，可知“三言”的命名原由是“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其实，《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个名称的本身就彰显了作者“喻世”、“警世”、“醒世”的创作心态。
冯梦龙的“三言”和他的心态，对崇祯年间小说作家心态影响深远。崇祯年间，小说作家的这种心态表现更为普遍。“警世”心态在作品序跋中有直接的表达。
无名氏《醉醒石·题辞》中，曾通过《醉醒石》这一小说作品名称的命名由来，谈到其作者东鲁古狂生的心态。《题辞》说：
李赞皇之平泉庄，有醉醒石焉，醉甚而倚其上，其醉态立失。是编也，盖亦醒醉之石也。《醉醒石》，转引自郑振绎《中国文学研究》。
《醉醒石·题辞》点明，东鲁古狂生编著话本小说集《醉醒石》，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成为“醒醉之石”，以起到唤醒沉醉于昏蒙状态的世道人心的作用。
园主人陆云龙在《清夜钟·自序》中，也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心态：
余偶有撰著，盖借谐谈说法，将以明（原刻“明”，应为“鸣”。笔者按）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著觉人意也。大众洗耳，莫只当春风一过，负却一片推敲苦心！
他说自己写作《清夜钟》，是想“借谐谈说法”。他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像清夜里震响的钟声，鸣响“忠孝之铎”，唤醒“奸回”之心；振响“贤哲之铃”，惊回顽薄的人心。
西湖渔隐在《欢喜冤家·叙》中也说，他撰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依“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咏之奏”的传统，将“致趣无穷”、“诙谐有窍”的“非欢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欢喜”的故事，“公之世人，唤醒大梦”。目的是“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能够有补于世。
二、救世心态
一些小说作家希望能以小说救助社会。天启年间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说这部作品“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明确表达本书的内容和命名标准是救世度世。
崇祯元年（1628），凌濛初在《拍案惊奇·自序》中，认为当时有一种轻薄、荒诞、亵秽的文风，有碍“名教”，流毒很深，应当严厉禁止。他所提倡的，正是冯梦龙在“三言”中所表现的文风意趣。他说：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言》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刮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
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微，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
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拍案惊奇》，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凌濛初编撰“二拍”，意在追随冯梦龙的文风，希望小说的创作能有补世道人心，起到一定的救世的作用。
吟啸主人在崇祯六年（1633）的《近报丛谭平虏传·序》中，也明确提出他的创作目的是希望小说能“有补于人心世道”。他说，书写成后，有人提出疑问：“风闻得真假参半乎？”他回答道：
苟有补于人心世道者，即微讹何妨。有坏于人心世道者，虽真亦置。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补于人心世道，既使所写的故事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也没有什么大碍；相反，如果有坏于人心世道，即使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不能在小说中作为素材加以宣扬，而是弃置不用。吟啸主人对小说创作中的素材取舍，是以是否“有补于人心世道”为标准的。
三、劝世心态
除了欲以小说“警世”、“救世”之外，一些小说作家还希望能以小说中所描述的因果报应的观念，止人恶念，劝人为善。
劝世心态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流行，与当时社会上善书流行的现象有一定的关系。天启年间衍庆堂在《喻世明言·识语》中指出作者的心态：
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十种，□，表示此处缺一字。下文同。见者侈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阁置可惜。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言显易，可以开□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
《喻世明言·识语》认为《喻世明言》可以“相劝于善”，可为“世道之一助”。
冯梦龙在《今古奇观·序》（署名“笑花主人”）中，进一步明确了小说劝人为善的功能。他说：
小说者，正史之馀也。……
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
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
吾安知闾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若作吞刀吐火，冬雷夏冰例观，是引人云雾，全无是处。吾以望之善读小说者！
他认为小说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仁义礼智”、“忠孝节烈”、“善恶果报”、“圣贤豪杰”的描写，使“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谔，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从而使小说起到和正史一样的作用；而那些能够在阅读中体会到作者的劝世之心并且接受劝诫的人，才是“善读小说者”。
凌濛初深切领会冯梦龙创作小说的劝世用意，并加以继承。他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说到“二拍”是：
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
点明《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创作主旨是“意存劝戒”。
继冯梦龙、凌濛初之后，这种劝世心态在崇祯、顺治年间的话本小说作家中颇为盛行。署名“古吴龙子犹撰”的《石点头·叙》中，将“小说家”与“高僧”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劝人为善的心态是相同的。
继《石点头》之后编纂的话本小说集《照世杯》的作者酌元亭主人，也欲以小说劝世。
他说酌元亭主人、紫阳道人、睡乡祭酒等几位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都是“忧悯世道，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表现出一定的劝世心态。
明清之际话本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李渔，也具有这种劝世心态。他的友人杜浚于顺治十五年（1658）在《十二楼·序》中，讲到李渔以小说劝人向善的心迹时说：
笠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厥功伟矣！清乾隆年间消闲居精刊本《十二楼》，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杜浚认为李渔的《十二楼》诙谐幽默，引人入胜，借幽默有趣的故事“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使人以轻松的心态来做善事、乐于做善事，这种功劳是很伟大的。
西湖钓叟在顺治十七年（1660）的《续金瓶梅·集序》中，就曾说到《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的劝世心态：
《续金瓶梅》者，惩述者不达作者之意，尊今圣明颁行《太上感应篇》，以《金瓶梅》为之注脚，本阴阳鬼神以为经，取声色货利以为纬，大而君臣家国，细而闺壸婢仆，兵火之离合，桑海之变迁，生死起灭，幻入风云，因果禅宗，寓言亵昵，于是乎谐言而非蔓，理言而非腐，而其旨一归之劝世。
他认为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一书中，通过书中人物的命运，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意在劝世。他还说：
此夫为隐言、显言、放言、正言，而以夸、以刺无不备焉者也。以之翼圣也可，以之赞经也可。
西湖钓叟进一步夸大了《续金瓶梅》在劝世方面的功能，认为它可以“翼圣”、“赞经”。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频繁而刻意地表达自己的警世、救世心态，也有欲将小说经典化的一面。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在表达自己的警世、救世心态时，往往借助于因果报应故事的叙述。这与当时的时代风尚有关。只不过有的作家偏重于唤醒人心，有的作家偏重于救度世人，而有的作家则偏重于劝人为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