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作为整体的社会而言，作为其分系统的大众传媒与政治的典型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目标是引起对共同议题的尽可能广泛的兴趣。每一个媒体都必须讲求企业经济合理性，以保障在其目标群体中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对整个传媒系统而言，各个大众媒体之间的竞争产生出似乎量多成患的信息及娱乐产品，它们的选择主要根据所追求的目标群体的需求进行。在此意义上，它们具有面向观众的特征。不受欢迎的产品，在合算的前提下会被修改、花样翻新，或者，一旦得不到广泛的反响，就干脆被抛弃。
只要不是像讽刺、相声、讥嘲等那样与现实有另一层面的关系，提供有关政治世界的信息和报道的传媒产品不可避免地被要求以恰当的方式重现其所涉及的东西。由于现实政治事件数量无穷，大众传媒的中介能力始终极其有限，这就迫使它们对所要报道的以及如何表现的东西进行严格筛选。筛选时，在最佳情况下，所期待的观众兴趣和所报道事件的特性同时起着决定性作用。
经验研究表明，所有大众交流，不论是印刷传媒还是电台传媒，不论是在中介的何种阶段，从通讯社到对产品的最终编辑加工，还是在对事件及其侧重点的选择和评估方面，实行的都是同样的过滤系统。这一选择机制并非是有意确定然后有目的地被实行的标准，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专业化的共识，即使记者本人对其并无意识，它也照常被遵守。这一选择机制受消息价值的制约，这一价值还在对诸多选项进行筛选时就已经根据所报道事件可期待的轰动价值而准确并一以贯之地被制造出来。
在报道政治现实事件时，新闻因素通过传媒体系触角发挥选择因素的作用，并对传媒真实图像发挥持续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以一种多重反复加强的方式，不断应用于选择过程的各个阶段。首先，人们在从通讯社到记者终端产品产生出来的所有各阶段总是一再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们。其次，它们在信息素材继续加工的全过程中一再有效。再次，它们只是突出所观察事件的适合于己的侧面。采用这种方式，它们始终起着方向一致、加强和重复的作用，因而，它们的过滤功能几乎发展成一种严密的力量。
对新闻因素的经验性研究起始于约翰·加尔同，在德国传媒学中主要由温弗雷德·舒尔茨，发扬光大并精确化。在其经验性研究中，舒尔茨确认了十几个新闻因素，并证明，它们是传媒人士的一种共识，显示了他们所认为世间何种东西重要并值得报道。它表明，媒体对政治感兴趣并因此愿意加以报道的选择标准与政治自己所表现的特殊性处于极端的张力关系中。
引起传媒关注的第一项基本条件是政治世界中事情的事件性。只要不能以事件的形式出现，或有理由激化成事件，或至少能够与事件挂上钩，任何思想、纲领、设想、解释、期待、文本或项目都无望成为传媒重构现实的原材料。能够增加所报道事件新闻价值的重要新闻因素是：发生的短暂性，并尽可能是已然结束的故事；它与观察者在空间、政治和文化上的近距离；信息在现存众所周知的议题框架内的意外价值；事件的冲突性、巨大损害或特殊成果及成就。
对所有媒体，尤其是图像媒体而言，人物化的两种互相可资区别的层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传媒乐于关注那些由个人决定或代表的事件。而若有名人进入游戏，则其关注程度更高。
一桩事件符合这些新闻因素的程度越高，其期待新闻价值也就越高，就越能引起传媒的兴趣。显然，一桩事件获得传媒关注的最可靠因素就是：有数量有限的名人参与，而在文化、政治或生活空间上，他们来自观察者的近旁，在令人惊讶的冲突行动中能够拿出政绩或成果，或者遭受重创。
按照这些规定进行的传媒系统选择过程基本上独立于所报道的真实世界的事件逻辑，因为，媒体自己并不愿意作为内部活动者参与该过程，也不寻求学术上的精确理解，而是按其专业标准，赢得尽可能多的观众对相关事件的注意。这样，事件和名人效应便成为媒体真实阅读器的协调系统中的最重要枢纽。按照预先关注值筛选出来的片段政治真实，经过选择逻辑过滤器，进入编辑工场，又在那里按照通过展示能在设想的目标组群那里得到最大关注的规则被重新组合。这些规则及其在个别传媒产品制作时的人为应用，显然比选择规则本身更受制于大众口味和各个传媒技术可能性的社会文化变迁。它们总是具有实验的性质，它们的作用立即受到仔细观察并被评估，因为，一旦未出现所追求的关注效果，它们就会被纠正或者调换。
