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很长时间没在大学讲台上作学术报告了。我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20年，对讲台特别有感情。人们见了我，凡是喊李老师的，是我的学生；喊李校长的，是我原来华中师范大学的同事；喊司长的，是我到北京后结交的新朋友。非常感谢各位来听我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新的世纪新的语言观》。
一、语言是什么
先给语言下一个定义：“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体系；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这个定义讲了这么几个子命题：
第一，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界也有它们的交际手段，比如黑猩猩，可以用30多种符号进行交流。英国曾经有一位女高中生，叫珍妮？古多尔，对动物特别感兴趣，高中毕业不想读大学，就到非洲森林里面去观察黑猩猩等动物，后来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黑猩猩在召唤》，讲了动物语言的许多情况。但是，尽管动物界有各种各样的交际系统，还是无法和人的交际系统相比；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是因为我们有语言，有强大的、随心所欲的交际符号系统。
第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谓交际就是传递思想、表达情感。人类会用很多方式来传递思想、表达情感，比如音乐、图画、手势等等。但归根到底，语言是最重要的，它负载着人类信息的80%，而且音乐、绘画、服饰、首饰等等，也都需要通过语言的解释，才能够真正把握它的含义。
第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心理学家曾经做过实验，让人算数学题，在发音器官的有关部位贴上电极，发现口算和心算，发音器官都在做相似的运动。这说明在沉思默想时，人类也在用内部语言“说话”，思维需要借助语言作为工具。当然，内部语言同外部语言相比，有一些距离。内部语言比较简单，外部语言比较连贯，等等。
第四，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语言，文化就无法存在。语言和文字，记录着人类的发展史。比如，时间的表示方式多是采用空间表示方式，如“后天、前年、深夜、两天以后、三天之前”的“后、前、深、以后、之前”，本来都是表示空间的。这种现象说明人类首先获得较为具体的空间概念，然后获得较为抽象的时间概念。再如“姜、羌、美”三字，构字方式十分接近：上面是“羊”；下面分别是“女、儿、大”，都是表示“人”的。“女”是人类半边天，“儿、大”是“人”的古写。“姜、羌、美”的构字图景是相同的，都是人举着羊图腾或是戴着羊面具。“美”很显然来自于原始图腾的崇拜。到了收获或祭祀的季节，牧羊民族举着羊头，载歌载舞。“羌”，《说文解字》说是“西戎牧羊人也”，就是今天羌族的祖先。“姜”是汉族的一个姓氏，姓氏中带“女”的，如“姬、姚、嬴、妫”等，都是较早的姓氏。“姜”是很早就融入汉族的羌族的一支。“姜、羌、美”三字，也记述着一些中华历史文化。
二、妥善处理语言关系
到了21世纪，必须重新审视语言问题，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世纪的语言观。新世纪的语言观应该怎样描述，还是需要研究的课题。但是，建立新世纪的语言观，起码应当考虑四个因素：1.应能指导人们妥善处理语言之间的关系；2.应当面向信息化；3.应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4.应充分考虑中华语言走向世界。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语言关系主要有如下四种：
1.母语和外语的关系
这是当前中国在语言问题上遇到的最大困惑。处理好母语和外语的关系，首先要有一个基本态度：不能把外语和母语对立起来。中国的外语教育发生得很早，大约在秦汉就开始了。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始自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和管理知识，为了能够同世界对话，为了走向世界，一直在努力学习外语，付出了金钱、精力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迄今为止，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约有三个亿。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各种会议上，很少有用汉语讲话的机会。所以，中国急需精通母语和外语的双语人才。母语是根，外语是用。不能为了强调母语就排斥外语学习，也不能让外语压迫母语。
全民学外语不一定合理。人们的外语学习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最近研究发现，语言学习能力与认知特点有关。认知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善于把人物和背景分开的，叫做凸显型认知；一类是把人物和景物混在一起的，叫做一体性认知。外语学习能力好的，一般都是一体性认知。因此，对所有的人用一个外语标准要求，不符合“语言学能”理论。应当制定科学的公民语言能力标准，包括母语水平和外语水平。
2.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
我国有56个民族，一百多种语言。有一首歌的歌词说，“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种语言，同说一句话……”这是把我国的语言说少了。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重要体现。要妥善处理好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对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十分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一百多种语言中，多数没有文字，靠的是口耳相传。语言是人类瑰宝，少数民族语言里包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人情，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但中国有不少语言已濒临消亡，如满语、赫哲语、土家语、畲语、鄂伦春语等。满清时期，俄国人从我们东北和西北，掠夺去了相当于12个法国那么大面积的领土。国家存放的大量满清档案，以后却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了。好在清朝乾隆年间，从东北派锡伯族到新疆戍边，现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锡伯族，就是这支队伍的后裔。锡伯语和满语基本一致，所以锡伯族的学生如果能把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掌握好，对研究这些满清档案大有用场。这是民族语言重要性的一个例子。保护民族语言资源，是我们的文化责任。但是当前民族语言濒危现象十分严重，应引起关注，应采取行动。
3.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
汉民族共同语早在先秦时期就建立起来了，当时称为“雅言”，到了汉代，有所谓的“通语”。到了明清时代，有所谓的官话。清代要求易地为官，当官的人就应当会说“官话”。雍正年代，福建、广东的官员到北京，雍正听不懂他们的话，于是下达了在闽粤建立“正音书院”的圣旨，推行汉民族共同语。福建官吏很听话，广东的官吏没认真执行，直到今天福建人的普通话要比广东人说得好。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之后汉民族共同语称“国语”。新中国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话，海外称“华语”。200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普通话法定为“国家通用语言”。
普通话快速推广，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其主要动因是经济、教育、交通通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形成统一的市场，要走工业化道路，语言统一是必然结果。语言统一与工业化的进程是成正比的。据调查，上世纪末，能讲普通话的人数是53.06%，现在大约有60%左右。这是否说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只有60%？
普通话推广到今天，必须认真考虑几个问题：第一，就中国现有的条件看，能够让100％的人都能讲普通话吗？除去老年人、儿童、有语言疾病者，普通话推广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几？第二，普及普通话的同时，怎么给方言留下空间，方言也是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第三，方言区对普通话的认同度如何？少数民族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度如何？普通话推广度与这种认同度是何关系？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新世纪的普通话推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