与各种媒体的不同性质相当，高质量媒体和街头小报一类媒体之间、印刷媒体和声像媒体之间在报道形式方面区别显著。作为现时代标志性媒体的电视对所有各方都起着先锋、磁石或标准的作用。尽管各种传媒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它们或多或少都遵守某种表现规则，当真实片段经过筛选规则的过滤系统，在传媒加工程序的末端重新被组合成似乎反映了某个政治生活片段的产品时，这一表现规则就以通常的和可能的形式得到运用。经验研究显示，表现规则实质上与作为文化模式借以收效的戏剧所遵守的规则完全一样，其差别只在于，媒体表演一般并不为人所识。用于该过程的戏剧学意义上的表演这一概念是一种分析性的，即对一种技术手段的中性描述，使用该技术是为了将某事件借助一种精心构造的符号系统组合使其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它的特点和应用因媒体的不同及传媒生产者的专业水平不同而有程度上的、但非种类上的区别。一件事情在报纸的文章中或在电视中都同样可以很好地被导演成一出戏剧、英雄故事、有趣的小品或名人故事。电视在当代大众中的成功使它的表现风格成了全部媒介效仿的榜样，尽管质量型印刷媒体仍能有效保持其距离。当然，在似乎镜子般忠实的纪录文献式图像手段方面，电视远较所有其他媒介为胜，虽然它们在其报道中，以及附加图片中同样可以唤起生动的现实幻觉。
作为第二种传媒过滤系统，表演规则大致可分为九种模式，它们可以在研究印刷媒介和图像媒介对政治事件的上演方式时作经验的重构。在精细的分析中，它们还可以继续细分。这九种模式分别是：个人化；神话式英雄冲突；戏剧；典范叙述；辩论；社会角色戏剧；象征行为；娱乐艺术；融合社会的新闻程式。
个人化依据在共同体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神话中具有强烈重要性的东西，安排并导演自然个人通过其语言或非语言的全部表现而使其成为特性、力量、倾向、道德、纲领或权力的代表。例如，布莱尔和施罗德就被表现成新型的、无瑕疵的和雷厉风行者的意志、道德和力量的化身。至于他们所推行的行动计划的内容则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他们以接近神话英雄的超人品质的演员形象出现。
神话式英雄冲突所上演的是政治舞台上作为英雄命运之战的各种潮流、利益和理念之间的冲突；或者，它将最高层政治家所代表的政治冲突拔高成超个人命运权力之间的决定性战役。
戏剧或微型戏剧作为一种简单但有效的表演模式在印刷媒介和电台电视台都同样普及。它表现的是个人——这里他们不必是英雄——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冲突出现性命攸关的激化，最后，只有胜利者、战败者和悲剧性的失败者。人类的胜利及其失败、应得的或不应得的幸运或惨境所产生的激情以一种人为的紧张气氛被展示出来。
典范叙述常见于传媒故事中，故事中的人物类似于一再出现的生活原型（父母、朋友、敌人、统治者、好人、恶人、叛徒、无辜者、智者、知情者、钻营者、流浪汉、刁钻者、阴谋家、强者或无权无势者），他们以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政治行为者形象出现并建构出一件事情，传媒则将其作为一连串的重要典故传达给我们。
社会融合新闻程式几乎在私营或公营电视台的各种形式的电视新闻中都可以看到。父亲般严肃或和蔼可亲、无论如何都显得可靠和可信赖的播音员在固定的时间程式化地对全地区发出声音。他领着我们走，搭配匀当、合人口味地传达给我们来自这个复杂世界的消息，让这个世界变得能够理解，即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充满威胁的东西，他也能让它们显得有意思，从而强迫这个世界进入稳定秩序的不变程式之中。
辩论是轰动谈话秀这一种类的基本原则。不惜任何代价制造冲突，使情绪和激动达到极点——谈话秀旨在产生最高程度的紧张。为达此效果，“主持人”怂恿辩论者作针锋相对的陈述和反陈述，其冲突的激烈程度非一般的对话所能望其项背。
政治及其传媒表现中的娱乐艺术通常是一种无关痛痒的娱乐。玩笑、笑话、诙谐、个人故事、闹剧、音乐和游戏为其主要形式。政治家一般以全然私人的、自然人的形象出现，或许还会与夫人和孩子一同出场。有时，在不使人扫兴的前提下，政治题目会像可口的作料一样，被添加进来。
社会角色戏剧是谈话秀的另一种形式。参与者在导演的安排下，不能进行真正的对话，而是一再被强制扮演某一社会角色，例如企业委员会成员或业主，政治家或批评家，从而使事先构思好的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角色戏剧能够展开。没有任何一个议题会以行动为方向，得到充分讨论和真正的解释。主持人和摄像师更重视的是将参与者们的表情、手势及其整个表意的身体戏剧化地置入画面；按其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角色，被邀请来的客人们则自始至终扮演其预先设定的社会角色。导演所设想的在社会结构中应发生的社会角色冲突被受邀者在导演的安排下加以饰演。
在象征行为中，某个杰出个人深具象征意义的“肢体动作”所产生的强烈画面使一种全面的、贯穿了整个社会的意义联系呈现于世人眼前。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集中营纪念碑前的下跪，或里根总统在朝鲜边界线的战壕前灯塔般的出现，都向观众们展示或建议了一种希望具有社会意义的态度和立场。它成为一种空洞的表象政治。里根总统对学校的大吹大擂的访问就是一例。此次访问意在显示他对学校命运的特别关心，而实际上，他的政府正在削减学校经费。象征性的表象政治只是上演一种行为，它表面上指出了某种真实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真实世界中却正好没有发生。
传媒表演手段的这一丰富保留曲目几乎完全取自舞台戏剧的宝库。正如更仔细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它是面对素材时可能增加注意力的一整套表现手法，虽然不是全部，但至少大量使用了那些素材，并在各种表演中使素材中的原有情节和信息内涵或表现出来或消失不见。从其增加注意力的形式语言而言，传媒在原则上总有可能进行某种空洞的表演，在这中间，其自我娱乐价值自立化，政治议题只具有关键词的作用，以便能够在论题化表演中使所报道的内容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泛泛的文化批评仅在此类表演的娱乐价值中便显示出了导致非政治化的那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波斯特曼明确指出了传媒娱乐价值非政治化的自立化，这当然是他的功绩。不过，他以经验上站不住脚的方式笼统地将娱乐性与无信息性等量齐观。——作者注
对戏剧的考察，以及对出自此类表演模式保留曲目的单个表演的更细致观察却显示了另外的东西。一个跨学科研究项目在其对各种印刷和电视媒介的表演方式及其各种信息和论点内容的并列分析中，对表演方式和论题内容的关联进行了研究。参与该项目的有传媒学家、戏剧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请比较：研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所有这些各个不同的表演形式虽然都显示出具有某种接受政治逻辑的能力，并且能够根据其自有的结构规则以不同的合题形式加以处理。然而，除了象征表象行为这个虽常被使用但是唯一的特例外，它们要么是作为传媒形式表演的空转而在政治上毫无内容可言，也就是说，只在纯粹的娱乐性里寻求其美学形式；要么接受政治的东西，进行美学加工，并使用自己的手段使其具备某种信息性和论据性。电视中的座谈在陈述和反陈述的集中过程中可以让某事情变得明了，也可能只是产生明了的假象。因为，对声音、表情和手势的娱乐表演最终决定了整个过程，根据表演计划的标准所设想的观众的印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媒介美学和政治的合题形式几乎是无限的，它们既可以尽量迎合也可以强烈阻碍对政治的理解。对传媒政治中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表演本身，而是何种东西以何种方式进入了表演中。大众传媒的表演机会是一种临时结构，它可以被传媒人士在考虑到政治的信息性和论据性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信息娱乐可以成为一种极佳的政治中介方式，前提是，它不单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给所讨论的事情提供恰如其分的信息而利用其抵达广泛大众的机会。而这一机会——多特蒙德研究项目也提供了证明——在电视和部分印刷媒体的日常政治中介实践中很少被利用。
